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譯團】徐淑賢：那一夜，在雨夜的奈良遇見你

若論及林獻堂所領導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往往會提起梁啟超。提起梁啟超所分享的愛爾蘭抗英經驗、提起梁啟超對林獻堂、林幼春的讀書建議，以及提起1911年3月梁啟超與女兒梁思順（令嫻）、朋友湯覺頓同行的臺灣之旅。

這一趟臺灣之旅，梁啟超籌備了將近五年，興致勃勃的他，不僅從出航日就開始寫詩紀錄，抵臺後更將詩歌作為所見所聞的速記工具。同時間《臺灣日日新報》也刊出消息，從其搭乘的笠戶丸，到沿途可能拜訪的對象，都成為追蹤報導的內容。然而這並不是一般的新聞放送，而是梁啟超作為公車上書領袖、投身維新運動，更因此流亡日本的特殊身分，讓這趟旅行註定備受關注。監控的視線從基隆登岸那一刻就開始，甫下船的梁啟超受到「警吏來盤詰，幾為所窘」，而後在臺北東薈芳的演講也感到「屬耳在垣，笑顰皆罪」，以致後來在臺中，與櫟社的聚會裡，梁啟超不得不強調：「酒席中俱文雅之人，只好談風月，國家政治不必提及」。

但文人總有文人的玩法。他們透過「追懷劉壯肅（劉銘傳）」即席賦詩，對比了清官與日官的差別，經由追念前者，暗藏對今者的評論。又以東漢末年遭匈奴擄掠的「蔡文姬」為擊缽詩題，借古傷今，一吐悲憤。而林幼春更以〈奉和任公先生原韻之作〉一詩中「楚囚忍死非無意，終擬南冠對角巾」流露出對於康有為、梁啟超多年奮鬥與流亡經驗的理解，被梁啟超譽為「海南才子」。

此趟旅行後，梁啟超與林獻堂的書信往來愈加密切，從詩歌創作到商討辦報，從回報國民常識會的籌組，到傳遞中國辛亥革命期間的混亂局勢，雙方意見的交換愈見頻繁。從現存1911年10月29日（農曆辛亥年9月8日）梁啟超致林獻堂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武昌起義後的第一線狀態，不僅有革命黨潛伏殺機、列強蓄勢干預政情，梁啟超自己也於同時間由日本趕赴中國，期待透過政治運作，壓抑袁世凱、建立新政府，進而重整勢力、召開國會。整體情勢交雜難辨，各方媒體多有煽動言論，梁啟超建議林獻堂，閱讀《時事新報》較能中立理解時局，同時也為《國風報》經營費用斷絕，向林獻堂求助。

1911年11月8日（農曆辛亥年9月18日），林獻堂匯款一千金以解《國風報》經營之危，並表達自己身處臺灣，對遠方局勢無法給予更多協助的遺憾。梁啟超則於11月20日（農曆辛亥年9月30日）回函致謝，信中說明自己辭退袁世凱邀任入閣一事，流露出原定「和袁慰革」的策略似有其他考量。林獻堂又於11月底到12月初左右（農曆辛亥年10月10日）回信，表達對其辭聘一事的理解，並分析清皇室、張勳、馮國璋等人的盤算，回應梁啟超的焦慮之情。也是在這封信中，林獻堂送上臺灣茶葉給往復奔波的梁啟超，或許是希望口感柔順、香氣細膩的冬茶，能夠捎給知己好友一點安定的心情。

這些往返的信件，組成牽引臺灣思考自決自主的錯落光芒，見證1910年代臺灣本地知識分子對於中國、乃至世界局勢從摸索到介入，並同步於島內嘗試執行、呼應的過程。

這一切都源於1907年的雨夜。

那一年，是林獻堂初次的日本之旅，為了拜訪梁啟超，他與秘書踏遍橫濱，前往新民叢報館、華僑學校「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均尋訪無果。只好帶著大同學校校長林儒的介紹信，轉往神戶，期待能在華僑同文學校見到心中的偶像。

前往神戶途中，林獻堂先在奈良住宿休息。

早春的夜晚，雨淅淅瀝瀝落在旅社的臺階，林獻堂的秘書甘得中倚在櫃臺，一面望著門外、一面隨意翻閱著旅社登記簿。突然瞥見其中有類似中國人的姓名，仔細一看，發現一個是《新民叢報》發行人陳筥笙，而另一個則是梁啟超友人潘博（潘若海）。喜出望外的甘得中連忙找女侍詢問，並在她的帶領下前往旅社三樓。

走廊上，甘得中掏出名片請女侍轉交，正在交談之際，一男子從房內走出，問道：「何事？」

甘得中道：「我是從臺灣來的，想向陳先生與潘先生請教，不曉得他們是否知道梁先生的行蹤。」

男子道：「你找他有什麼事？」

甘得中道：「過去讀過梁先生的文章，心裡很是敬佩，一直希望能親自拜訪他。」

男子拉開房門，邀請甘得中入內，甫一坐下即道：「我就是梁啟超。」

甘得中壓抑住激動，言道：「我有位長輩，目前人在二樓，我請他一起上來。」

等到甘得中帶著林獻堂再次回到房裡，陳筥笙、潘博已經在內，並與兩人問好。

命運的相會，讓口說臺語的林獻堂、使用廣東腔官話的梁啟超，雖然「重譯通辭，有懷不吐」，但至少同在漢字文化圈，還可以經由筆談交換對於時局的想法。席間林獻堂向梁啟超請益了臺灣殖民地的問題，梁啟超以愛爾蘭之例予以鼓勵，雙方筆談的手稿被林獻堂帶回臺灣與林幼春共同閱讀，打開了霧峰林家與梁啟超魚雁往返的起點。

因為1907年那一晚的春雨，臺灣與世界局勢更加緊密地連動起來。

註：信件文字解讀、林獻堂與梁啟超會面經過，主要參考許俊雅（編），《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台北：萬卷樓，2007。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為晚清重要知識分子。不遺餘力的宣介西方學說，亦曾參與中華民國的政治運動，後全力從事於培植國民基礎的教育事業。

林獻堂（1881-1956）本名大椿，譜名朝琛，字獻堂，號灌園。因在頂厝系同輩中排行第三，故鄉人尊稱為「三少爺」或「三老爺」。其文化與社會運動著重在爭取臺灣人的權利，並喚醒臺灣人的民族意識，不再屈從於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1949年後赴日養病，1956年1月逝世。

徐淑賢　花蓮人，國立清華大學臺文所博士。曾出版碩士論文《臺灣士紳的三京書寫：以1930–1940年代《風月報》、《南方》、《詩報》為中心》（2013）。博士論文〈1920年代至1930年代北台灣傳統文人的書畫鑑賞、推廣與商業活動〉（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