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問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在哪裡？
絕大多數作家都是以「敘述之重」來呈現「現實之重」，卡爾維諾總是「以輕寫重」。文學可以無中生有，也可以「有中生有」，卡爾維諾就是有中生有的中箇高手。
伊塔洛·卡爾維諾（1923-1985）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他寫小說，寫童話，寫幻想小說，寫文學評論，寫小說人物在小說裡面說故事的迷宮式的小說。
他習慣針對主題設定不同的資料夾，在資料夾裡面持續地放入寫有想法的卡片，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匯總整理成一本書。
也就是因為有這個資料夾跟那個資料夾，裡面有這個主題跟那個主題重疊的靈光乍現，所以，他的寫作會出現作者，書中人物之外，第三者的點評。
事實上，這個第三者，很多時候甚至是書中人物所提到的人物或者從故事延伸出來的第四人，第五人。
聽起來奇怪嗎？有一點。
你會看不懂嗎？並不會。
故事不是聲音而是耳朵
閱讀卡爾維諾，可以從《看不見的城市》開始，這本書就是馬可波羅跟忽必烈講他去過的城市的記憶，想像，符號，生者跟死者，等等。
怎麼看「看不見的城市」呢？卡爾維諾在《城市與眼睛》這個章節裡是這麼說的：
是觀看者的心情賦予珍茹德這座城市形狀。如果你吹著口哨昂首而行，你對她的認識就是自下而上的：窗臺、飄動的窗簾、噴泉。如果你指甲掐著手心低頭走路，你的目光就只能看到路面、水溝、下水道口的蓋子、魚鱗和廢紙。
觀看的角度，觀看的習慣，的確會影響到我們看世界的方式跟結果。
聽故事的可汗，有時候會問問題，有時候會補充。作為讀者的你我，會慢慢心生疑竇：他們說的是同一個城市嗎。
有時候，馬可甚至會說到城市的機場之類的說法，現代跟過去，想像跟真實，東方跟西方，都在這些如夢囈，如詩句，如夢幻泡影般的文字中流淌而出。
忽必烈問馬可會把他在東方聽到的故事，帶回西方（主要說的是他的故鄉威尼斯），去說給別人聽嗎？
「我講啊講，」馬可回答，「但是聽的人只記著他希望聽到的東西。你以慈悲側耳傾聽我描述的是一個世界，在我回家後第二天在搬運工和貢朵拉船夫中流傳的卻是另外一個世界；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熱那亞海盜的俘虜，跟一位傳奇小說作家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將是另外一個世界。掌控故事的不是聲音，而是耳朵。」
卡爾維諾尤其溫暖明亮
馬可波羅主觀的角度，忽必烈的角度，第三者看這兩個人的角度，敘述中的人物或城市的角度，自然地出現，消失，互補，編織成一張網。
近看是可描述之物，遠看就變成有陽光，有雨滴，或者有風的時候，各有不同的風采。如同一千個人讀《哈姆雷特》，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形象。
幾世紀來的作家，絕大多數都是以「敘述之重」來呈現「現實之重」。卡爾維諾總是「以輕寫重」，「輕」是他的創作美學關鍵字。他的輕盈，來自於幻想。
對卡爾維諾而言，所謂的想像力，必須跟幻想，空想，無中生有，特別是「有中生有」地結合起來。亦即，有所本地去渲染，加粗線條，用不同色彩蓋上、塗抹、甚至是掩蓋。
卡爾維諾說：「幻想是一部電腦，它儲存了各種可能的組合，能夠選出最恰當的組合，或者選出最有意思、最令人高興、最令人快樂的組合。」
他所活耀的1960和70年代，電腦的發展才剛起步。然而，一如他的義大利同行《玫瑰的名字》小說作者翁貝托•埃科，他們的博學讓他們可以精細操縱真實跟想像，將木馬程式植入作品，讓我們在閱讀的時候，看到此起彼落冒出的火光跟璀璨。
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說：「博爾赫斯、瑪律克斯和卡爾維諾三人同樣為我們做著完美的夢，三人之中，卡爾維諾尤其溫暖明亮。」
《看不見的城市》的55個片段，仿佛盲人摸象般的讓讀者觸摸到綿延的樓宇，清澈的空氣，水上的波光淋漓，不可見的變成可見，不可言說的變成可以傳播。
是的，我們看不見那些城市。但是，我們感覺到那兒有光。
文學就是一種生存功能
卡爾維諾過世那年準備到哈佛大學進行「諾頓講座」，他用輕盈，迅速，確切，易見，繁複等主題來拆解，小說究竟為何物，的個人筆記。
這個講稿，因為他的驟逝而變成以《新千年文學備忘錄》的形式出版。卡爾維諾準備對他以年輕作家居多的聽眾說，他們都會想要表達自己所處的時代。但是：
在某些時刻，我覺得整個世界都正在變成石頭；這是一種石化，隨著人和地點的不同而不同而程度有別，然而絕不放過生活的任何一個方面。
怎麼呈現，正在石化的時代呢？
卡爾維諾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去談他嚮往的作品，一如他自己的作品，必須有明快輕鬆之感：「文學是一種生存功能，是尋求輕鬆，是對生活重負的一種反作用力」。
小時候喜歡畫畫的卡爾維諾，很早就知道他的能耐跟義大利畫家不是同個級別。他年輕的時候想要寫劇本，但人生經歷完全不夠。
只有文學，他可以無中生有，他可以有中生有。他可以透過文學，對生活做出反應。
「看不見的城市」當然沒辦法被看見，除非你打開你心中的電腦。閱讀卡爾維諾，永遠提醒你要對你心中的電腦做出開機的動作。何等輕盈，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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