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工具+巨人的方法-蒂姆·費裏斯》
這段話錄製於1995年由聖克拉拉谷歷史協會舉辦的一次訪談節目，當時喬布斯還在NeXT計算機公司工作。
「一旦你發現了這一簡單的事實——你所謂的『生活』，你身邊的所有事物，都是由那些並不比你聰明多少的人虛構出來的，那麽你的生活就會變得寬廣許多。你可以改變它，影響它，創造屬於自己的東西，讓他人來使用。一旦你了解到了這一點，你將從此變得與眾不同。」
詹姆斯·卡梅隆曾說過，如果他們當初沒有找到施瓦辛格，他們就不可能拍攝那部影片，因為只有這個人看起來像是一臺機器。
施瓦辛格: 「我還弄清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可以把自己的健身訓練當作一種靜修方式，因為我會把絕大部分的註意力放到肌肉上：在做曲臂動作時，我心裏想的是二頭肌；在做仰臥推舉時，我心裏想的是胸肌。在進行訓練時，我真的會心無旁騖，就像靜思冥想一樣，因為那種時候你沒有雜念或關註其他的事情。
關鍵不在於你知道多少，而在於你能夠堅持做什麽:
「如果了解更多的信息就可以解決問題，那麽我們都能成為百萬富翁，並且擁有發達的腹肌了。」
保持自信:
「庫爾特·馮內古特曾在自己的一部作品中隨手寫了一句話，這句話十分精辟：『我們假裝自己是什麽，我們就是什麽。」
吉姆·羅恩的那句名言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你只把學到的東西當作知識，那你就是個傻蛋；如果你能把學到的東西用於行動，那你就會成為富翁」
幾乎每天早上，我都會調上一杯熱乎乎的混合飲品，我一般會放姜黃粉、姜片、普洱茶和綠茶
失敗既不是達爾文式的適者生存，也不是成功的必然基礎。失敗就是一場悲劇。
彼得 泰爾—請告訴我某個正確的，但很少有人同意的觀點。
特朗普經常用來堵住記者們嘴巴的一句話——「弄清事實再開口，[該記者的名字]」。他說這句話時語速極快，並且通常用於打斷記者的陳述。「『弄清事實再開口』這句話就是我所謂的『搶占製高點』策略。喬布斯在解釋『天線門事件』時采用了同樣的方法，他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所有的智能手機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在努力讓我們的客戶滿意。』他用這兩句話在不到30秒的時間裏化解了一次眼看就要蔓延至全國的醜聞。
如果你想過一種普通人的成功生活，那就不需要太多規劃，只要別惹是生非，正常上學，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取得非凡的成就，那你只有兩條路可走：（1）在某一具體領域成為最優秀的人；（2）在兩個或更多的領域成為非常優秀的人（位列前25%）
第一條路非常艱難，幾乎不可能實現。能夠在NBA打球或者能夠推出白金唱片的人屈指可數。我甚至不會建議任何人對此進行嘗試。第二條路相對簡單。只要你通過努力，就至少可以在幾個領域中成為排名前25%的優秀人才。就我個人來說，我的繪畫技能比大多數人都好，但我並不是真正的大藝術家。同尚未走紅的普通喜劇演員相比，我的幽默高明不到哪去，但我比大多數人要幽默。問題的關鍵是很少有人能夠做到不但畫得好，而且幽默[…]
紐崔布裏特牌（NutriBullet）的一種帶有一個小杯子的小攪拌機。這種攪拌機只需要加料、攪拌飲用，然後沖掉，無須做特別的清潔
我們仍然選擇了像沙漠僧侶那樣生活，讓自己紮根於家庭或某一職業，把將來當作一種為現在開脫的虛假借口。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最終會（像梭羅說的那樣）「為了在一生中最不重要的那部分時間享受到經不起推敲的自由，而把一生中最好的那段時間用來賺錢」
「沒有通往幸福的路，因為幸福本身就是路。」 ——一行禪師
「你所尋找的，也在尋找著你。」 ——詩人魯米
當你在生活中苦苦掙紮時，擡頭仰望一下星空。盯著夜空凝望一分鐘，此時你會意識到所有人此時此刻都處於同一星球。就我們所知，地球是附近唯一一個有智慧生命的星球。在你看星星時，你會意識到你看到的星星已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其中的一些星星在星光照射到你身上的時候已經不復存在了。單單是思考一下有關宇宙的那些赤裸裸的事實就足以讓我心生敬畏，感到自我的渺小，所有的焦慮也會隨之消失在九霄雲外。很多人——當他們站在自己的人生盡頭，站在死神門前的時候，都感受到了自身與宇宙的共鳴。
她的首選健身器材是橢圓機，她利用它進行高強度間歇訓練（HITT）。第二選擇是沖刺跑。排在第三位的是跳繩，她外出旅行時會隨身攜帶一根加重跳繩。
自律等於自由
「2=1, 1=0」 這句話在海豹突擊隊中很流行。約克解釋說：「它的意思很簡單，就是說『一定要有後備計劃』。假如某樣東西你有2份，這樣萬一一份被毀掉或丟失了，那麽你手裏還能剩下一份；但假如你只有一份，而這份被毀掉或丟失了，那你就陷入大麻煩了」
我會在飛機到達目的地後使用優步接送服務或者用假名字租用汽車。如果你使用假名字預訂車輛服務，卻發現你的真名字出現在迎客牌上，那你就明白這一定是個陷阱。如果你是成功人士，或者只是在網上看起來比較成功，並且經常出國旅行，請記住這種危險遭遇是真實存在的。
如果你想要成功，那就與比你更成功的人交往。但是，如果你想幸福，那麽就與不如你成功的人交往。
面對生活中的任何情況，你都只有三種選擇，這也是你一直需要面對的三種選擇：改變、接受或者離開。最差的做法是坐在那裏希望自己做出改變但從來沒有去改變，希望自己離開但也沒有離開，同時對所有這一切也沒能真正接受。正是這種糾結、這種對選擇的逃避造成了我們生活中的大部分痛苦。我最常對自己說的一句話只有一個詞：接受。
人生不是等著暴風雨過去，而是要學會如何在雨中跳舞。
然後洗上5~10分鐘的冷水澡（我會在大浴缸裏放入約40斤的冰塊兒，讓水溫降到7攝氏度左右），或者喝冰水降溫。我會重復這一過程2~4次。
節食使得癌細胞對化療變得敏感，並且幫助正常細胞抵製了化療毒性。這種方法並非對所有病人都適用，尤其是那些病情極端惡化的癌癥患者（已經出現肌肉萎縮癥狀的病人），但對很多患者有效。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不是基於生物學特征和政治認同，而是基於觀點和世界觀的多元化。
丹·西格爾的大腦模型來思考職業問題。這個模型裏有一條河，岸的一邊是「混亂」，另一邊是「僵化」。西格爾指出，所有的精神疾病不是在岸的一邊，就是在另一邊。精神分裂癥出現在「混亂」的一邊，強迫癥出現在「僵化」的一邊，而健康位於河中間。我認為，在河中間那個泳道遊泳通常發生在三四十歲，這時你開始發明自己的語言，成為越來越強大的「詩人」。你的工作是為自己而做，你將生活視為一種自我表達，而不僅僅是扮演他人世界裏的角色。有一小部分人會遊到離「混亂」更近的泳道，比如作家羅伯特·波西格和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投資人邁克爾·伯裏和埃迪·蘭姆珀特，還有企業家史蒂夫·喬布斯和埃隆·馬斯克等人。我的經驗是，他們總是通過強大的故事敘述來「斷言現實」，同時始終承擔著風險，這種風險來自自我價值感的不斷提高，以及創造性自戀的過度防禦。他們可能會失去現實反饋這一環，遊到「混亂」的岸上。
從這個角度看，波西格在生命盡頭與理智的搏鬥，喬布斯對自己身患疾病的神奇想法，埃迪·蘭姆珀特在投資美國百貨公司西爾斯時所表現出的利己主義，這些例子都說明，強大的詩人失去了感知，「他們可以神化到扭曲我們的共同現實，然後突然看起來很瘋狂。」
「找一個合作夥伴，你每天都想打動他，他也每天都想打動你。」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中，我註意到，在工作和生活中，最好、最持久的夥伴關系建立在共同成長的兩個人之間。如果你選擇依靠的人不斷努力學習提高自己，那麽你也會將自己推向新的高度，取得更多的成就。另外，你們兩人都不會覺得勉強接受了一個自己早晚會超越的人。
攝入脂肪和蛋白質會讓人產生飽腹感，攝入糖一個小時左右，人們會想吃更多的糖。我們之所以進化出這種嗜好，是因為過去在果實成熟的生長季節結束前，人們會增加脂肪，這對他們能否存活至下一個生長季節至關重要。
尼爾·唐納德·沃爾什的名言：「開始感恩的時候，困難就結束了。
每一項偉大的事業都從一場運動開始，後來發展成一筆生意，最終淪為一場喧嘩。——埃裏克·霍弗
我會假設家人死於一場可怕的事故。老實說，我真的就是這樣做的。這個答案可能比本書很多人給出的答案都奇怪，但它絕對能起到激勵的作用。我會去一個非常黑的地方，真實感受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感受內心的痛苦。隨後，我會意識到，現在無論是什麽事，都不能與失去家人相提並論。接下來，我會為自己失去客戶、失去機會或遭人取笑而心存感激。
在非洲的許多國家，比如索馬裏，手機轉賬已經十分普遍。這意味著我們不需要把食物帶到村莊，現在可以直接將籌集的資金轉到他們的手機上。大約10年前就可以這樣做了，但是聯合國和非政府組織沒有人談到這件事，因為這使他們感到恐懼。如果人道主義領域像其他行業一樣突然遭到顛覆，那就會給這些非政府組織及其工作人員帶來巨大的沖擊。想一想，優步對出租車公司產生了多大的影響。當我和我的團隊發現這種新的方式已經萬事俱備時，我們開始籌集資金，並將資金直接轉到災民的手機上。這樣做改變了遊戲規則。人們被賦能，他們可以像普通人那樣購買食物。我的重點是，把錢捐給需要的人，而不是慈善機構。
別追尋前人的腳步，追尋他們所追尋的。——松尾芭蕉
如果你發現自己在進行一場公平的戰鬥，你的目標就定得太低了。——大衛·哈克沃斯上校
我更重視與幾個人多一點兒時間在一起，而不是與更多的人在一起，每個人分配更少的時間。
最重要的事是把最重要的事當成最重要的事
糟糕的建議是，最好忽略法規，只管往前走。當然，優步在忽略當地法律的情況下取得了成功。這家公司沒有等待可能永遠無法獲得的批準，而是快速前進，建立了一個非常成功且價值很高的雙向市場，即包括乘客和司機在內的市場。我向這家公司致敬。但是，這種方法之所以適用於優步，是因為所涉法律僅限於本地而非全美。
戒糖，特別是汽水和果汁。除此之外，其他的飲食建議都可以忽略。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
沒有人有資格告訴你應該怎樣過這一輩子。
每天都做一些自己不敢做的事。你想要的一切都在恐懼的彼岸。
如果你設立一個目標，它應該滿足兩個條件：（1）它很重要；（2）你能夠影響它的結果。——彼得·阿蒂亞
曾聽說，每個人的命運都會有三次轉折點：原生家庭、夫妻伴侶、強大的自己。如果你不能選擇出生在一個優越的家庭，那你就需要選擇一個如意的伴侶來改變你的人生，如果前兩者都沒有，那麽你只能把自己變得強大，有足夠的勇氣面對一切，否則你的人生將糟糕透頂。
「**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人生最後的歸宿和目標先要定下來，具體的就比較容易決定了。**
《昨日的世界》
戰爭：可是不管怎麽說，每一個影子畢竟還是光明的產物，而且，只有經歷了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過。（兩年後自殺）
我的命運到處都一樣；已經疲乏，「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我用莎士比亞的話對自己說。
20世紀的優太人早已不是一個集體。他們已經沒有共同的信仰，不再意識到自己的使命，與其說他們為自己是猶太人而自豪不如說感到一種負擔。現在（2戰），幾百年來第一次，又把猶太人自己早已覺得不再存在的一種共性重新強加在猶太人身上。
猶太人：一個人相信德國的時間愈長，愈是舍不得離開可愛的祖國，他受到的懲罰就愈重。
野蠻殘酷，自然的毀滅本能在人的心靈中是鏟除不掉的。
「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很少有百分之的酒精一樣。」
大眾的無憂無慮使我痛心，但他們可能要比我聰明：因為他們在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像中就感到痛苦，當災難陳臨時，我又第二次痛苦。
技術帶給我們的最壞咒語，莫過於它會阻止我們逃避哪怕是一剎那的現實。
歌德曾經說過：沒有秩序比不公正更合他厭惡、所以，當時誰要是許諾秩序，一下子便會有幾十萬人隨著他走。
每個藝術家心中都藏著一種莫名其妙的矛盾：當生活十分坎坷的時候，他渴望安寧，可是當生活十分安寧的時候，他又渴望緊張。
對德意誌共和國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有災難性的了，即共和國的那種理想主義企圖：它既要給人民以自由，又要給自己的敵人以自由。由於德意誌人民從來是講紀律的人民，所以對自己獲得自由就不知該怎麽辦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著那些來，剝奪他們自由的人。
羅曼·羅蘭：藝術能使我們每個人得到滿足，但它對現實卻無濟於事。
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由內在因素，決定的；看來，我們的道路常了偏離我們的願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沒有道理，但它最終還是會把我們引向自己看不到的目標。
我答應以後來看望他，但我實際，上是下決心不實踐自己的諾言，因為我愈是愛戴一個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時間。
一旦把魔鬼關在門外，十之八九，魔鬼會被迫從煙囪或者後門進來。
《大外交》
美國外交轉變（1）二十世紀浦「孤立主義」偏向民主政府，但不會采取行動支持
2）「門羅主義」→1823年→以大西洋為界→「歐洲不可以斤入美洲事務
3）1913年「威爾遜主義」一美國參戰別無所求，只是為維護原則而戰
本世紀，美國投入戰爭大體上都是以集體安全代理人的身份，挑起道義責任去抵抗侵略或不公正。
1946年，喬治凱南改變美國世界觀的「長電（Long Telegiam）：a）蘇聯外交政策根源深植在蘇聯製度本身之內：本身乃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狂熱，以及舊式沙皇擴張主義兩者的混合體。（b）美蘇的目標，和哲學無法調和。c）準確預料蘇聯瓦解「一夜之間變天，由最強大的國家淪於國際社會中最弱，最悲慘的國家。
《人·歲月·生活》
我愛生活，對於已往的生活和經歷，我既不後悔，也不惋惜，我感到難過的只是，我有許多事沒有做完，有許多東西正沒有寫完，我沒有受完苦，也沒有付出更多的愛。但是大自然的規律就是這樣，觀眾已經匆了向存衣間奔去，而主角卻還在舞臺上叫喊：「明天我...」而明天將會有什麽呢？另一出戲和另一些主角。
我感覺到老年的來臨，但幾乎不去想它。問題不在年齡，一個人在他未死之前很久，精神上要不止一次地死而復生一就像一堆箐火燃盡之後，灰燼底下有一塊木頭還在勉強地陰燃，但是有人吹一吹又使它燃了起來。一切在於人。。。
在和平時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歡樂和不幸，然而戰爭不僅使所有的人都穿上了保護色的衣服，甚至不能容忍心靈上的多樣性：年齡，性格特點，經歷統統要向它讓步，我在戰爭年代的思想和感受，和我的全體同胞是一樣的。
（對德情報不受斯大林的重視）我還是那麽天真，我以為真實的情報有助於製定政策，實際上正好相反：能證明所采取政策的正確性的情報才是需要的。
一個人幸福的時候，他可以什麽都不做；然而一旦遇到不幸卻必須有主動性，不論這個主動性是多麽虛幻。
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裏：一個人的命運不像一盤棋，而是像抽彩。（抗命斯大林，不簽字，幾天後斯大林去世）
在驚慌不安，備受屈辱的30年代歐洲，有一種令人感到窒息的氣氛，法西斯主義在進攻，但絲毫不受懲罰，每個國家，甚至每個人都在幻想單憑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不惜任何代價來拯救自己，幻想避而不答，幻想贖身，這是貪圖小利的年代..
有人說，時間能醫治一切，這種說法不對；當然，傷口正在結疤，但是這些舊傷會突然疼起來，它們只隨著人的死亡才會消失。
（1913年），巴黎在當時有「世界首都」之稱，它的確有許多的國家的代表人物（包括中國大學生慶祝民國建立）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沈重。
《袁世當國》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東南無主」，當地的督撫有意自組美式的共和政府，選李鴻章作總統「伯理璽天德」，李亦有意。
個人獨裁就是寡頭政治，是帝製轉民治的中途現象，不是一成不變的定型，相反，它是流動的，權力遞減的轉型體製。蔣的權力超過一般的皇帝，但是權力遞減，蔣經國就只能半個皇帝了。
孫中山組「中華革命黨」：「革命程序分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對領袖絕對服從「服從孫小先生，再舉革命。」按指模不含糊，如有二心，甘受極刑。
元朝：「之前的中國朝代名稱，從秦漢魏晉到宋遼金，都是具體的地名，但是蒙人入主後，卻用一個抽象的名稱，「元」作為朝代名，以示其是一個真正「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的傳統儒家思想裏的宇宙大帝國，不限於某一特定區域而已。
我絕色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60歲的人，我今年58，就做皇帝能有幾年？
（三女兒靜雪《袁世凱的家庭與妻妾子女》）
袁克文「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最好反袁詩）
梁啟超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鬧垮了一個洪憲王朝。
《非常道》
（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
瞿秋白被殺之前：「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
琦善在鴉片戰爭處理「實在是超越時人「。
李鴻章「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力保繼任真隸總督。
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覺封侯。
《菜根譚》
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中大有佳趣。
自老視少，可以消奔馳角逐之心；自瘁（沒落）視榮，可以絕紛華靡麗之念。
延促由於一念，寬窄系於寸心：故機閑者，一日遙於幹古；意廣者，鬥室寬若兩間。
當與人同過，不當與人同功，同功則相忌；可與人共患難，不可與人共安樂，安樂則相仇。
子生而母危，鏹積而盜窺，何喜非憂也？貧可以節用，病可以保身，何憂非喜也？故達人當順逆一視，而欣戚兩忘。
《我所愛的香港》
如果不是奉行高地價政策，香港政府如何維持Surplus budget的政策？如何維持低稅率，吸引外資，亦令港人比歐洲的懶人更拼命掙錢？這個positive non-intervention之中的positive真的可圈可點，亦僧亦妖。
《孫中山在1924年在黃埔軍校演講》
隨地吐痰和任意放屁是中國人的兩大毛病。
《身份與暴力》
用穆斯林管理穆斯林，結果是，它只是強調了人們的宗教認同感，卻沒有社會，政治上的認同感。人是復雜的，他有多重身份認定，過分強調其中一點，忽略其它，總會導致理解上的單一和粗暴，試圖用一個抽象的名詞來涵蓋它原來的豐富性。
中國商業太多的投機主義，缺少根本性的驅動力，因為商業環境缺乏可期待性。和權力的關系可以將一個人迅速推到中心的位置，這種成功很脆弱，可能再次被權力剝奪。
《吾國吾民》
希臘人奠定了自然科學的基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和天文學，印度人都發明了自己的語法學，這都以分析性思想為基礎。中國人卻只喜歡道德上的陳調濫調，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
《巴菲特傳》
1972年，「漂亮50」的平均市盈率高達驚人的80倍。華爾街確實從股市泡沫時代學到了一些經驗，但這些經驗不見得都是正確的。基金公司的錢紛紛集中到「安全性更好」的股票上來了。
藍帶公司是一個褪色的美國商業產物。它向超市收費，並發售它的購物券，然後用「免費」的烤箱、草地椅以及類似的物品來換回這些購物券。巴菲特對烤箱沒有任何興趣，讓他感興趣的只是錢。藍帶公司之所以富有吸引力，是因為它是在前端收取了現金，但是可以在很長的時間期限內分批償還這筆錢，因為它的客戶已經提前購買了購物券。這些購物券經常被顧客塞進抽屜裏就忘掉了。在這期間，藍帶公司就可以無償地使用這筆浮存金。對巴菲特而言，藍帶公司就像是一家還沒有受到監管當局控製的保險公司。它的「保費收入」（也就是出售給零售商的那些購物券）每年高達1.2億美元。這樣一來，對於巴菲特而言，除了在伯克希爾·哈撒韋擁有的大量財富之外，他又多了一個充裕的現金來源。
回首往事，巴菲特認識到紡織業其實是個無底洞。「如果單看每家紡織企業的情況，似乎每家企業的投資決策都是有效而明智的；但如果考慮到整個行業的發展前景，這些所謂的效益就被抵消了，投資是不明智的。（就像在觀看遊行時，人人都踮起腳尖以為能多看到點兒什麽，其實什麽也看不到。）
有一次巴菲特在大都市公司做即興演講，有人問他有什麽管理技巧可以推薦。他講了一個陌生人在一個小鎮上的故事。這個異鄉客想與當地人交朋友，他走到村子的廣場上，看見一個長得像「德國牧羊人一般猥瑣的」老頭。巴菲特接著說：他小心翼翼地看著老頭身邊的狗，問道：「你的狗咬人嗎？」老頭說：「不咬人。」於是他彎腰拍了拍這條狗，這條狗兇狠地撲了上來，咬了他的手臂。這個異鄉客一邊整理被撕爛的衣服，一邊戰戰兢兢地問老頭說：「你不是說你的狗不咬人嗎？」老頭說：「這不是我的狗。」這個故事告訴經理人們一個道理，那就是提出正確的問題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知道巴菲特希望與丹尼爾·格羅斯曼塑造一段怎樣的關系。巴菲特的兒子彼得說：「這是父親第一次嘗試著把自己所學的知識傳授給下一代，可惜沒有成功，他也覺得很為難。」
《伽利略傳》
當一個人發現了某件事情的真相，並且花費巨大的努力使它得到承認，那麽當他更仔細地審視自己的發現時，他往往會意識到，自己費盡心思找到的東西可能是近在眼前的。因為真理就具有這樣的特性，它並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隱藏得那麽深。事實上，真理在許多地方都留下了散發著耀眼光芒的痕跡，有很多途徑可以接近它
《出版人》
在美國內戰之前的幾十年裏，美國對外傳教團——美國主要的傳教士招募機構——僅將六十五名被授予聖職的傳教士（另有大約五十名配偶、親屬和助手）派遣至東亞，其中被派往中國的不到一半。這也許是因為他們真正派去的人格外的失敗。新教傳教士在中國花了十八年時間，才贏得了第一個本土皈依者。
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件事：「把人生當做一種責任」。一個人只有做到這一點，我以為，才能真正地稱之為活著。
《時代周刊》生造的、重新發掘的或從外語中借來的詞匯，比如tycoon（大亨）、pundit（專家）、socialite（社交名流）、kudos（榮譽），都成了現代英語的持久組成部分。
《漫威之父-斯坦Lee》
用斯坦利的話來說，「對貧窮的恐懼」給他父母的婚姻蒙上了一層陰影，耗盡了這對夫婦之間曾經擁有的愛與歡樂。
《馮內古特: 最後的訪談 》
我盡量不在故事裏加入深情戲份，因為一旦出現這類內容，再談其他事情幾乎不可能了。讀者們別的什麽也不想知道。他們為愛癲狂。如果一位有情人贏得真愛，那麽故事到此結束，就算第三次世界大戰馬上就開始，天空漆黑，飛碟沖出來都沒有用。
我們並不缺少優秀的作家。缺少的是值得依賴的讀者群體。
我提議每位失業人士必須上交一份讀書報告，憑報告領取補助支票。
如果說史托威女士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實質上促成了黑奴解放戰爭，我們就不妨說馮內古特的《第五號屠宰場》實質上促成了美國人退出越戰。
寫德累斯頓這座城市和德累斯頓大轟炸似乎是我的首要任務，因為這是歐洲歷史上最大的屠殺，而我，一位歐洲後裔，一位作家，就在屠殺現場。我必須作出表態。我耗了很長時間，很痛苦。最難的地方是我已然失憶了。這場轟炸災難讓我了解了一種現象，就是我的失憶和那些經歷過雪崩、洪水和大火的人們一樣，與他們聊過後我發現，人的大腦裏有某種裝置，在災難超過一定水平後，會關掉我們的記憶。不知道這僅僅是我們神經系統的局限，還是實際上以某種方式保護我們的裝置。
每一位成功的創作者創作時，腦海裏都有一位聽眾。這就是藝術完整性的奧秘。如果創作時只面向一個人，任何人都可以達到完整性。
過去教創意寫作的時候，我告訴學生，必須賦予他們的角色急迫的需求——哪怕是想喝杯水。就算麻痹在現代生活的無意義中，他們不時還是會口渴的。我有個學生寫了篇修女被牙線卡住的故事，牙線卡進了她左下邊臼齒的縫裏，一整天拿不出來。我覺得棒極了。故事裏有比牙線更重要的情節，但正是因為急著想知道牙線什麽時候能取出來，讀者才接著往下看。
尼采關於選擇妻子有句箴言。他說：「接下來四十年你都想與這位女子聊天嗎？」就這麽選妻子。
「來吧，投身一種藝術，不管你做得多差或是多好，它都會讓你的靈魂生長。」這就是做藝術的理由，你不是為了出名或是致富去做藝術，你為了讓你的靈魂生長。包括邊淋浴邊唱歌，一個人隨電臺音樂起舞，畫一幅室友的肖像，或者寫一首詩，或是隨便什麽。請從事一種藝術，擁有蛻變的體驗。
你可能知道，我正在起訴一家香煙公司，因為他們的產品還沒把我殺死。
小說向來都是一種精英藝術。這是為少數人存在的藝術形式，因為只有為數不多的人擅長閱讀。我說過，打開一本小說就像來到一個音樂廳，別人遞來一把提琴。你必須要表演。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最後的訪談》
我父母曾經教導我說，「不說謊真的非常重要」。好的，收到，明白了。我點頭，但並不代表我認同。直到差不多三十歲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如果我騙了你，我也就無法再相信你。我感到很痛苦、緊張、孤獨，但就是想不明白為什麽。然後我突然意識到，「哦，也許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真的是不說謊。」
《海明威——最後的訪談》
我現在很清楚，說話是沒有意義的……對我來說沒有。如果你很了解某個主題，為什麽要談起它？如果你不了解，那為什麽要出這個洋相？
《博爾赫斯——最後的訪談》
閱讀對我而言是一種不亞於周遊世界或是墜入情網的體驗。
我不覺得發怒有什麽值得稱贊的，恰恰相反，這是軟弱的表現。說實話，很少有人能夠傷害到你，除非他們用大棒打你，或是朝你開槍。比如，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麽有人只因為等了很久侍者都沒過來就大動肝火，或是因為看門人對他不夠客氣、售貨員不把他當回事而怒火沖天，畢竟那些人不過跟夢中的幻影一樣，不是嗎？除了被匕首捅傷或是被槍擊中這類身體上的傷害外，唯一能傷害到你的只有你在意的人。
報復的最高境界就是遺忘。遺忘是寬恕的唯一形式，也是復仇和懲罰的唯一形式。因為如果我的對手知道我還在想著他們，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就成了他們的奴隸，但如果我把他們都忘了，就不會陷入這種處境。我認為原諒和復仇這兩個詞指代的是同一種東西，那就是遺忘。但人們往往不會輕易遺忘一樁錯事。
我還去看了一位醫生，他在失眠方面很有見解。他對我說：「你不用擔憂失眠，因為就算不在睡眠狀態中，你也在休息。躺在床上，在黑暗中閉目養神，這一切都對你有好處。所以就算你睡不著，也不必過於擔心。」我不知道他說的有沒有科學根據，但那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我盡最大努力去信它。一旦我信了這種說法，覺得徹夜睡不著也沒什麽大不了的，我反而能很快地入睡了。
我感覺我經歷了很多事情，經歷了種種痛苦、不幸、失望、悲傷和孤獨，而這些東西正是詩歌的原料。
我們從書中獲得的樂趣究竟源自何處呢？有兩種相對的說法。在閱讀中，一個人得以暫時擺脫他所處的環境，進入另一個不同的世界。但與此同時，也許另一個世界之所以能對他產生吸引，是因為這個世界比他所處的世界更接近他內在的自我。
我知道我不應該說這些話，會讓別人覺得我很冷酷無情。但不知怎麽回事，我從未對廣島的遭遇有過任何激烈的情緒。也許這確實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人間慘劇，但我認為如果你接受了戰爭，你就不得不接受它的殘酷性，接受屠殺、血洗之類的暴行。
當然了，你可以說戰爭、殺戮或是死亡本質上就很可怕。但我們的感官越來越遲鈍了，每當有新型武器研製出來，我們都會覺得它極度殘忍——在彌爾頓筆下火藥和大炮都是魔鬼發明的，你還記得嗎？這是因為當時大炮剛造出來不久，在人們眼中顯得無比可怕。也許有朝一日當我們為某種破壞力更強、威力更大的武器而顫抖時，我們就會接受原子彈了。
如果一個人真正幸福的話，他不會想要去寫作或是幹其他正經事，他只想活著。因為幸福本身就已是一個終點了。也許不幸的一個好處，或者說唯一好處就在於，不幸必須轉化成某種東西。 所以說，寫作始於一種悲哀感。 我認為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悲傷的產物。
我認為人們都應該敞開心扉擁抱快樂，也許無緣無故的快樂更難能可貴，因為那是一種根植於你的身體或是頭腦裏的東西。但如果你因為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某件事而感到快樂，也許下一刻你就不快樂了。我是說如果你能不依靠外物就自發地感到快樂，那可再好不過了。當然了，這本來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波拉尼奧——最後的訪談》
殘暴的行為成了平常之事。強奸和謀殺女性，暗殺記者，為贖金而綁架人：這些罪行在墨西哥可沒有一樣是偶然事件。這種「野蠻的常態化」，是今日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所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在這個國家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偵探一樣危險，須得行過墳場，對視鬼魂。
要是講父子關系，那可以講幾個小時。這其中唯一清晰的部分，就是兒子想唾棄父親多少次，父親都必須甘願奉陪。即便如此，父親也沒法償還他所欠下的十分之一，因為兒子從來沒要求自己被生下來。如果你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你至少得能忍受他想施加於你的任何羞辱。
如果由我來決定，我願意活到一百歲，這樣就能永遠保護我的孩子。一個人的行為發自內心，與恐懼和痛苦的積累相協調。比如說，我還沒做父親的時候，想傷害我是很難的。我以為我那時終於獲得了一種刀槍不入的能力。但當我的長子出生的一刻，一切都變了；也就是說，我青少年時期經歷的所有擔憂和恐懼都再度出現並自我復製，增加了一百倍。嗯，這事我自己可以忍受，但我不想讓我的孩子也經歷這些。這太可怕了，我現在又有了一個女兒。我真說不下去了。我要哭了。我能做出的唯一解釋就是開始哭泣。它遠遠超出我能表述的範疇了。
《史蒂夫·喬布斯傳》
喬安妮1962年和錢德裏離婚後，過上了夢一般遊蕩的生活，這些都被她女兒——後來成為傑出小說家的莫娜·辛普森——描繪在她的淒美小說《在別處》（Anywhere But Here）中。因為史蒂夫的領養程序非常私密，所以直到20年後，史蒂夫和他妹妹才得以相認。
被遺棄，被選擇，很特別，這些概念成為了喬布斯的一部分，也影響了他對自己的看法。他最親密的朋友們認為，一出生就被遺棄這個事實給他留下了幾道傷疤。「我認為，他想完全掌控自己製造的每一樣東西的那種強烈欲望，就來源於他的性格以及剛出生就被拋棄這件事。」
喬布斯堅信，雖然他不用香體劑，也不會定期洗澡，但他以水果為主的素食習慣不僅會消除黏液，還能去除他的體味。這是個錯誤的理論。
『求知若饑，虛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艾倫·凱（Alan Kay）的兩句格言深得喬布斯認同：「預見未來最好的方式就是親手創造未來」（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以及「對待軟件嚴肅認真的人，應該製造自己專屬的硬件」（People who are serious about software should make their own hardware）。
過程就是獎勵。（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時間都很短，或許只有機會做幾件真正偉大的事情，並把它們做好。我們
誰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長時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覺必須趁著自己年輕，多取得一些成就。
在人生的頭30年裏，你培養習慣；在後30年，習慣塑造你。
她後來回憶，愛上一個如此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那種痛苦令人難以置信。深深地關心一個似乎沒有能力關心別人的人，那是一種特殊的地獄般的感覺，她不願任何人去體驗。她碰巧讀到了一本關於「自戀人格障礙」的精神病學手冊，發現喬布斯完全符合其中的描述。「簡直太符合了，充分解釋了我們曾經面臨的難題，這讓我認識到，期待他更友善或別那麽以自我為中心，就像期待一個盲人可以看見世界一樣。」她說，「這也解釋了當時他對他女兒莉薩的一些做法。我想問題出在憐憫心上——他缺失了憐憫的能力。」
THINK DIFFERENT： 致瘋狂的人。他們特立獨行。他們桀驁不馴。他們惹是生非。他們格格不入。他們用與眾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他們不喜歡墨守成規。他們也不願安於現狀。你可以認同他們，反對他們，頌揚或是詆毀他們。但唯獨不能漠視他們。因為他們改變了尋常事物。他們推動人類向前邁進。或許他們是別人眼裏的瘋子，但他們卻是我們眼中的天才。因為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變世界。
在任職初期的一次會議上，庫克聽說蘋果公司的某一家中國供應商出了問題。「這太糟糕了，」他說，「應該有人馬上去中國處理這件事。」30分鐘後，他看著還在桌前坐著的一位運營主管，面無表情地說：「你怎麽還沒走？」那位主管站起來，沒帶任何行李，直接開車去了舊金山機場，買了機票飛往中國。他後來成了庫克的第一副手。
和其他很多公司一樣，索尼也很擔心「內部相殘」。如果他們推出了一個音樂播放器，以及一個方便人們分享數字音樂的服務，那麽唱片分支的銷售就會受到影響。喬布斯的一個商業原則就是：永遠不要害怕內部相殘。他說：「與其被別人取代，不如自己取代自己。」（If you don』t cannibalize yourself, someone else will.）所以，即使iPhone的出現會蠶食iPod的銷售，或iPad影響了筆記本電腦的銷售，都沒有阻礙他的想法。
有一次在他進行深度麻醉時，胸科醫生要往他臉上戴麻醉面罩。喬布斯把面罩扯掉，嘟囔著說他討厭這個面罩的設計，拒絕戴它。雖然他幾乎無法說話，但他還是命令醫生拿來五種不同的面罩，選出一個他喜歡的。
有賴於尖端科學的發展，醫生們得以讓喬布斯總是比癌癥的蔓延快 上一步。他是世界上最早接受癌癥腫瘤基因和正常基因做測序治療的20 個人之一。當時這項治療耗資超過10萬美元。
基因測序和分析由斯坦福、約翰·霍普金斯和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 究所的研究團隊合作完成。了解喬布斯體內腫瘤的特殊基因和分子特征 後，他的醫生們就可以挑選特定的藥品，直接針對導致他的癌細胞異常 生長、有缺陷的分子位點進行治療。這種方法，稱為定位靶向治療法， 比傳統的化療方法更為有效，化療會破壞身體裏所有細胞的分裂過程， 無論是癌細胞還是健康細胞。這種定位靶向治療並非藥到病除，但時常 效果顯著:它使醫生可以篩選大量的藥品——常見或不常見的，已經上 市的或還在研製的——從中選出三四種可能最有效的。當他的癌細胞變 異、一種藥物不再有效時，醫生們就可以換下一種藥物繼續治療。
他的一位醫生告訴他，有可能他的癌癥和其他相似的癌癥很快會被 歸為可控製的慢性疾病，可以一直被遏製，直到他死於其他問題。「我 要麽就是最先這樣跑贏癌癥的人之一，要麽就是最後死於這種癌癥的人 之一。」一次喬布斯在跟醫生們開會後這樣告訴我，「不是最先上岸的， 就是最後被淹死的。」
《亞當·斯密傳》
讓一個國家達到最高程度的富裕和最低程度的野蠻的前提條件，除了和平、寬松的稅收、寬容的司法行政之外，沒有其他;其余的都是由自然過程帶來的。所有阻礙這種自然進程的政府，如果迫使事物進入另一個通道，或者試圖在特定時刻阻止社會進步，都是不自然的，對這種目標的支持手段也必然具有壓迫性和暴虐性。
我們判斷他人和判斷自己一樣......需要盡最大的努力保證坦率 和公正。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用我們看待他人的眼光來看待 自己:我們必須想象自己不是演員，而是自己性格和行為的觀 眾......簡而言之，如果我們行為的整體情況是已知的，那麽在我們 贊賞或者譴責他人之前，我們就必須回答是什麽?應該怎樣?他人 的感受是怎樣的?
我們能得到自己的晚餐，並不是靠屠夫、釀酒人、面 包師的好心施舍，[18]而是靠他們出於自己利益考慮所做的選擇。我們 在交易時並不會對他們高談人性，也不會向他們訴說自己有多麽需要這 些東西，而是訴諸他們的自愛，他們的自身利益。
盡管我們通常聽到的都是工人團結 在一起，而不是雇主的聯合，但是，誰若真的相信雇主之間不會聯合的 話，他對勞工問題、對這個世界就太無知了。雇主之間持續的、默契 的、無處不在的聯合，使勞動者獲得的工資永遠不會超過實際應得的工資水平。
如果政治從來沒有借助宗教的力量，那麽獲勝的黨 派就不會特意推崇某一個教派而壓抑另一個教派，那麽當這個黨派勝利 時，它就有可能平等公正地對待所有不同的教派，並允許每個人按照自 己的想法選擇自己的牧師和宗教信仰。
在談論「工人」「主人」和「生活的等級」時，他並沒有采用馬克思主義式的階級分析。他所描繪的景象更富於變化和動態。相比富人更偏向窮人是符合道義的，也是符合經濟原則的:給窮人一個更公平的競爭機會，讓他們獲得成功。
《特斯拉傳》
在工作中，我會先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某個問題一定會有一種解決方法。這種感覺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只要有了這種感覺，我最終都會成功地解決問題。
愛迪生甚至不屑於特斯拉對數學的信賴，還炫耀自己並不在意科學 理論。「我在實驗白熾燈的時候，根本就不懂什麽歐姆定律，」愛迪生承認說，「再說，我也不想懂什麽歐姆定律，那會妨礙我做實驗。
人一旦有了理想目標，就像在攀爬令 人炫目的高峰:一開始你會感到難以忍受，急切地想要下來，而且根本 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但很快，遠離喧囂生活的感覺，以及山峰帶給你的 充滿靈感的影響，會讓熱血沸騰的你冷靜下來。你不僅腳步變得更加堅 定、更加踏實，還會開始尋找下一個令人更加頭暈目眩的高峰。
愛迪生「與其說是一位原創發明家，不如說是一個完善現有發明的天才。就此而 言，特斯拉卻正好相反，因為在他名下有太多傑出的原創發明，然而， 這些發明卻還未完善到可以進行商業開發的程度」
我認為，世上再也沒有任何一種興奮，能像發明家看到源自大腦的構想正接近於成功時的狂喜那樣，直接穿透人的心靈。」他大聲宣告:「這樣的情懷可以讓人廢寢忘食，讓人忘掉朋友、愛情，乃至一 切。
《費曼經典：一個好奇者的探險人生》
身為科學家，我們知道巨大進步得益於『承認自己無知』這一令人信服的哲學思想，這種進步也是自由思想結出的碩果，為了全體後代，我們有責任去傳揚這種自由的價值；我們有責任讓人們知道，不要害怕疑惑，而是要歡迎和討論疑惑；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去爭取這種自由。
所有神跡大概都是編出來的，為的是讓人「更生動」地理解教義，哪怕有悖於自然現象。但我認為自然本身非常有趣，不想讓它被如此歪曲。於是我逐漸對宗教這件事產生了懷疑。
這是我從我父親那裏學來的：不尊重任何權威；不要管話是誰說的，要關註他說的條件是什麽，結論又是什麽，然後問自己：「這合理嗎？」 只有一件事是不能被懷疑的，那就是懷疑本身。
我英語學得不好——我無法忍受這門課。擔心自己拼寫的對錯在我看來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因為英文拼寫只是一種人為的約定，和真正的、本質的東西無關。任何詞都可以用另一種方式拼寫。我對所有這些英文上的講究沒有耐心。
如果火星人（我們假設不出意外的話火星人不會死）來到地球，看到這種奇特的生物——這些知道死亡終會到來，大約能活到七八十歲的人類，他們會認為在這種環境下生活，會產生嚴重的心理問題，因為我們知道生命只是短暫的。但是我們人類不知何故，找到了頂著這個問題生存的辦法：我們笑，我們逗彼此笑，我們生活。
我和阿琳唯一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我們沒有50年的時間，我們只有5年。這只是一個數字上的區別，我們面對的心理問題是一樣的。如果說有什麽能讓我們與別人不同，那可能就是我們對自己說「其他人的生活更好，因為他們可以一起生活50年」，那真是瘋了。「為什麽我們這麽倒黴？上天為何對我們如此不公？我們為什麽要遭受這樣的報應？」說這些話只會讓自己痛苦，如果你理解現實，並且在心中完全接受現實，你就會知道這樣的詰問是無關且無解的。這些事情沒人能了解。你的處境只是生活的偶然。
那時我已經畫了不少素描，我逐漸發現自己最喜歡畫的就是裸體。在我看來，這並不完全是藝術，而是一種混合體。至於藝術在其中所占比例，誰又能知道呢？
《牛頓傳》
(真理是)靜默和無間斷的冥思所衍生之物。
牛頓凝視蘋果落下的傳統形象。**300**年來，這凝固的瞬間一直被看成引發牛頓導出萬有引力靈感的一刻，可是我們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這個故事乃牛頓為了隱瞞真相而編造出來的。引起牛頓重力理論的靈感，大部分來自他接下來從事的煉金術。
西方煉金術的最早期理論以兩大主幹為基礎，一為亞裏士多德的「四元素」說，二為物質在正確的條件下可相互轉化的觀念，即認為只要將物質的組合成分調整至正確的比例，就可以將其轉化成不同的物質。
牛頓第二次上課時沒有一位學生來聽，不但如此，甚至在其後的17 年間，幾乎每一次上課都一樣(17年之後，他索性不再假裝教書，而是 只坐領薪水)。他面向空蕩蕩的教室講課，讓回音在四壁回蕩。
哲學猶如一個好爭且無禮的女人，一個男人情願打官司也不願 與她發生糾葛。
《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
2012年2月24日，《每日新聞》晚報專欄「憂樂帳」登載了一篇題為《搜索「丈夫」這個詞》的文章。內容大致如下：若將「丈夫」一詞作為關鍵詞輸入搜索引擎，自動顯示的第一個關聯詞是「去死」。
不顧妻子懷孕照常去喝酒，不願給孩子換尿布，早上送孩子去托兒所、下午卻借口加班不去接孩子，丈夫諸如此類讓妻子動怒的行為數不勝數。丈夫們也許會驚訝：「啊？就因為這點小事？」但妻子們心生殺意的瞬間，恰恰潛藏在日常生活的雞毛蒜皮之中。如果丈夫一直視而不見妻子的不滿，一心只等退休後安享晚年，那麽，涼透了心的妻子心中積壓多年的怨恨就終將爆發。
據1995年的調查數據，40歲的男性喪偶後，平均能再活34.95年，離婚後，平均能再活28.72年；40歲的女性喪偶後，平均能再活43.32年，離婚後，能再活40.49年。這些數據也側面印證了前文那位老人說的話：「丈夫一死，妻子就活了。」
《每個人的新生 ——抵禦癌癥的健康生活方式》
50年以前，美國癌癥患者中，僅有1/4的人能夠生存超過10年。今天，這個數據變成了1/2，這意味著總體生存率提高了一倍。
高達95%的癌癥與遺傳性基因缺陷無關。有些當然與運氣有關，但大多數癌癥的起因是我們有能力控製的，那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每天所做的選擇。
癌癥的靶向療法有巨大的發展前景。它們作用於分子層面，針對癌細胞獨有的異常，提供一種更加精準的治療方案，以限製癌細胞的生長。它們所「靶向」的，是癌細胞獨有的特定基因，以及調節基因行為（它們是癌癥的「助推器」）的蛋白質。這些精準療法在癌細胞層面起作用，對健康細胞的危害小於傳統的化療方法。
實驗室研究表明，綠茶可減緩或預防結腸、肝、乳腺、前列腺中的癌細胞生長。 另外，追蹤人們多年飲食的研究表明，常飲綠茶可降低患結腸癌、膀胱癌、胃癌、食道癌和胰腺癌的風險。
2016年在《柳葉刀·腫瘤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報道，認為咖啡不太可能引發癌癥，且經常飲用咖啡可預防子宮癌和肝癌。該機構匯集了全球23位科學家，梳理了1000多項研究，得出了上述結論。
201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加利福尼亞州40名兒童的飲食改為有機飲食一周後，其尿液中的農藥水平下降了近50%。
《薩繆爾森傳》
一個人越明智地研究某個問題，似乎越不會武斷地做出回答。
《達爾文傳》
自第一次嘗試將大自然系統化以來，自然歷史學家、分類學家和生 物學家就一直在努力對物種進行區分和定義，並且對物種的幾種定義進 行了實驗。當今使用最多的定義是由德國著名進化生物學家恩斯特·邁 爾在1942年提出的，即如果兩個生命體能夠繁殖出可育後代，那麽它們 就同屬一個物種。
對任何動物來說，找到物種對路的配偶是很重要的，否則，它進行交配就是在浪費時間，因為它不可能將基因傳給它的下一代。
達爾文本人最初並沒有使用「適者生存」這個術語。這個術語是由英 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1864年出版的《生物學原理》一書中首次提 出的，該書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了達爾文的觀點。不幸的是，這一術語經 常被人誤讀。達爾文所說的「適者」，並不是指最健壯或最強壯的，而是 指最切合或最適宜環境和其他生活條件的。以現代的說法，我們會將之 形容為「最適合的」。
無論是雄性傾向於長出一對精致的鹿角或者一扇壯觀的尾 屏，還是雌性傾向於喜歡雄性的大鹿角和長尾，如果這兩者都是遺傳使 然，那麽這就存在一個機製，它可推動物種朝著那個方向進化，即使它 並不帶來其他的優勢。這就是達爾文所謂的「雌雄選擇」機製。
直到20世紀90年 代，長著羽毛的恐龍化石遺跡（中華龍鳥）首次在中國被發現，這才確定了鳥類的確 是恐龍的後代。其實，人們甚至可以說鳥類是唯一幸存的恐龍。
著名演說家、牛津主教塞繆爾·威爾伯福斯對進化論的支持者進行 了猛烈抨擊。在隨後的辯論中，他還挖苦赫胥黎:「你口口聲聲說自己 是猴子的後裔，難不成猴子是你祖父或祖母?」赫胥黎無疑被大廳裏的 暴烈氣氛弄得火冒三丈，他回敬說，他並不以先祖是猴子為恥，相反， 他羞於和一個用天賦掩蓋真相的人為伍。
對我來說，世間的不幸真是太多了。我無法說服自己，一個仁慈的、萬能的上帝會設計創造出姬蜂，專門讓它們在毛蟲的活體內進食，又或者刻意讓貓耍著老鼠玩兒。
達爾文已經解決了一些關於生命的最大問題，比如，我們是誰?我 們從哪裏來?這些問題太大了，幾乎無人敢碰。但正如達爾文自己所 說:「無知有時比知識更容易帶來自信，正是那些所知甚少的人，而不 是那些學識淵博的人，會如此肯定地斷言這個或那個問題永遠無法被科 學解決。」
《走出帝製》
「令人恐懼比受人愛戴更偉大」，敬君是表面，畏權是實質，愛君談不上，無權誰還把你當人看？於是為君者自然擅權，「虛君」不是犯傻嗎？傳統時代「改朝換代」，群雄逐鹿殺得屍山血海，到了近代放棄皇權就那麽容易？
長期「封建」傳統下比較有可能向憲政和平過渡。世界史上「封建」傳統的民族（如歐洲、日本）通過君主立憲實現憲政的成功率較高，而像中國這種中央集權帝國，君主立憲少有成功。
「選擇什麽」稱為文化，而「能否選擇」稱為製度，我以為這樣的理解是符合人們常識的：愛吃中餐和愛吃西餐是文化之別，但飲食自由和飲食管製是製度之別：有人說製度也是文化，名曰「製度文化」。
現在講中西交往和沖突，好像不講到「文化」就不夠「深刻」，但實際上，國際矛盾首先是利益的沖突，其次是製度的扞格，而「文化」的對立往往是被誇大的。
「辛亥革命後，中國什麽時候版圖最大」，答案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抗戰勝利時，而是北京政府時期的 1919 年。
「周秦之變」，以血緣親情為基礎的、小共同體本位的、溫情脈脈的「周製」被依靠暴力與強權統治陌生人社會的「秦製」所取代；最終在從秦皇到漢武的多次反復後，「漢承秦製」的製度基礎上嫁接了經過「法家化」改造的、識時務的儒家(筆者謂之「法儒」)，這就是所謂的「儒表法裏」或「儒的吏化」。
用譚嗣同的話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
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引入中國並在新文化運動中影響大增的「個人自由」觀念，卻不是這種模式，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影響。
與中國大不相同的是，日本明治時代的近代化不是一個走出「秦製」的過程，卻更像是一個走出「周製」的過程。「自由」與「個人獨立」，其具體含義就變成獨立於藩主，而效忠於國家；獨立於本家族，而效忠於天皇；總之是獨立於小共同體，而依附於大共同體。養兒不盡孝而去當「神風隊」，養女不事夫而去做「慰安婦」 （直到二戰後才在美國強勢影響下擺脫「秦製」而走上憲政民主的軌道，同時由「軍國」轉向和平發展）
我不能為家族利益而嫁人，卻似乎應當為「人民利益」而嫁人。反對代表家族利益的家長包辦婚姻，卻接受代表「人民利益」的「組織」包辦婚姻，在當時並不罕見。
西方自由主義本來影響就弱，一戰後受「反資本主義」潮流影響更弱。戰後日本對華影響大增，日本式自由主義影響下的魯迅—巴金式的反家庭反禮教「啟蒙」不僅沒有被「救亡」所「壓倒」，反而與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勵，出現「啟蒙呼喚個性，個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國，國家吞噬個性」的悖反現象，而這又與一戰後西方社會主義經俄國中轉的變異版本一拍即合。
一戰的災難和 1920年代末開始的大蕭條又嚴重地損害了「西學」的影響力。這個時候中國人又「順理成章」地找了第二個老師，那就是蘇俄。如果說軍國主義膨脹後的日本放棄學西後轉向以自產的「武士道」來對抗西方的自由民主，那麽遠未富強也不那麽自信的中國人則從俄國拿來「社會主義」以替代「西學」。其實，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一樣本來都是「西學」的左右兩翼，前者倡平等，後者爭自由。在西方，前者衍為福利國家，後者衍為市場競爭。但是經過日俄兩國轉手後的兩種「主義」都已經不是原來「西學」中的樣子。
鴉片戰爭後因「反法之儒開創學西之風」而出現的轉型機會，一變而為「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社會從「儒表法裏」經歷了無數波折之後，只是變成了「馬表法裏」。
法家學說成為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兩者的共媒，而儒家道德與自由民主西學成為兩者共同的犧牲品；知識分子從清末的「反法」到民初的「反儒」，構成了歷史的倒退。
「帝王術」就是造就並維護皇權的法家權術，特點是蔑視道德與理性，迷信專製皇權。
中國人的精神不會崩潰，因為他原來也沒什麽精神。
美國福利製度覆蓋的是最弱勢的群體。聯邦財政搞公費醫療，主要是兩種，一種是 Medicate（醫療補助計劃）是給窮人的，還有一種 Medicare（全美老年及無工作能力者保險），是給 65 歲以上老人的。只要身份合法，兩種人都包的。在美國的確有人看不起病，但不是最窮的人。
「懷絕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知識分子深沈的天真。
《人為什麽會生病》
1900年，威脅人類的三大「健康 殺手」分別是肺部感染(肺炎或流感)、肺結核和胃腸道感染。現在，如果我們再次問:「人為什麽會生病?」答案肯定與100多年前截然不同。目前，在美國，致人死亡的前兩大病因(心臟病、癌癥)，以及前七大病因中的五個(心臟病、癌癥、腦血管疾病、阿爾茨海默病和糖尿病)，都與慢性代謝性疾病有關。多數疾病的發生都可以歸結為一點， 即胰島素抵抗。
細胞將小東西變成大東西，這一過程被 稱為「合成代謝」。所以，胰島素是一種促進合成代謝的激素。對於人體來說非常重要。當然，前提是它能正常發揮作用。如果胰島素不能正常發揮作用，一種被稱為「胰島素抵抗」的狀態便出現了。
即使有些人看起來精瘦，但他們實際上是胰島素抵抗患者，因為他們的內臟脂肪較多。外形精瘦的胰島素抵抗患者仍然比同樣精瘦的胰島素敏感者胖，只是表面上看不到脂肪而已。
代糖：甜葉菊、赤蘚糖醇和羅漢果提取物對胰島素的釋放影響不大。
一般認為，人每晚需要保持8小時左右的有效睡眠。但事實並非如 此。最新證據表明，不少早期人類文化都保持著早起晚睡的傳統。人類 祖先的夜間睡眠時間可能平均只有5~7小時，低於當前的8小時建議睡 眠時間。而且，有些人需要的睡眠時間天生就比別人少。
進食時間是一個重要話題，因為大多數現代人的進食頻率都高於以 往。30多年前，人們每天的正餐間隔大多在5小時左右，但如今，人們 的正餐間隔已經降至3.5小時左右，而且不少人還在兩餐之間吃些零食(人們在20世紀80年代普遍不吃零食)。
一個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降低碳水化合物攝入量=降血糖=降血漿胰島素=提高機體的胰島素敏感性。隨著血漿胰島素水平的降低，人體會重新調整到「穩定的」復敏狀態。
發酵過程中，細菌會消化糖分(果糖、乳糖、葡萄糖等)，產生酸(所以發酵食品有輕微的酸味)和二氧化碳(所以飲料和食物中有氣泡)
不少人都聽說過，植物性飲食具有天然的健康屬性，有助於預防疾病，只是該觀點尚存爭議。但無論其正確與否，當涉及胰島素抵抗問題時，植物性飲食未必有益。堅持低碳水化合物飲食的人一般不會嘗試可令血漿胰島素水平飆升的包裝零食，如薯片。但素食主義者或純素食主義者的飲食中往往含有這些食物。
您可基於下列四大原則製訂方案:
1. 控製碳水化合物的攝入量; （應盡量多吃發酵物，如每天吃一次德國泡菜或韓國泡菜。不常吃發酵食品的人也可采用一種簡單的替代策略——每天飲用蘋果醋）代糖：甜葉菊、赤蘚糖醇和羅漢果提取物對胰島素的釋放影響不大。
2. 優先保證蛋白質的供應;
3. 確保脂肪供應充足;
4. 註意進食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