《悲情城市》- 家道的演變與傳承，需要靠好幾代人的血與淚才能突破，而每個家庭的經歷，會凝聚成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

想寫悲情城市這部片很久了，但我一直遲遲不敢動筆，心裡有個不確定，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辦法用文字好好支撐起這個歷史事件哪怕一點點的重量，但......我還是想寫。我想我是希望彌補心中一部分的缺憾，那就是，在我父親還能自在地侃侃而談時，我沒有花太多時間去邀請他分享他的人生經驗，了解他過去是怎麼生活的；現在父親無法開口說話了，我很懊悔，很想從其他故事裡了解是什麼樣的環境讓我父親成為了這樣堅忍的硬漢。

1895年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開啟了長達51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多地受到不平等對待及鎮壓。日人看上了基隆的漁業及金瓜石所蘊含的豐富礦產，在日本頒布了台灣礦業規則後，一直以來寂靜的基隆山頓時成了殖民開墾的輝煌城市。在這期間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為了培養更多的戰力，日本在台灣推行了皇民化政策(1937-1945)基本與二戰時間(1939-1945)重合，徵招了萬名台灣男子，披上日軍的戰袍送上南洋戰場出征。

1945年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陳儀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新一輪的殖民統治再次展開，經歷了51年的日本統治，舊居民與新政府有很嚴重的語言文化鴻溝，過去與日本維持的平衡再次受到新勢力的介入衝擊，加上國共內戰急需資源，台灣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被大量送往內陸以致本土惡性通膨民不聊生，積壓的民怨在 228 事件中瞬間炸開了鍋，地方官民衝突不斷，政府表面溫情喊話實則血腥鎮壓，加上地方角力的拉扯，氾濫的舉報底下產生了無數的冤魂。在平民的視角中，資訊流通相當閉塞，人們只能透過口耳相傳，或是發現親人的失蹤來片段地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也在台實施戒嚴，俗稱的白色恐怖時期，「黨外民主運動人士」，「主張台灣獨立者」，與「共匪」都在其肅清的名單之列，在那個時空背景下，國民政府本身因經歷長期的戰爭與內鬥，加上內部官紀敗壞、貪官汙吏奸商橫行，民心動蕩也致使共產主義有機可趁，此時期被監禁、槍決的人當中，確實不乏真正的地下黨員，但也有不少是因為個人恩怨或權力鬥爭，或只因為敏感的言論而遭到整肅。那漫長而壓抑的歲月裡，無數無辜居民溫熱的鮮血在處決的刑場地上，靜默的流淌著。(另推薦流麻溝十五號，透過這部電影可以看到眾多「新生」當時在火燒島，自己蓋著關押自己的監獄，那種絕望處境）

直到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初步的解開了籠罩在台灣這片土地長久一來被殖民的第一道枷鎖，民主是一段長遠的進程，自由的生活是一種能力，需要從被奴役的思想中慢慢學習，慢慢解放。

電影中三代人，林家大家長林阿祿由李天祿(國寶級布袋戲大師)飾演，林家的大兒子(當家)林文雄由陳松勇飾演，么兒林文清由梁朝偉飾演，還有最後一代林文清的兒子阿謙。其中我想聚焦的是林阿祿、林文雄、林文清的角色特質，他們分別代表三個不同時代背景下刻印在他們生命裡的處世之道。

林家的大家長林阿祿，他所代表的世代是在日治統治時期，對抗殖民軍政府的一方流氓勢力，從林阿祿的台詞中，我們可以理解到林家的發跡是來自於林阿祿行事果敢，講求道義，漸漸累積地方的威望，受兄弟擁護，成為能保護在地居民與日本人分庭抗禮的生意世家。看到三子(林文良)試圖與新國民政府勢力勾結走私的行徑，會苦口婆心地訓斥；面對商業勁敵誣告他的大兒子是漢奸時，也直接對村長大罵『林老母咖好！有人告密就是漢奸喔？這樣哪抓得完啊？那我也要檢舉你是漢奸！』；但同時，面對自家長子(林文雄)的驟然離世卻是十分冷靜，沒有一句話，也沒有一滴眼淚。看著電影尾聲，隨著228的鎮壓肅清，林氏家道中落，晚餐席間只剩老、婦、孺、與一位戰後發瘋的兒子，不禁讓人有種『悲傷誰人知，痛苦吞腹內』的抑鬱悲涼之感。他可以為了不公不義不卑不亢，卻沒有辦法為失去的骨肉痛哭一場。

林氏的當家林文雄，它所代表的世代是從日據時代轉變為國民政府時期，時局的轉變帶來極大的衝擊，當時男性即為家庭的支柱，他們通常不會表露自己的脆弱，壓力很大的時候不是隱忍就是訴諸於憤怒的情緒。此外，那個年代凡事都是用『喬』的，有糾紛時找村裡有威望的人來出面協商，但同時『械鬥』也是常見於檯面下『喬』事情的方式，於是你可以在劇中看到各種，橫空問候對方母親的怒吼，伴隨刀光劍影，因為醫學不發達，中刀中槍能救回來的機會往往不高，在這過程之中，死亡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

我很喜歡林文雄在被誣告時，語帶憤怒的控訴：
『
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
給人啃，給人騎，就是沒人疼。
』
讓我想起閃靈的暮沉武德殿，南投的武德殿於日治時期興建，在1930年霧社事件當中，武德殿成為日人剿番的司令部，與原住民發生過激烈的流血衝突，到了1947年卻成了228事件中謝雪紅等人在台灣民兵抵抗國民軍的指揮部，據傳武德殿被國民軍鎮壓時公開處決了數名民兵。在那片血染的大殿之前，反映的，是台灣人民在高壓的生存條件下，一跛一拐地在這條染血的道路上，反覆詰問著蒼天『我到底是誰？』。甚至那些從二戰當中倖存歸國的台灣人，回台後又被國民政府冠上皇民反賊的罪名，縱使沒有戰死沙場還是身首異處，在本島人的角度，我們是一群從來沒有權利代表自己的人民。(當然時至今日，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都還在各自尋找著『我到底是誰？』的答案，這樣身份認同的問題，需要時間凝聚收斂。)

在林文雄身上可以看到這種時代背景下長出的生存之道 - 保護家族的韌性與決心。他為了保全林家，可以一再原諒寬容身邊的親信；也可以為了救回家人對自己的敵人軟下身段；在生計因為國民政府的壟斷而處於危機時，依舊為文清的未來做打算。可惜權力的更迭，加上過往的處事方式已經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再適用，劇烈的動盪使林文雄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情緒已然被逼到了臨界點，隨時一觸即發。

林文雄的死是一瞬間的，他的死不是因爲經歷以上種種困難時遇難的，而是在自己的親信因一時的情緒失控，惹出的鬥毆事件當中遇害的。導演用如此輕薄的衝突去終結如此豐富而厚重的生命，引出濃烈的撕裂感，在那個時代下，人命就是可以如此草率。

『要尊嚴的活，父親是無罪的。』這是林文清第一次入獄接受調查時，獄友在走上刑場前託付給文清的遺言。林文清是一名聾啞人士，他聽不見聲音也說不清楚話，他不知道他的知識份子朋友們在開心地唱著流亡三部曲，針貶政治時事，講著可被視為顛覆政權的話語，大部分的時候他就是默默地修著底片，替人拍拍照，對人微笑，靠書寫與人交談，在大哥林文雄的保護下，林文清並不需要長出那個時代的生存之道 -『喬』事情的能力，所以他生性是浪漫的，也會與日本人交好，戰爭與煙硝本來應該離他非常遙遠。

生性善良的文清，在摯友受到憲警的追捕逃往山區後，依舊會去探望、資助他們，並到處替往生者送上給至親的遺言，每一次的見面都非常有可能是最後一次的離別。可想而知他會因為與反賊太過親近而獲罪，在文雄死後，文清依照大哥生前的叮囑成家並開了相館，與妻子吳寬美育有一子，然而在友人於山中遭憲警圍剿之後，自知凶多吉少，舉家逃亡遷移，拍下全家福後的三天便也被憲警抓走了。

阿謙是這整個血腥鎮壓事件當中，還在強褓中的遺珠，他一出生就已經是國民政府第一波肅清過後的世界，這讓我想到珂拉琪的那首葬予規路火烌猶在，依照歌詞的推敲，這是一首父(亡者)與子(生者)的對話，父親因欲加之罪而命喪黃泉，兒子捧著父親的斗在出山的過程。

『
檢采我有千年 千百種人生
也無法度阻擋 人造的惡意
我看著這條路 沃澹的塗跤
行佇你的頭前 是我的生死
』

"人造的惡意"指的是政治屠殺，"行佇你的頭前 是我的生死"則是囑咐兒子，父親已用生命為你探路，千萬不要重蹈覆徹，呼應後面的歌詞"有耳無喙 佇這个世界"，希望兒子不要因言獲罪，魂斷異鄉。
相信養育阿謙的母親，及周圍的人血與淚的故事，都會讓阿謙養成另一個時代下截然不同的生存之道。

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 於1989年上映，即解嚴之初，導演侯孝賢在訪談提到『我不是從意識形態開始的，我是從"人"開始的，把事情放到檯面上來講的時候，我們可以慢慢了解對方，了解自己，慢慢地族群的仇恨就可以在互相理解的過程中化解掉。』，導演起初只想拍攝第三代人的生活故事，但隨著政黨與言論的開放，感覺到時代的轉變即將發生，既得利益者的位置將重新分配，站在風浪之前，最後決定將上個世代的脈絡收納在電影裡，用演繹世代的衝突與更迭來達成世代的和解。

電影的描述手法是細膩內斂的，所有的悲傷痛苦都十分克制，它並不是以全知的視角去告訴你228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是用平凡的平民家庭視角，去經歷家人突然失蹤卻沒有任何辦法的絕望感，從口耳相傳知道零零星星抗軍民兵的近況，從電台廣播知道國民政府宣達的政令，從地方械鬥得知整個利益中心的地位轉換，從街訪鄰居的傾訴中知道每個家庭都瀰漫著失去親人的恐懼感。

電影運用了大量長鏡頭去鋪張整個社會氛圍的細節，觀賞電影的時候，我可以深刻清楚的體會父輩他們所生長的環境，養成了隱忍堅毅的性格，抱怨訴苦從來不是一種選擇，因為那等同於透露自己的軟弱，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聽到戲內直接了當的髒話時，我都會想起我爸生氣時飆髒話的樣子，簡直一模一樣！而看到戲中溫順顧家，見血會急得哭泣，總是等家中男丁吃飽才吃飯的女人們，我就會想到我媽，我一直不明白媽媽為什麼總是最後大家都吃飽了才肯去吃飯，但那是當時社經地位底下所養成的習慣。

我爸的家鄉在金瓜石，那是有他很多回憶的地方，不管當時的生活多麼困苦，他都很喜歡回去那片土地，看看風景，走訪以前阿公的小三小四小五家。而在爸爸的保護下，我長出了另外一種生存之道，那是不用為三餐苦惱、不用被社會壓迫的自由才能養出來的性格，不管過去的社會在父母身上刻印了多少讓我們這輩人難以理解的性格與生存方式，父母都為了我們不再經歷同樣的苦難而盡了最大的努力，上一輩人都是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禮物贈與在下一輩身上，包含如今我們享有的言論自由，這是鐵錚錚不可否認的事實。

如同悲情城市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在上一輩人的保護下，後輩長出了不一樣的特質與能力，遠離紛擾的林文清，正是那個大喊：『我！ 台灣人！』的世代，是不是耐人尋味呢？

這是家道的演變，而這些世代傳承下來的演變，造就社會氛圍的改變，而社會又將再回頭影響每個人的生存之道，如此生生不息的循環著。這是為什麼我非常喜歡悲情城市這部電影，因為它讓我看見世代間的代溝底下，匯流在一起的良善，而那是足以成為消彌世代糾葛、意識形態的契機。

當然，如果我們沒有去覺知，家道很容易受世道的影響而往更加負面痛苦的方向發展。而這部電影是解嚴後的第一道響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