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從手術房恢復室推出來，手術房的看護示意要我接手把病床推回病房。
父親已然清醒，但是因為脊椎手術必須趴著，眼睛塗滿凡士林，加上長時間麻醉，眼睛畏光，無法睜開眼睛。我問父親：
「爸，我在這裡。你還好嗎？」「嗯，還好。你看看我的腳指頭會不會動？」
父親一直害怕手術失敗，導致半身不遂。
「有啊！」
病床不輕，我必須像薛西佛斯把石頭推上陡峭的高山般的那個姿勢，身體前傾，雙腳用力蹬著地板才推得動病床。
推進電梯，回病床的這一段路，我們沈默無語。
我想到幼年，那應該是記憶所能及而又能留下稀微印象到極致的年代。三、四歲左右的我，無來由的不曉得為什麼，那個景象鮮明到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我躲在一般水利工程常用來使用的水泥涵管裡，那一根涵管應該很大，因為父親坐在我的旁邊。
從小我從不敢叫他，用任何方式都不敢。父親極為嚴厲，對我們而言是宛若岩石一般地存在，我應該曾經怯生生地叫過他：
「爸爸....」
回應的通常是吼回來的：「囉唆什麼？」
我懷疑印象中與我一起在水泥涵管中坐在我身邊、帶著慈祥笑容的父親回憶，只是我心底深處渴望父愛的投射，還是確有其事。
父親的生母在父親於我坐在水泥涵管中的一般年紀時，即已因為祖父的刻意冷落而尋短自盡，失恃的父親被祖父及年齡不過長他沒幾歲的繼母極盡虐待之能事，終於在可以自立的年紀逃開了那個殘酷之所在。
幼年缺乏親情、冷酷如岩的父親是否因為如此而對溫柔有所忌諱？這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幼時父親對我及弟弟極其嚴酷，只要我們打架，一定討來一頓好打。幼時輒有對岸空軍飛行員變節投奔而來，當局以反共義士大肆宣傳，父親總是冷眼以對，甚會痛罵這些人拋下親人的行為，無異於禽獸。
那一年秋天，父親腰痛難耐，曾經有效的整脊也不能再紓解疼痛，我開車到板橋整脊師父處，載父親回中壢，一路上父親抱怨著一路奔波，他忍著刺骨的疼痛，在火車上也等不到年輕人讓座。
我靜靜地聽著。
從小養成的習慣，怕說些什麼又會引發他的不快，不知道該回答些什麼。
父親要我載他到後火車站附近，他要把停放在該處的機車騎回家。
我看著他下車，步履蹣跚地跨上機車，危危顫顫地搖動了幾下後騎上馬路。
看著年逾八旬的老父一身病痛地獨自騎著機車緩緩地鑽進車流中，我鼻酸了起來。
父親終於接受醫師的建議，決定脊椎動刀，把塌陷壓迫到神經的五節腰椎間盤都撐起來。
那一年我待業在家，懷才不遇的滿腹委屈，投了無以計數的履歷，等著被論斤秤兩的機會。機會遲遲不來，我到幾個知名廟宇求籤，巧合的是每一隻都是上上籤。
我等著，從櫻花盛開等到鳳凰花開，再等到滿山的芒草搖曳。
我開始懷疑這些上上籤所為何來？
想著，還好我閒賦在家，可以陪著妹妹渡過一個只有父女倆相伴的寒暑，想著，還好我閒著沒事，可以照顧術後需要照應的父親。我一早在市場買好當日現抓的鱸魚，煮好後裝在提籃裡，開車送到林口長庚給手術後的父親。剛開始父親胃口不佳，像是給我些交代似地，勉強喝了幾口湯充數。後來我帶著妹妹，讓妹妹開口叫阿公要吃東西才能恢復健康，父親才開心的把整碗魚湯喝完。
手術之後的父親失去了原有的矯健，但仍然維持著往日的體能，聲音宏亮，耳清目明，我們知道逐漸年邁的雙親畢竟終須一別，只是下意識或是刻意地閃躲這個問題。
直到去年春天。
父親開始不接電話，刻意排除與我們的任何接觸。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也少回去探望，直到我在疫情和緩後的第一次出差。
在美國染疫後，延遲了一段時間回台。六月二十一日，在我居家隔離的最後一個晚上，父親用把玩了許久（而我們竟然毫無警覺）的童軍繩，結束了他這一輩子與我們的牽絆。
昨日帶著媽媽與弟弟去山上看爸爸。
告訴爸爸，這一年我事業風風火火，但是過得極不快樂，我猜我可能也會用同樣的方式離開。
其實也沒什麼，人生本來就有功課，只是，我還是很想念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