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要走的那天清晨，在值班室床上，我突然驚醒，感覺到該趕快到病房去。爸爸坐在椅子上，嘴角的膽汁已經乾了，衣服和床邊也染了膽汁的顏色，愛乾淨的爸爸若非已無體力，絕不會呈現這種狼狽的模樣。趕緊拿了毛巾替他擦拭洗臉。幾乎說不出話來的他，想要上床去躺一下，我從前面抱著他，抓著他的後褲頭，用力地協助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爸爸的頭靠在我在肩上，我知道他幾乎沒有力氣了。雖然孩子在肚子裡，讓我擔心自己不能太用力，但也沒辦法，只能要孩子抓緊了。撐過了清晨，媽媽和二哥幫忙爸爸換上乾淨的衣服。我也開始連絡返家的事宜：救護車，電動床，電動床還沒到之前如何把床墊高，PCA...。本來想等到出院手續辦妥再回家，後來感覺不太對勁，該讓爸爸先回家，手續後續再辦。聯絡救護車9點來接爸爸，哥到對面租氧氣機，姑姑和媽媽幫忙收拾房間。
我陪著爸爸，坐醫院的電梯，經過急診室的時候，恍如隔世，爸爸住院的那一天，是自己騎著野狼來急診的，還可以在我的身後慢慢的走路，此時雖然清醒，卻是必須躺著推床出去了。
救護車上，一如往常靜默地陪伴著彼此。我們請救護車不要鳴笛，安靜地穿過我們熟悉的每一條街道和轉彎，來到了暌違一個多月的家門口。救護人員用被子抱著爸爸的身軀上到二樓的臥室，躺在他熟悉的床上，父親意識清醒地向家中每一個員工比「讚」的手勢，道別道謝，他已經沒有力氣說話了。我們圍繞在他的身邊，通知未到的至親我們回到家了。後來，父親突然坐起，眼睛上吊，媽媽這幾年陪伴阿姨和奶奶經歷人生的最後一刻，像是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地直呼著：要走了要走了，爸爸又突然回神。就這樣反覆了一兩次，最後一次，他又突然這樣，而後身體癱軟，我們知道這次他真的走了。就在夏至中午的12點整。姑姑和我開始在旁邊念佛，平靜地伴著他。爸爸原來希望可以死後盡速火化，簡化喪葬的事宜，但火葬場客滿，時間要排。所以我們讓父親躺在原位，助念八小時之後，請了冰櫃放在家中客廳，讓父親的遺體先安放在家裡。我每日早晚課誦阿彌陀經，祈福回向給父親。我們沒有發訃文，大門未貼嚴制，樓下的店舖還是照常營業，除了客廳多了佛堂，一切如常。因為知道這是父親的心願。
幾天之後，姑姑端詳父親的面容，告訴我們一件神奇的事，父親的額頭出現了紅色如蓮花般的印記，我們的內心都感到無比的殊勝和吉祥，相信父親是跟著菩薩到了西方淨土，我也對佛法有了更深的信心。父親的身體也讓我見識到，即使心跳停止了，身體仍然是不斷地變化著。
如何能夠善終？
在人生的道途上，許過許許多多的願望，而我現在最想許的願就是，時候到了，讓我好好的走。
如果這一切的安排都是有意義的，那我所經歷的這一切是要學到什麼？在我書寫此段文字的同時，過去所經驗過的死亡在我腦海中轉了一遍。
第一次看見人在我面前死亡，是醫五，同學被分配照顧的病人病況急轉直下，進了加護病房，那是一位榮民爺爺，已沒有任何的親人在台灣，但有一親近的阿姨與他保持著父女般的情感。加護病房中，爺爺的血壓直直地掉，但心臟仍跳動著，監視器上的EKG還嘟嘟作響，我們趕緊聯絡阿姨來，告訴她爺爺病危了。就在阿姨來到爺爺身邊的那一刻，心電圖停了。阿姨大聲地叫了出來：「原來你在等我。」身上穿著嶄新的白袍，站在同學和學姐的旁邊，我的眼淚無法控制地湧出，雖然理智告訴我該保持著醫者的鎮定，但那種生死一線的脆弱、阿姨無盡的哀慟和觸動帶來的衝擊，我只能展現真實的自己。
大學畢業，我選擇了內科，在大醫院接受訓練。
第一年當住院醫師，病人的複雜度極高，排山倒海的工作，讓我消化不良，被做不完的工作追著跑，一整天只喝一罐優酪乳，每隔三天就要連續工作36小時（雖然我才剛接受完甲狀腺手術，和碘131的治療）。
記得自己一開始就被排在腫瘤科病房，這裡的病人對自己的情況和各種化療藥劑，都比我這個菜鳥醫生還要懂。周末的時候，同事將病人交給值班的我。他有一床病人已經末期，時不時會因為胸水淹起來，而呼吸困難，已經簽了DNR，他說剛幫他抽完水，周末應該不用再抽。沒想到，這回他不是喘，而是血壓掉了，病人逐漸休克快要走了，他的妻子突然跟我說，但是他的兒子還沒有回來，希望能撐到見最後一面。我問她，你兒子在那裡呢？她說：「我兒子是機長，飛機剛從台灣起飛，要飛到美國。」她問我，可不可以用強心劑撐一下？那時的我謹守藥物的規定，指示上寫強心劑若小靜脈給，恐怕有皮膚潰爛壞死之風險，建議由中心靜脈導管給予。但病人身上沒有中央靜脈導管，也不該再為此作此侵入性的治療。和她說明可能的風險和現況，後來，我們沒有用升壓劑，讓病人自然地走了。幾天之後，太太帶了另外一個婦女，來到護理站，指著我說，就是我值班，沒有讓他們用升壓劑，害他的兒子無法見父親最後一面。我雖然表面堅強，說明這是我們共同討論後的結果，心裡確實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沒有撐到讓他的兒子見父親最後一面的遺憾和責怪。
到了第二年，我的知識和臨床經驗都逐漸累積，再到腫瘤科病房的時候，已經遊刃有餘，我知道各種方法，可以讓病人多活一會兒：抽水、抗生素、升壓劑、正壓呼吸器，各種支持療法都已熟稔。我知道自己會盡力，如果他們想要，可以讓他們多活一會。除夕夜值班，有一個母親拜託我，讓他肝硬化末期的兒子不要在除夕和大年初一死掉，這樣對家裡不好，我用了各種我會的方法達成了她的期望。住院醫師的學習是以月為單位的，一個月之後，我輪調到別科，後來遇見前一個單位的同仁，他說接手我的病人的那位住院醫師那個月好慘，開了好多的死診單，我知道那些病人其實都是在懸崖邊，隨時都有可能會走，但內心也有另一個聲音，沾沾自喜著自己的"支持療法"醫術有進步，才能讓這些病人不用死在我的手上。
但有兩位的家屬，讓我看見對面死亡的不同態度，後來給了我深遠的影響。
一位爺爺因為肺炎入院，將收病人的學長說，家屬和病人什麼治療都不要，只要待在病房裡面慢慢地等病人走。打開胸部X光片，是大面積的肺炎，占了四分之一的胸腔。我一頭霧水，什麼都不要？真的嗎？抗生素？不要。插管？更不用說，不要。爺爺生平無病無痛，肺炎不治療嗎？這不是絕症耶！我們當醫生，可以這樣嗎？這樣不會怎麼樣嗎？不安的我，在入院時又詢問了一次，家屬斬釘截鐵地確認。但我心裡還是毛毛的，真的什麼都不做嗎？
後來我又前往了病室想要確認，悄悄地推開房門，裡頭暗漆漆的沒有開燈。家人靜靜地陪伴在爺爺身旁，氛圍相當的寧靜，我明白了，他們在等待，輕輕地闔上門，退出來。
新的一個月份又到了，我接手學長的病人，一位胰臟癌末期，腫瘤吃到動脈和胃的爺爺。學長說，爺爺的女兒是護理師，非常清楚一切狀況，前陣子爺爺解了很多的黑便，這幾天已經緩解。家屬不要急救。剛接手病人的我，還沒有和家人建立關係，對什麼都不做又是充滿疑惑和不安。後來，爺爺的血壓開始下降，心跳變快，我們知道他又在流血了。我問女兒：「我知道你們不想要電擊壓胸插管，但是點滴也不要嗎？升壓劑也不要嗎？」她語氣堅定地說：「不要，點滴和升壓劑讓血壓上升，只會讓他解更多的黑便。我們要讓他乾乾淨淨的走。」女兒和父親有強烈的連結，她知道父親的時候快到了，為他先換上喜歡的乾淨西裝，把他的拐扙放在右手裡握著，仔仔細細地打理著每一處，嘴裡喃喃念著：「這樣乾乾淨淨的，很好。」陪病椅上坐滿了家人，大家安安靜靜地等著，爺爺也果真如願地在家人環繞之下，乾乾淨淨地走了。
因為體力和心力的不堪負荷，在內科住院醫師的第二年我離開了。後來，我成為了麻醉醫師，踏入外科的領域，看見的另一個世界的生與死。手術和麻醉是更利的兩面刃，用或不用的抉擇相當困難，可以看見所有人在不同角色中的掙扎和痛苦。而常常在做或不做之間，人們會選擇去做，彷彿有做才表示自己盡了全力，殊不知有時只是在安慰自己的無力感，而忽略了病人的感受和人的尊嚴。而無效醫療對於我的身心折磨更是難以言喻，當我為一具具早已無意識的身體進行麻醉，讓他們接受氣切手術、更換腦室引流管、腦室腹腔引流管置放、骨折手術。或是為臥床乾瘦的老人進行截肢手術，我都不斷的在心中質疑，這究竟是在做什麼？我連是不是在幫助人都不確定了。醫療場所裡的忙忙碌碌是一場戲嗎？我們知道自己的真實感受為何嗎？還是我們只是用各種作為來麻醉自己，逃避核心的問題。
慢慢地，我形塑出自己心目中理想死亡的樣貌，也形成了我在父親臨終之時的各種觀點和決定。但也不禁疑惑，在這台平價醫療的列車上，無效醫療該如何避免？善終要如何才能抵達？死亡真的是我們必須迴避的選項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