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讀過最好的十本書（上：中文）

濤之道

更新於 2024/09/23發佈於 2022/09/24閱讀時間約 27 分鐘

1，《魚翅與花椒》

書裏有英國人，美食家Fuchsia Dunlop 對中國菜的由衷熱愛，還有她多年在中國的遊歷見聞，由飲食推及對中國文化的思考。有美食，有獵奇，更有反思和迷茫。（原文較為平實，翻譯水平很高，增色不少。）

書摘：

「我們吃的東西，代表了我們做人和自我認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
「傳統上，中國人不會把動物分成「寵物」和「可食用的動物」，除非你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不同區域也可能會有地方性的好惡），不然會覺得什麽動物都能吃。」
「英語裏的「creature」（生靈）這個詞，來自拉丁語中和「創造」有關的詞，似乎將動物與我們人類聯系在了某個十分神聖的宇宙當中。中文裏的「動物」一詞，可以直接解釋為「移動的物體」。如果說你只是把其簡單看作一個「移動的物體」，幾乎沒什麽生命可言，那傷害其性命還算是殘酷嗎?」
「在一個外國人眼裏，中國式靈魂和祖先概念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和塵世非常相近。中國的神仙在天上也建立著官僚機構，考量凡人的請願，接受禮物和賄賂，跟地上那些官員沒什麽兩樣（和之前死去的帝國時代官員也沒什麽兩樣）。」
「中國人通常都很為他們歷史悠久、講究美感的烹飪文化驕傲，畢竟這在全世界都所向披靡，也是中華文明桂冠上毫無疑義的一顆明珠。但這驕傲中似乎也摻雜了一絲怯懦，因為在全民潛藏的意識中有點懷疑中國的享樂主義和普遍的自我放縱可能是中國比起現代西方國家有些「落後」的原因之一。」
「把你的人生想成一幅畫。世界上什麽都有，但你想畫什麽就是自己決定的了。你要選美好漂亮的事物入畫，醜陋的就別費筆墨了。」
「我覺得所有人裏面，企業家是最不應該這麽崇拜毛澤東的：畢竟，他親手消滅了中國的私營企業，讓資本家們日子不好過。難道他崇拜的英雄不應該是鄧小平嗎？他是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揭開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序幕啊。「啊！」他回答，對我的質疑並不羞惱，「但是你看哈，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就因為之前毛澤東時代發生的事情才有可能啊！」在我看來，這就像是說地震是件好事，因為地震之後可以重建一座城市……但我也發現，跟他爭論是無濟於事的，所以就露出乖巧的笑容，說了晚安。」
「在某些方面，中國人依然還活在對那些貧窮匱乏的極端反應中。這麽肆意浪費揮霍，是因為以前窮怕了、餓怕了，而那樣的日子終於結束了，桌上有了肉，全國人民共同長舒了一口氣。那些「極左」的激進歲月中，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令中國人生活裏最大的愉悅遭到了壓抑，現在是該報復性地滿足一下了。」

2，《漢字王國》

另一位中國通，瑞典漢學家 Cecilia Lindqvist 圖文並茂的講解200多個漢字。她六十年代在北京留學，她還有本《古琴》介紹那個年代拜師學琴的經歷，以及中國古琴的前世今昔，也是佳作。

書摘：

「我驚奇地發現，即使一些受過很高教育的中國人對自己的語言的根也知之甚少。人們在小學，中學和大學機械地進行著漢語教學，卻很少加以解釋。」
「在相同情形下，我們瑞典人可能會輕輕拍拍胸脯，但中國人恰恰是指著鼻子。這種手勢由來已久，因為漢字的「自」最初的意思是「鼻」，是一個鼻子的正面圖。」
「在最初的幾個朝代帝王直接控製生產，他派官員去親自監督田野上的勞動。「臣」字就表現一只監視人的大眼睛，「老哥我看著你呢！」」
「「我」字表示一只手握著一件武器。多麽可怕的想法，但是考慮到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歷史就不足為怪了。」

3，《容忍與自由》

作為「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胡適的作品近20年在大陸出版很多，一代文宗算是正式回歸。本書是胡適先生眾多選集之一。

先生一生謙遜儒雅，但是在「自由」和「民主」等原則問題毫不讓步，所以從不為當權者所喜。在黨國號召全民「崇拜領袖」的二三十年代，《容忍與自由》無疑是很刺耳的。

書摘：

「為什麽容忍比自由還更要緊呢？因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
「要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的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製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製政權可以鏟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製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自認掌握絕對真理的陳獨秀，不容他人質疑。）
「易蔔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只雁，把它養在樓上半閣裏，每天給它一桶水，讓它在水裏打滾遊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半閣裏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它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個人在社會裏，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就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關於女性解放：

「今年到內地旅行，看見內地的小腳婦女走路不像人，臉上沒有人色，我忍不住對我的同伴說：「我們這個民族真是罪孽深重！祖宗作的孽，子孫總得受報應。我們不知還要糟到什麽田地呢！」」
「我說的是，男子嫖妓，與婦人偷漢，犯的是同等的罪惡；老爺納妾，與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惡。」

4，《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

今年把秦暉老師幾十個小時的視頻都聽了一遍，收獲巨大。就又把他的書找來讀。他知識淵博，也很風趣；這本研究農民問題的書是他的成名作，在他自己寫的序裏，憑著他對馬克思研究的自信，他說：「今天當一些「新潮左混」拿幾句洋人時髦語錄當棍子敲打別人時我不禁會想：「你們知道什麽馬克思！」」

書摘：

「我國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中國文化實質上就是農民文化，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歸根結底是個農民社會改造過程。」
「中國封建社會是個家一國一體的宗法共同體，「國」是「家」的擴展，「忠」是「孝」的延伸，「君」是「父」的放大。」（「實行領主製的西方，封建主也很難說是擁有土地支配權的，否則「圈地運動」就沒有必要了。」）
「關中「封建關系模式」的主要特征：有產（生產資料，主要指土地）者與無產者的對立模糊，而有權（身份性特權與政治權力）者與無權者的對立突出。主佃沖突幾乎不存在，主雇沖突也並不激烈，而官（豪）與平民的沖突則異常緊張。」
「歷來我國的土地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資分配」，而是「按權分配」的，最有資格當地主的並不是商人，而是權貴。封建社會無疑存在著財產的不平等，因而無疑有階級分化的成分，但是封建社會最深刻的不平等是權利的不平等，財產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它派生的。封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不是「物的聯系」而是人身的聯系。」「一個落魄窮儒一旦通過科舉取得特權地位，「則奴仆十百輩皆帶田而來」。」
「封建時代的中國只承認家族財產，不承認個人財產，所有權只是家長權的附屬物。家庭之上，族權對財產的幹預也很強。」
「我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尤其是引起改朝換代的全國性農民戰爭，固然大部分是死裏求生的饑民運動和私家庇護主率其依附者反對中央政權的運動，但也有一些與宗法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自發勢力」反抗共同體壓迫有關。」
「為什麽崇尚「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農業中（比如以色列）不乏虎虎有生氣的合作化乃至集體化，而全力倡導集體主義精神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民粹派農民社會主義」者反而往往把合作化弄成了哽喉的魚骨，使人欲吐不能？近年來理論界在總結集體化教訓時有種流行的觀點，主張區別合作製與共耕製，說合作製是好的，共耕製則弄糟了。這種說法不能說全無道理，然而尚未觸及問題的關鍵。以色列的「柯布茨」不就是完全實行共產共耕、共同分配產品的集體農莊嗎？而俄蘇的傳統村社雖然有少量共耕地和偶爾的勞動組合，但顯然以份地上的個體耕作為主。可見問題的實質還不在共耕與否。問題的實質在於，作為現代農業組織形式的合作製，是商品生產者的自由人聯合體，是商品生產者在競爭中為共同利益而在產、供、銷等領域或信貸、科技、機械服務等方面形成的聯營組織，它的前提便是要有商品生產者自由個性的發達、經濟理性的成熟，要有發達的社會交換關系。」

5，《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製度、文化及其變革》

十篇文章各有重點，但都是想說明中國傳統社會到底是什麽？文化是哪家的？

書摘：

中央集權還是宗族鄉村自治？

「所謂「兩千年來皆秦政」，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在社會整合和動員上永遠占有優勢，而所謂宗族鄉村自治，實在不宜過高估計。」
「宗族勢力的興起，往往是在大共同體控製較弱的環境下出現。」「宗族興起，族權坐大，小共同體的興盛，從魏晉土族一直發展到「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的宗主督護製。社會精英主流也由秦漢時為皇上六親不認的法家之吏變成了具有小共同體自治色彩、以「德高望重」被地方上舉薦的「孝廉」、「賢良方正」之屬，並發展為宗法色彩極濃的門閥士族。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表裏皆儒」的時代。」
「傳統中國鄉村社會既不是被租佃製嚴重分裂的兩極社會，也不是和諧而自治的內聚性小共同體，而是大共同體本位的「偽個人主義」社會。」

儒表法裏：

「法家傳統是極端反宗族的，它強調以專製國家本位消除家族本位，建立沒有任何阻隔而直達到每個國民個人的君主極權統治。它主張以皇權(以及完全附屬於皇權的吏權)徹底剝奪每個國民的個人權利，並且絕不允許家族、村社或領主截留這些權利而形成隔在皇權與國民個人之間的自治社區。換句話說，它不僅容不得公民個人權利，也容不得小共同體的權利。」
「董仲舒先生又把韓非發明的「三綱」弄過來，完成了「儒表法裏」的改造，於是武帝龍顏大悅，儒家據說也就得到了「獨尊」的地位。盡管董先生「喪家狗」的習性尚未全泯，他在放棄「革命」的同時還把那裝神弄鬼的讖緯之學弄來，想對皇上保留一點「上天示警」的約束，但後來在曹魏到隋唐間皇上們又感不爽，下辣手殺了許多人，把讖緯禁絕，於是「上天示警」也不靈了。」
「中國吏治傳統的主流是「儒表法裏」，即說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講的是性善論，行的是性惡論；說的是四維八德，玩的是「法、術、勢」；紙上的倫理中心主義，行為上的權力中心主義。」
「中國人對人性的判斷事實上是性惡論的。中國人的防人之術從精英到大眾在世界上是發展得最為登峰造極的。」

為什麽建立「人民公社」這麽容易？

「中國也恰恰是因為小共同體紐帶的缺乏使表面上看起來「一小二私」的中國農民反而很容易過渡到「一大二公」。」

中國經濟發展的低人權優勢：

「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製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沖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采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6，《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

經歷這麽多運動和折磨，多數人會像「久在樊籠之鳥，已失去奮飛的能力」，劉教授從建立信仰到文革的迷茫, 反而在晚年覺醒了公民意識。他的「王權支配社會」理論顯示他對中國社會的深刻了解。

書摘：

「文革」之惑與初醒：

「大字報是神聖的，在大字報面前，一切權利都喪失殆盡，既不能招架，更不能還手，只有束手待斃。」
「在運動中尋短見的，有不少是由於同時遭受到「家庭革命」的內擊，精神崩潰了。」
「毛主席說，好人打好人是誤會！倡導通過打人辨別好壞，真是一大政治發明。「文革」中有那麽多「打」，直至打死而後明好壞，無疑是更上一層樓。」
「乞討都要憑成分，乞討竟然成了社會主義的「特權」！」（不是貧下中農的「壞分子」不可以乞討活命）
「學者無意中被卷進政治，或被政治家利用，這是中國由來已久的傳統。」
「中國史，任何段落都可以壓縮，甚至簡略，只有「文革」史是不能簡略的。」

「王權支配社會」理論：

「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一直是君主專製思想居於統治地位。君主的權力是無邊的，他是社會一切資源的最高所有者，對臣民有生殺予奪之權，其作用之大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這種觀念統治全社會，並成為普遍的社會共識。這種觀念應該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和抽象。」
「（戰國的百家爭鳴）平面上看百家相爭，很有點民主氣氛。但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實質，就會發現，絕大多數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專製，思想上都要求罷黜他說，獨尊己見，爭著搞自己設計的君主專製主義。因此，百家爭鳴的實際結果不可能促進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匯集成一股強大力量，促進了君主專製主義製度的完善和強化。把握了這一點，才能把握住百家的政治歸宿。」
「長期流行的「原理」，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權力屬於上層建築，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等，有著很大的差別。這樣的認識，對歷史的敘述是很不一樣的，特別是在諸多具體歷史過程的陳述上，因果關系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集權是手段，攫取經濟利益才是目的不是生產資料國有而後產生集中製的政治，倒是相反。」
「權力在社會分配中可以被看成最一般的等價物。只要有了權，一切東西都可以源源而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只要條件允許，他們必然乘還擁有這個聚寶盆時盡可能地多撈一把，瘋狂貪占，以備身後之用。」「以往，我們把貪汙視為社會的變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不是變態，而是一種有特殊性的「正態」。我不僅將它視為是反道德的，而且將它視為傳統社會一種強力性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而予以正視。」
「不是經濟力量決定著權力分配，而是權力分配決定著社會經濟分配。」「要想成為地主或進一步擴大產業，最有效的辦法是當官，為了當官又須先讀書。這樣一來，文人——官僚——地主三者之間形成一個生態循環圈。陽為道學，陰為富貴。在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經濟利益問題主要不是通過經濟方式來解決，而是通過政治方式或強力方式來實現的。」
「與下皆相對而言，凡是處於等級金字塔中間的人必然亦上亦下，亦主亦奴。」

作者的思索：

」什麽都清楚，因為事事「聽喝兒」；進入老年，雖然仍有「北」，但又不能確認「北」何所指，於是我陷入糊塗，反而引發說不盡的徘徊、苦惱和悲涼。「
」普通大眾而言，對「官」既畏懼又羨慕，既憎恨又順從，骨子裏流行的是權力崇拜時期我被臣民意識所籠罩，如果能從我的經歷中看到一點點公民意識的萌生、成長，就算我沒有白活到八旬；如果還在臣民觀念中盤桓，那肯定是我的悲哀。「
「腐敗作為一種權力的惡性，往往披著革命的外衣。」
「中國的觀念與精神世界裏，最缺乏的應該就是公民觀念，一些變態性的君尊臣卑觀念，諸如寄希望於好領導、清官、人治、唯上、等級觀念等等，不是依然廣泛而深層地流行於社會觀念之中嗎？可以想見，這個轉化會遭遇極大的困難。」
「公」是一個抽象，在實際操作上沒有意義，「公」必須落實到具體人來操作，具體人與「公」是不對稱的，具體人不可能都是「公」的體現與化身。」

7，《王陽明家書》

家書中素來有很多精品：《傅雷家書》《曾國藩家書》《胡林翼家書》等等。這本《王陽明家書》也很精彩。

書中多次提到「立誌」的重要以及難度。電影《聞香識女人》裏，阿爾·帕西諾說：「如今我來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總是知道哪條路是對的，毫無例外我知道。但我從來不走，為什麽？因為太難了！」

書摘：

與「不癡不聾，不做家翁」異曲同工：

「老年之人, 只宜以宴樂戲遊為事, 一切家務皆當屏置。」

做學問的「厚積薄發」：

「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裏矣。」

靜坐/冥想體會真正的快樂：

「每日閑坐時，眾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遊。」

不要患得患失：

弟子錢德洪要去杭州參加鄉試，行前請教，陽明先生告誡道：「胸中要有大舜向大禹禪讓天下的氣象。」錢德洪不明白自己考舉人與禪讓天下有什麽牽扯。面對憨厚人，陽明先生不再含蓄，直白道：「偌大的天下大舜都不放在心上，還會有什麽患得患失嗎！
「我登山，不論幾許高，只登一步。」（意為：我登山，不論山有多高，我只一心走穩腳下這一步。）

孔子立誌也花了15年：

「夫立誌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立者，誌立也。」

不留戀官位（家書多署名「陽明山人」）：

「求退乞休之疏去已旬余，歸與諸弟相樂有日矣。為我掃松陰之石，開竹下之徑，俟我於舜江之滸。且告絕頂諸老衲，龍泉山主來矣。」

致良知：

「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

8，《另一只眼看鴉片戰爭》

跟《天朝的崩潰》有異曲同工之妙。更多的是通過西方的視角來看這場「不必要的戰爭」。戰爭是降維式的，因為觀念差距也是。

常說「落後就要挨打」，其實不對。落後不見得就要挨打；「落後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後而不自知，強以落後扮作先進，這是真正的愚昧，難以救藥和令人心悸的愚昧。」落後加上無知才會挨打。

「鴉片戰爭」前後，西方「列強」其實對中國並無領土野心（有野心的是近鄰日本和沙俄），他們主要是想自由貿易。兩次「鴉片戰爭」主要是清政府不了解國際公約和不遵守合約而致。「當我們把一切責任和錯誤全部推給他人時，我們就失去了自省的能力。而一個不會自省的民族，是毫無希望的。」

書摘：

戰爭起因：

「行商製度的核心就是壟斷以及壟斷帶來的巨額利潤，它與自由貿易是背道而馳的，並對貿易產生極大限製和損害。」
「包圍商館，逼迫商人交出鴉片的行為，是一次未經任何審判、在政府主持下以武裝力量剝奪外國人自由、以生命安全相威脅、在正義的信念指導下實施的一項目標正義的綁架行為。此後英國發動戰爭的理由或者借口，都是中國禁煙的方式，也就是「圈禁」導致的英商變成人質、鴉片變成生命和自由的贖金等，而不是「禁煙」本身。」

對林則徐的歷史評價：

「近代史上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我們總是把那些不顧敵我形勢、一味高喊開戰的人視為民族英雄。其實，戰爭是在一切政治、外交手段都用盡，在具體詳盡地分析了敵我態勢之後，不得已的最後選擇。不能打的仗，最好不要打。」
「林則徐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說：英國人一打就倒，倒下就爬不起來，一個普通的百姓都可以從從容容地割掉躺在地上的英國士兵的腦袋。林則徐甚至在布告中教育百姓：專打英國人的膝蓋。」
「蔣廷黻先生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中說：林則徐被罷免實際上是他終生一大幸又是中國國運的一大不幸。如果林則徐不被罷免，他就必然要和英軍開戰，而開戰後必敗。他從此就不會被當作能夠對抗英國人的英雄被人膜拜。林則徐失敗後，中國會盡快講和，損失就會大大減少，而中國的維新或許可以提早二十年。自從鴉片戰爭後，中國一點革新運動都沒有，主要原因是人們不明白失敗的原因。林則徐自信能夠打敗英國人，當時的人也以為他真的能辦到，只不過他沒有機會親自指揮戰鬥，難怪國人覺得不服輸！」

南京條約及後續重大外交失誤：

「（英方最初的南京條約提案）除治外法權一項，其余的都是國際的慣例，並無不平等的性質，且並不有害於中國。在割地和增加口岸兩者，中方可以選擇其一。這點選擇的自由就是當時中國外交的機會。」
「經過一系列的談判，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片面最惠國待遇、軍艦自由航行等像一個沈重的鎖鏈，套住了天朝的脖子。長久地看，這些條約給中國帶來的損害，比《南京條約》更為嚴重。而這些條約都是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以平等協商的方式和平締結的。落後無外交。真正讓我們喪失主權的，不是國家的弱小，而是意識的落後。」

9，《關山奪路》

王鼎鈞先生「回憶錄四部曲」的第三部，前兩部《昨天的雲》《怒目少年》寫家世和少年時期，這一部《關山奪路》寫內戰，第四部《文學江湖》寫臺灣的經歷。

國共是兩座大山，而作者要像小河一樣「奪路而出」。

書摘：

土改和南方人們的反應：

「北方發生的故事，離南方人的經驗太遠，凡是完全超出經驗範圍的事，都教人很難接受。大戰期間，美國之音對德軍說，美國善待俘虜，集中營裏吃牛排，洗熱水澡，還有俱樂部，可以看電影、打橋牌。美國之音報道的是實情，但是德軍聽了完全不信，因為德國對待俘虜很殘酷，新資訊和舊經驗很難融合。後來美國之音只好修改講稿，把俘虜的待遇說得壞一些。」
「那時中共下達了一些文件，糾正運動中「過火」的行為。今天這些文件已經公開，從中可以知道，當年各地群眾普遍打死人、逼死人。糾正過火是在過火的行為普遍發生以後，障礙已經清除，社會已經凈化。」
「談到中共的作風，他認為打天下的人照例不擇手段，一旦打下江山，必定換一個做法，至少至少他要善待及早歸順為他出力的人，所以識時務者為俊傑，逃得越遠，罪孽越重。他介紹一首順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禍，不投有過，早投沒錯。」那時民心如此，這位教授的看法代表很多人的想法。」

內戰和國民黨的破產：

「最後新疆省銀行發行過世界最大面額鈔票，每張六十億元，共印製四百八十萬張。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美國一位收藏家展出這張鈔票，電視幕上猶足以令人觸目傷心，這一張鈔票已說明多少人蕩盡了家產。」
「西方人說，國共內戰是美式代理人和俄式代理人的戰爭，我不同意，我看是中國孔孟文化與馬列文化的戰爭，戰爭結果，中國傳統文化失敗。一九四九年撤守臺灣，國民黨「痛改前非」，這才放手推出「仇恨猜忌」的文宣來。」

日本婦女戰後的犧牲：

「美軍占領日本以後，日本女子為美軍官兵布置溫柔鄉，賺外匯，也爭取美國對日本的同情。美國記者發出報道：「東京的婦女大半是妓女。」中國記者水平高：「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犧牲肉身，圖利本國。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臺灣企業家許文龍舊話重提，他稱贊日本女人犧牲色相，挽救日本危亡。」

左派文學和學生運動：

「文學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後朝著方向設計。蘇東坡設計「危險」，寫出「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他拼貼足以產生危險的四項因素，事實上四項因素並未同時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設計大師，他們根據共產主義革命的需要拼貼情境，構成「語文的世界」，但評論家卻以「寫實主義」之名推廣，代換人生的現在和未來。」
「個人一旦融入群眾，往往陷於催眠狀態，思考力、判斷力很弱，據說智商只有十四歲，盲從妄動。」

長春圍城和影響：

「一九九一年讀到張正隆寫的《雪白血紅》，他以四十二頁的篇幅寫長春圍城饑餓慘象，前所未見。」「寫內戰的書那麽多，到底該看那一本，我說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紅》。」
「長春圍城對我的影響，好比波蘭亡國對丘吉爾的影響。」（斯大林坐視希特勒將波蘭華沙「夷為平地」，丘吉爾之後絕不再信蘇聯。）
「世人都說北京是古都，必須保護文物遺產，以免毀於炮火。毛和傅都心裏明白，文物遺產一定無恙，只是餓死幾十萬人，這是土法炮製的「中子彈」，傅作義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毀滅，換取數十萬人之新生。」要從這個角度解讀。」

作者的感悟和思索：

「每一層地獄裏都有一個天使，問題是你如何遇見他；每一層天堂上都有一個魔鬼，問題是你如何躲開他。」
「我和難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們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圖形。中共要徹底改變社會。這個革命是由淺入深，蘇北那些難民能逃出來，證明一切剛剛開始。」
「已放棄一切偉大非凡的憧憬，無論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養活父親，幫助弟弟妹妹長大。我已知道解放區絕對沒有這樣的空間，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難適應，他對老百姓的期許我無法達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渙散的」社會裏去茍活。我必須奔向南京。」
「人在壓抑之下、憂患之中，仍然要勇猛精進。壓傷的蘆葦自己不肯折斷，將殘的燈火那是自己熄滅。天助人助者，人助自助者。」

10，《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

什麽是「中國」？什麽是」中國人「？嶽飛是民族英雄嗎？成吉思汗和中國是什麽關系？外蒙古呢？這些簡單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

「民族出於一元」意味著中華民族有共同祖先，「地域向來一統」象征華夏疆域自古龐大，可是歷史事實並非如此。本書從新石器文化開始，講到清帝退位，萬年的歷史，看中國這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怎麽演變。

書摘：

元蒙/滿清統治的二元結構：

「關於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與中國的關系，蒙元史學者蕭啟慶認為，這是一個征服王朝，並不是中國的朝代。」
「滿清帝國乃是一個兩元的結構：北方、西北的族群（滿洲和蒙古）直屬於皇帝。」
「滿清皇帝的遜位詔書，確認將來全部的領土轉移為中華民國，這才是中國疆域延續滿清帝國領土的法律根據。可是，日本人圖謀侵略中國，還是屢次以滿清為兩元帝國的理由，致力在滿洲和蒙古分別成立傀儡政權。」

歷史學家的愛國立場：

「抗戰中的顧頡剛，不得不暫時放棄「古史辨」時期對古代中國「黃金時代」傳說的強烈質疑和對「自古以來一統帝國」想象的尖銳批判，對於「中國大一統」和「中華民族是一個」，變得似乎比誰都重視。」（針對日本企圖分裂中國的行動）

附錄《說中國》解說葛兆光

「明代本身的皇權，繼承了蒙元的暴力性格，其專製程度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
「理性上雖然超越「華」「夷」，追慕包容性的天下帝國，但感情上會不自覺地區別「內」「外」，以漢族中國為「我者」來敘述「華夏/中國」。許先生在書中交錯地使用「華夏」、「中國」、「中華」、「中國共同體」、「漢人中國」等詞，有時候也使用「中國本部」這個名詞，這讓我們想到顧頡剛、傅斯年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對「本部」這個概念的批判。且不說當年認定這一概念來自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疆土的陰謀，意味著十五省或十八省之外的滿、回、藏、蒙等地區並不是「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就是歷史敘述中，當學者使用這一概念時，立場也會不自覺地變成以漢族中國為中心，因而有了內與外、我與他，甚至華與夷。這一點似乎與「華夏/中國」論述中原本肯定兼容並蓄的文化、包容雜糅的族群和沒有邊界的疆土的觀念，稍稍有一些沖突。特別是，講漢族之外的異族「各自作為復雜的共同體，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在中國共同體以外」，甚至把胡人「漢化」看成是「華夏/中國」開放秩序的海納百川，則不免會讓人誤解為「以漢族中國為中心」與「華夏文化高於四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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