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112級畢業製作

受雨果於1829年發表的小說《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所影響，同時深感臺灣冤獄事件頻傳，每每執行死刑通常為了達成不相干的政治功能，編劇陳以文以雨果小說為本，附加臺灣時事、人情、風土，創作同名劇本《死刑犯的最後一天》，2015年由陳以文自編自演，導演張哲龍，於臺北思劇場首演，而後2016年應高雄春天藝術節之邀於正港小劇場二度公演。

《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共10場戲，其中接見朋友、妻子及母親的3場戲，與最後1場與死刑犯與被害人家屬對談的戲，由陳以文發展創作，其他6場戲皆源自雨果原著小說。雨果原著刻意不說明犯人犯了什麼罪遭判死刑，而陳以文則透過母親責問給了死刑犯判死的理由。

3場接見戲真誠動人、符合民情，質感與氛圍明顯不同於源自雨果原著的6場戲。200年前的法國獄政、死刑執達與當代臺灣法務部矯正署標準程序顯有落差，轉化並不容易，將文人過度堆疊炫技的文藻內化為臺灣死刑犯心境轉折亦非易事。至於最後一場戲，陳以文透過受刑人與被害人家屬的話語傳達編寫《死刑犯的最後一天》的初衷，過於急切直白而顯得宣達與說教，其間尷尬與字詞堆疊意料之外地呼應源自雨果原著的6場戲。

若將《死刑犯的最後一天》視為陳以文用以表達廢死或反死刑態度的劇作，未免過度推論。雨果才是廢除死刑的忠實倡議者，而透過劇本增添小說沒有的骨肉觀之，陳以文的確質疑「死刑」的功能與價值，但更多是對死刑犯等待死刑期間遭受心理凌遲投以人道悲憫的目光。

2023年，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112級選擇《死刑犯的最後一天》作為畢業製作呈現。由節目單導演的話可見劇組對於死刑存廢的觀點和雨果有極大的出入，而導演林緯筠也表明將迴避這個國人尚無共識的社會議題，希望把焦點放在「說一個即將被槍決的死刑犯的故事」。但是，觀眾為什麼要專程前來聽一個有關死刑犯的故事？導演林緯筠並沒有好好回答這個問題。

全劇10場戲，表演風格割裂為3部分：接見朋友、妻子及母親，顯得人性且自然，老慣犯那場戲則突兀地誇飾躁動，而其他源自雨果原著的幾場戲及最後一場死刑犯與被害人家屬對談，文藝腔尷尬癌上身。

源自雨果原著的幾場戲與最後一場戲，占了《死刑犯的最後一天》三分之二以上篇幅。大部分時候，場上演員只是行禮如儀地走位、讀出臺詞，時不時出現一些考據不良的小失誤，如獄警不該在囚室大門關上前，即解開重刑犯的手拷－－解下手拷可能會攻擊獄警－－標準程序為犯人由大門送餐口伸出手讓獄警上拷後再開門，關上門後犯人再由送餐口伸出手讓獄解手拷。執達官也通常不會關心死刑犯心理狀態，只會宣讀公文書並且依程序詢問是否要陳述意見。

尤其在最後一場戲，被害人家屬說著：「社會治安出了什麼問題？人對人的態度出了什麼問題？基本教育出了什麼問題？貧富懸殊有沒有助長這些問題？這些都因為槍斃你就一塊布把全部問題都遮起來。這個社會、這個政府難道沒有比趕快槍斃你更應該快點去做的事情嗎？」這段話應該充滿怨懟質問，演員從肢體到語氣卻明顯猶豫不決－－她並未被角色說服，以至不曾成為角色。我總覺得演員其實更想說：「槍決了，至少有一件事有了答案，再拖下去，又更審，還要凌遲被害人家屬多久？」

又比如老慣犯一角，演員表演風格浮誇張狂，全然不同劇中其他演員，導演林緯筠僅僅放任演員自行詮釋劇本中「鬼魅」二字，分不清導演認為老慣犯是其他也在等待宣達的死刑犯、已受刑死刑犯的殘影，或是主角死前的妄念。

正因這些演員並不認同自己演出的角色，並未針對各個角色的身分職業心理深入理解，而導演林緯筠也並沒有更積極的引導，僅放任各位演員自由發揮，才會呈現如此狀態並出現這些失誤。

全劇僅3場接見戲演來角色入魂，且觸及編劇陳以文想呈現的核心－－死刑犯也是一個人。尤其是接見妻子與接見母親兩場戲，顯然演員相對認同這幾場戲的劇情與角色。

不同導演風格各不相同，「無為而治」「船到橋頭自然直」當然也是一種導演風格，但個人還是偏好目標明確、掌控力強、執念強烈的導演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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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家：陳以文
指導教授：陳尚盈、黃資絜、杜思慧、李怡賡
導演：林緯筠
執行製作：江愷芳
舞台監督：林宸安
舞台設計：黎瑋琳
燈光設計：馮禮潔
服裝設計：吳辰軒
髮妝設計：劉邦彥
平面設計：蘇宇柔
影像設計：謝凱全
音樂設計：張証勝
公關：張昕瑜
宣傳：陳弈胥
文案：李卓穎
票務：蕭如晴
總務：洪啟睿
演員：吳辰軒、何沛瀅、李昀、李柏融、黃政全、劉邦彥、劉洺呈、鄭祺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