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塔爾》是部酷兒電影嗎？談凱特．布蘭琪女王魅力的成效

擁有變色龍般靈活演技的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向來以獨特的氣場、磁性嗓音與知性形象吸引著世界各地電影迷，她演繹伊莉莎白一世的女王風範深植人心，《魔戒》系列中高雅脫俗的精靈女王令芸芸眾生傾倒，在《搖滾啟示錄》（I’m Not There，2007）、《凱特布蘭琪：宣言13》（Manifesto，2015）裡大膽顛覆世俗對「女演員」之定義，肆意跨出二元性別疆界，更以《因為愛你》（Carol，2015）中成熟、優雅又撩人的「卡蘿」一角，躍升成為酷兒社群偶像。

所以當影迷聽聞凱特將久違地獨挑大樑演出虛構的「女同志」指揮家 Lydia Tár，並與深深畫進女同觀眾心底的《燃燒女子的畫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2019）雙姝之一諾耶米．梅蘭特（Noémie Merlant）對戲，最後更以此角二度奪下威尼斯影后，莫不引頸期盼，望能再次沐浴於女王又帥又美的個人魅力下。

不過，實際觀賞完《塔爾》（TÁR，2022），我發覺事情似乎沒那麼單純，比起性別議題，導演陶德．菲爾德（Todd Field）欲著力的範圍更廣、野心更大──他談當今政治正確潮流下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談身分認同與意識形態的選邊站如何讓人們難以純粹地討論藝術本質，談重視傳統、階級嚴密的古典音樂圈中的潛規則與職權濫用現象，談網路時代的全民道德公審和愈來愈難辨明的真相……影片主題琳瑯滿目，又為了加固「偽」傳記電影的扎實感，放入大量真實世界的人物事蹟、著作箴言與專業音樂術語，構成一部資訊量龐雜，形式猶如古典樂一般、墊高欣賞門檻，令觀者難以輕鬆接近的作品。

然而，在這部已承載夠多議題的電影中，將塔爾設定為已婚、且與妻子育有不同膚色孩子的女同志，究竟對整體故事有何助益？是個召喚酷兒觀眾進場的噱頭？抑或敘事選擇上的不得不？

既然導演欣然表明為凱特．布蘭琪量身打造《塔爾》劇本（註1.），必是看準且大大運用了她的中性氣質及對年輕女性之吸引力，以完滿角色並合理化劇情；那麼，縱使並非電影最大重點，但其中的幽微性張力，以及性與利益掛勾後反噬自身的風險，想必值得剖析與探討。

接下來，讀者們不妨跟著我直球切入，從塔爾與她的幾個女人們談起。

電影演至 40 分鐘左右，我們才第一次看到結束行程的塔爾疲憊地踏入家門，在那之前，導演花費漫長篇幅描繪塔爾工作時的表現及形象塑造──訪談、授課、餐敘，應付通勤和住宿的舟車勞頓──而將她服侍得無微不至的貼身助理 Francesca （諾耶米．梅蘭特飾演），不僅熟知她的所有行程及個人習慣，也是唯一能在公共場域中穿梭塔爾的「前台」與「後台」、洞悉她人前人後態度差異的明眼人。

塔爾給予 Francesca 滿高程度信任，兩人間的交流也不僅止於託付庶務瑣事，她會詢問 Francesca 對自己訪談表現的看法，也會將偷藏起的妻子血壓藥給 Francesca 保管，以讓妻子找不到藥品，加深對自己的依賴感。

導演呈現手法內斂隱晦、刻意避開確鑿的罪證，但由後段其他角色暗諷塔爾與助理擁有「非正當關係」，以及 Francesca 提及過往的「歡樂時光」可推知，她們應有超越上下屬或師生的情愫，而車內肢體接觸、偶爾心照不宣的相視而笑，以及穿插在開場登台受訪的蒙太奇片段中，那兩隻在地板上 Leonard Bernstein 及 Claudio Abbado 指揮的馬勒交響曲唱片封面交疊的腳，其實也提供了觀眾想入非非之線索。

諾耶米．梅蘭特詮釋的小助理戲份，並不走好預期的「地下情人恃寵而驕」路線，她反而過分地拘謹、寡言，總是小心翼翼地讀著空氣，觀察老闆臉色，再再顯示待在塔爾身邊「伴君如伴虎」之壓力，也顯示她深知塔爾翻臉如翻書的特質，並見證過老闆運用自身勢力及話語權決定人事去留、影響後輩職涯發展的行為。

Francesca 代表正在潛規則當中，交換利益往上爬的人物，她自知走後門可能遭致的輿論風險，因此盡量壓低姿態，避免落人口實，卻在執行份內庶務時，無法不去幻想近在眼前的美好未來。所以當期待落空後，那累積多年、不容小覷的憤怒力量將連本帶利地反撲向塔爾。

若說 Francesca 是嘗試透過塔爾走後門上位的小人物，「正宮」Sharon（由柏林影后 Nina Hoss 飾演）則是當年開啟後門，讓塔爾爬上巔峰的關鍵角色。

身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柏林愛樂樂團（Berliner Philharmoniker）首席小提琴手，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樂團內部的政治與人脈關係，不僅幫初來乍到的客座指揮塔爾打通人情、爭取樂手投票，讓她一步步登上首席指揮位，更是身為美國人的塔爾，融入柏林當地古典樂界不可或缺之轉譯媒介，誠如塔爾在開場《紐約客》訪談（註2.）中提到的：在「指揮」職位出現前，樂團乃由首席小提琴手領導──於是，Sharon 在劇情安排、樂團排練，甚至戲外觀眾檢視片中權力交棒更迭等各方面的重要象徵性，便無需再多言。

甫進樂團的俄裔大提琴手 Olga（由英德混血大提琴手 Sophie Kauer 飾演），則是塔爾主動開後門試探，卻屢屢踢到鐵板的新「獵物」，她是體制外突然的一波生猛力量，攪亂塔爾慣用伎倆和樂團既有秩序，也是在塔爾事業存亡之秋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塔爾的狩獵，從初次在女廁瞥見 Olga 身影即開始了。本應維持公正、特意在表演者面前搭建屏風的樂團招募徵選，卻因底下縫隙露出的鞋子，給了塔爾憑藉先入為主的「外型印象」打分的空間；Olga 順利入選後，塔爾一如既往招待她去歷史悠久、曾侍奉許多名流大師的高級餐廳用餐，卻發現話題搭不到一起──Olga 明顯比 Francesca 再年輕一個世代，她不聽唱片，而是看 YouTube 影片確立演奏生涯的偶像，對於誰是指揮家毫無關心；她關心婦女權益和左派運動，讓只會賣弄音樂領域的專精知識及專有名詞的塔爾顯得見識狹隘，甚至也不甩塔爾推薦的蔬食菜單，大口啃起俄羅斯烤肉。

愈是難攻的山脈愈激起塔爾的征服慾，她選擇艾爾加（Edward Elgar）大提琴協奏曲搭配樂團正在緊鑼密鼓籌錄的馬勒（Gustav Mahler）第五號交響曲，並獨排眾議額外舉辦徵選，不讓原本的首席大提琴手循例獨奏，為的就是給新來的 Olga 上位機會，順便測試她的能耐。雖然最後只有兩位樂手參加徵選，但眾評審無異議地選擇 Olga，證明她擁有不需走後門也能力壓老團員的實力。

當 Francesca 因為沒獲得助理指揮職位而曠職搞消失後，塔爾想當然爾讓 Olga 暫時替補出差特助，然而她的態度卻與禮貌乖巧的 Francesca 相差十萬八千里──不僅以時差為由拒絕塔爾的晚餐邀約，卻在事後盛裝出去玩（對比 Francesca 唯唯諾諾地詢問晚餐安排，而被塔爾冷淡打發），講話時總是盯著手機打字聊天，不把老闆情緒放在心上，甚至趁她不注意時拍照直播（註3），抱怨老闆執著於形象經營的惺惺作態──塔爾從舊愛和新歡身上獲得截然不同之待遇，帶出權力消長移轉的世間運行規則，也預示了她的殞落。

另外，Olga 剛入團時，Sharon 對她品頭論足，評價她演奏時表情「誇張到像是快高潮」，顯示不僅塔爾（指揮）對樂手，連樂手彼此朝暮相處之間，也不乏帶有性成分的凝視；當 Olga 贏得獨奏資格，實際演練艾格加協奏曲時，激情演奏當下與塔爾的專屬眼神交換，更難掩情慾橫流的張力，加上樂音停歇後那輕撫臉頰的小動作，直接讓坐在後方目擊一切的 Sharon 藏不住吃味神色──畢竟她是曾經歷過、也最懂怎麼與眼前這個高高在上的女子公然調情的人啊。

至於 Olga 單獨前往塔爾工作室練習的片段，雖然並未拍出兩人間有任何踰矩行為，但一人淋雨濕身敲門，一人僅披著浴袍接見，其實也給予「有心之人」足夠的暇想空間。

最後是將塔爾拖入「取消文化」風暴的核心人物 Krista Taylor，她從未正面現身，僅在《紐約客》訪談觀眾席、塔爾下榻酒店外頭閃過兩次背影，以及網路新聞上匆匆出現一張照片，但她的存在卻滲透進塔爾所有生活細節中──電子郵件、親送的禮物（註4.）、網路批評聲浪、街頭以她之名抗議的人潮，甚至化為縈繞不去的心魔在淺眠塔爾的惡夢中糾纏。導演更直接在塔爾床尾安插披頭散髮的 Krista 魅影，以營造住房的「鬼屋感」。

Krista 的角色定位與 Francesca 類似，都是被塔爾看上並有意加入潛規則遊戲之人，只是比起沉默安分的 Francesca，Krista 更難以操控，對預期的利益交換結果得失心更重，因此快速輸掉塔爾信任，成為被切割、棄若敝屣的舊愛，塔爾也曾在安慰 Francesca 時直言 Krista「和我們不是一夥的」（She wasn’t one of us.）。

塔爾之所以快速失勢、被鬥得一敗塗地，在於她在濫用職權這檔事上，依舊不夠老奸巨猾，忘記留給可能掌握把柄、反咬自己一口的「前盟友」一絲尊嚴（或持續的小甜頭），反而急於斬斷對方所有退路。將人逼至絕境的下場，就是真的鬧出人命，她也激起眾怒，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乃真正意義上的”at risk”（註5.）。

截至目前，從兩次觀影經驗中，到寫這篇文章的當下，有句台詞一直令我耿耿於懷──即塔爾跑到小學警告霸凌女兒的同學時，開口便自稱：「我是佩翠的爸爸。」

在同婚幾乎全面合法的西歐國家，孩子對擁有兩個媽媽感到稀鬆平常，且電影也沒有展示任何對主角性傾向實際的不友善行為。在此狀況下，塔爾將自己套入異性戀婚姻角色的目的為何？是懶得向「民智未開」的兒童解釋的方便說詞嗎？如此安排，於這部貌似對「政治正確」進行大量思辨的電影又有什麼意義？

讓我們回到開頭《紐約客》的訪談，以及爾後塔爾在茱莉亞學院授課那顆十分鐘的一鏡到底鏡頭，這兩段綿長又帶點炫技成分的戲，可說完整地展現了塔爾戮力於人前建立的形象與價值觀，以及內心對「音樂本質」的信念，並且默默灑下蛛絲馬跡、暗示她日後的命運走向。

眾所皆知，古典音樂界向來由白人男性主導，重視傳統、師徒輩分制且進入門檻高的菁英特質，也使其中的性別、階級及種族流動較其他產業更不容易，講白了點就是「保守又跟不上政治正確時代潮流」。時至今日，女性在世界級交響樂團取得首席指揮地位的機會，比當上七大工業國組織領導者還小（註6.）。

在這樣環境中，身為一名取得空前絕後名譽及地位的女性，塔爾一方面肯認優秀女性前輩開墾出的道路與打下的基礎，一方面也深明若想長遠保有自己的權勢，就必須撕去女性及性少數之標籤，融入現行父權體制，以男人們習慣的遊戲規則來鬥爭──原因之一是：「實力」才是能讓（仍對自己抱有性別歧視的）男人閉嘴的方法。唯有放棄當今社會對過往父權體制下弱勢族群的補償紅利，方能使眼紅的男性們不牽拖、將塔爾的成功歸於身為女性獲得的「優待」。

原因之二，則是業界中能獨當一面、擁有同等話語權的女性依舊太少，不足以形成結盟，或在必要時刻出面聲援塔爾。綜合評估下來，「強調女性身分」的弊大於利，因此塔爾活得比男人更像男人、比父權更善於利用父權結構，這或許是為自保而不得不的選擇。

訪談時，基於台下滿滿觀眾，塔爾僅在預先設計好的說詞中稍稍帶過敏感的身分政治議題，到了閉門授課的茱莉亞指揮班，她被立場堅定的男學生激怒，才稍微失態、脫口而出肺腑之言。

該名學生選擇冰島作曲家 Anna Thorvaldsdottir 的無調性音樂練習指揮，被塔爾認為缺乏想法，她建議他應該追本溯源、去瞭解啟發作曲家的重要基礎，不該「越級打怪」。優秀的指揮家即使選擇簡單的經典樂曲如巴哈，也能透過自身獨特詮釋，帶領聽眾聽見耳熟能詳樂曲的不同面向。然而，學生卻緊咬巴哈厭女又私生子滿天下的汙點行為，表明自己身為思想開放、進步的非白人（BIPOC）泛性戀，沒辦法喜歡並演奏他的作品。

或許是該學生急於往自己身上貼標籤的作為，讓同樣身為性少數，卻在數十年業界打滾中逐漸磨去稜角、服膺於主流父權規則的塔爾感到特別不悅（一種「你的時代明顯比我友善，卻還畫地自限不把握機會」的過來人興嘆？），她直言批評當代年輕人依附社群網站建立身分認同、盲目追求政治正確的趨勢，只會窄化自身視野，讓無關乎作品本身的政治議題阻斷對音樂本質之追求，且時代潮流瞬息萬變，現在拿來批鬥「老白男」音樂家私德的標準，可能數年後即會被拿來指控眼前這位非白人、泛性戀的同學，身分政治分化之盡頭，便是人們不再能接觸、演繹「非我類」的作品，那將會是何等荒謬又「走退路」的光景？

所以，在宏大、雋永的音樂面前，指揮家必須放下個人的身分與自尊，看見、臣服並轉譯作曲家意念，以堂堂正正地面對觀眾及上帝。

聽完這長篇教訓，再回到塔爾在《紐約客》訪談中關於馬勒第五號交響曲──也是推動本片情節發展之核心──的看法，塔爾的精神導師伯恩斯坦曾經在羅伯．甘迺迪葬禮上，率紐約愛樂樂團演奏馬勒五號的第四樂章〈Adagietto〉，伯恩斯坦素來以保留即興空間聞名，時常加入譜中沒有的詮釋，他灌注哀悼之意，花十二分鐘緩慢肅靜地完成此樂章。

但塔爾本人更追求「貼近原著」，認為必須考量馬勒創作當下，音符間蘊含將樂曲獻給新婚妻艾爾瑪的熱戀傾心，因此不應太過哀戚。她認為自己的版本演奏七分鐘便足矣。

然而，塔爾口口聲聲說的忠於原著、臣服作曲家，在原創者已逝不可追的狀況下，真的可能嗎？或者，不如說「忠於原著」更像是塔爾的保護色，正是因為容易被外界放大檢視的特殊身分，讓她沒辦法如已有威望的男指揮家那般恣意地詮釋樂曲，而行走政治正確邊緣，做好分內工作，保守／進步派兩邊皆不得罪，成為她在陽剛過剩的古典樂界的生存之道。

如此脈絡分析下來，那句「我是佩翠的爸爸」之動機便昭然若揭：一是她早已習慣將自己放在與男人平起平坐的競爭基準上，去面對一切困難；二是當惱人麻煩來臨時，用具備男性威嚴之身段快刀斬亂麻，是最快速見效的解決方式，這點已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及身體記憶中。（註7.）

最後，回到本文緣起、欲直球對決的問題，《塔爾》究竟是一部酷兒電影還是在「賣腐」（Queerbaiting）？若將塔爾置換成男性，故事還行得通嗎？

我的答案是，在邏輯上完全沒問題，撇除電影當中談及身分政治及貼／撕標籤的片段，劇情主線──「位高權重指揮家濫用職權，潛規則年輕女性，最終導致被取消而跌落神壇」──改成男角也完全可以，只是將會變得有些無聊又不足為奇。而導演只是更動了「主角生理性別」單一個變因──甚至性傾向也乾脆「維持」愛女性──，便讓故事如此不同，並掀起大量討論。

所以，該說菲爾德大膽嗎？我倒覺得他正如塔爾本人，勤奮認真，欲挑戰既有社會現況，卻又不敢真正得罪哪一方，導致批評力道只做一半。

舉例而言，若真要透過「女指揮家」去搖動古典音樂界堅不可摧的男性霸權，何不將塔爾設定為異性戀女子，讓他去潛規則男性樂手，而不是又帶出楚楚可憐、意志不堅或瘋癲崩潰的年輕女角，變相加深職場權勢性交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再來，創作者欲塑造十惡不赦卻兼具個人魅力、令人耳目一新的複雜女性反派，使觀者反思權力本質與腐化，但影片描繪塔爾「使壞」的方式卻又太過晦澀留白，缺乏確切感官證據的狀態下，我們無法真正去恨塔爾，甚至還被她對音樂的熱忱與執著打動，進而感嘆、同情她的殞落。

（或者說，凱特布蘭琪自帶的明星氣場使《塔爾》這部以「角色鮮活立體與否」論成敗的電影得以成立，但她對影迷不可抵擋的吸引力與好感召喚，也使「讓觀眾討厭塔爾」這項任務更難達成。）

綜合以上，可猜測菲爾德早有預期在女性屈指可數的指揮界，豎立一個虛構的邪惡女性加害者，將招致「政確糾察隊」之抨擊，因此特意將塔爾塑造得沒那麼壞，但雙面討好的結果，就是主旨變得模糊無力，甚至有些微美化加害者的意圖飄出。或許，他對於電影該如何回應社會、虛構故事對真實事件的影射該如何點到為止而不踩線，也尚在衡量拿捏，並未有明確選邊站的立場及答案吧。正如片中塔爾示範彈奏巴哈〈C 大調前奏曲〉時所說的：「他不會假裝自己知悉所有事情，因為他明白，深深吸引觀眾的永遠是『疑問』。」

所幸，在這部女同志主角先被保守父權荼毒、又被進步聲浪追殺的電影當中，性少數觀眾們仍可透過塔爾少少少許幽微的女性特質，在夾縫中尋找能夠同感的「酷異」之處──諸如她在男性環伺的業界，不高調抵抗傳統、呼喊不公，也不刻意強調女性身分以減少他人有色目光，展現了大多女性從小被教育該擁有的柔軟身段；她在面對煩人的金主、纏著權位不放的老前輩，也不曾直接顯露不悅，甚至自掏腰包聘請司機，為早已被基金會拋棄卻不知情的老前輩做足面子，這也是女人比男人多半更擅長的「讀空氣」、「看臉色」之舉。

可愛而諷刺的是，當塔爾侃侃而談自己與伯恩斯坦對馬勒第五號交響曲解讀之差異時，相較伯恩斯坦沉重、悲劇性的詮釋，她相信當時的馬勒與新婚妻子之間的「young love」。這個柔情浪漫的選擇，顯示塔爾做為一名女性，不同於冷硬男指揮家的特色與優勢，卻也指向「情關」將是她難過的危機──與馬勒遙遙呼應，在衰老之路上義無反顧追求「young lover(s)」，最終導致毀滅。

註1.）請參考這段訪談

註2.）訪問者為真實的《紐約客》知名作家 Adam Gopnik

註3.）也有一解釋是 Olga 為 Francesca 特意安排至塔爾身邊欲弄垮她的棋子，直播上的留言可能也為兩人對話。

註4.）導演特意安排禮物為 Vita Sackville-West 的小說 Challenge，評價多半認為 Vita 用此作之激情情節，影射自己與已婚的 Violet Keppel 不被當時社會接受之同性戀情；這說明為何塔爾看到書名及扉頁 Krista 的簽名後，會嚇得把它立刻丟棄，並將之歸類為她對自己的瘋狂迷戀追求行為。

註5.）「Krista」的易位構詞遊戲（anagram），收到書後塔爾曾在筆記本上寫出。

註6.）來自紀錄片《瑪琳艾索普：首席女指揮》（The Conductor，2021）中瑪琳艾索普（Marin Alsop）本人所言，艾索普為塔爾訪談中致敬的女性前輩之一，也因塔爾角色背景設定與她高度相似，曾出面質疑電影描繪隨權力腐化女性之必要性，引起不小風波。

註7.）塔爾有和其他家長打招呼，她平時與妻子輪流接送女兒上學，再加上公眾人物身分，代表學校和其他孩子大概都知道佩翠有兩個媽媽，因此塔爾的「爸爸論」應不是刻意讓霸凌的小孩錯誤轉述、進而讓他的家長以為佩翠在一夫一妻家庭中長大，而是基於個人習慣，下意識地脫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