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轉輪王”：掌晶片者得天下

美國發動對中國的“新冷戰”，貿易戰證明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挑起台海衝突是在摧促大陸“武統”的日程—美國本身怯戰，若能惹中國先啟戰端，導致全球性制裁，同時讓它接收一個焦土台灣成為千鈞負擔，即足以給予中國的“和平崛起”一記致命打擊，然利用他人火中取栗並非勝算在握之事。最能致敵於死命的莫如科技戰，川普只在國際間掐死一家華為，未脫貿易戰窠臼，待拜登下重手禁運高階晶片，可謂直擊要害。

人類文明史並非只是科技史，也是文化史。不論古今，科技發展如抵關鍵性突破，傾向進入“神話”的想像，幻化為“法力無邊”。今日忝為“除魅”的科技理性時代，其實中國的封神榜和印度的《往世書》大系(Puranas)之類神話長篇仍以“超級英雄”文類延續，有些且直接“古為今用”—例如北歐神話裡的索爾和洛奇之進入漫威宇宙。如果有一個當代神話法寶可象徵正在進行中的科技戰的核心技術晶片，當為《驚奇隊長》(Captain Marvel)裡的“宇宙魔方”!

這個現象有先例，那就是有輻條的車輪之成為宗教符號“法輪”。按理說:輪子的發明處於新石器時代與文明時代的分水嶺，理應比有輻條的車輪在人類集體記憶中更留下“法力無邊”的想像，反倒不是。究其因，當是輪子的用途是庶民化的，它用在運輸和製造陶器之上。美洲的古印地安文明沒發明輪子，因無車遂欠缺馴服野牛的動機，西班牙人來臨之前也沒有馬，進一步發展就遇到過不了的關卡。有輻條的車輪之成為“法力無邊”，乃因被武器化，直接關乎征服、統治和權力。

歷史地說，有輪子的車在蘇美爾時代已出現，也用於戰鬥，主要用來運載主帥，以及當弓箭手的平臺，但沒形成戰車部隊。兩河流域不產馬，軍用民用車輛多用毛驢拖拉，主因是車輪並非空心有輻條，而是實心木板合成的，笨重而又不牢固，如真的用奔馳的馬拖拉，則會散架。

馬之馴服最早的證據見於哈薩克草原的柏台(Botai)遺址，時當公元前37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柏台卻非遊牧經濟，而是騎馬的採集與狩獵經濟，蓋其無牛羊，騎馬主要是為了獵殺野馬作為食物。草原上的狩獵經濟也演進至畜牧經濟，至“游牧帝國”則是這個演化的最終也是最高階段。

最早的具輻條車輪的戰車則出土於今哈薩克斯坦以北俄境內之辛他什塔文化(Sintashta culture, 2100–1800 BCE)。然而，世界史卻不見建立在戰車之上的“草原帝國”的蹤影。草原並無人力財力維持“萬乘之國”甚至“千乘之國”的規模，窮人對馬的運用偏向坐騎，應用在畜牧業上、與同業作戰上，皆綽綽有餘。

史家多忽略南方定居帶的“戰車帝國”對草原的“遊牧帝國”的塑造作用：從地中海到東亞，戰車應用之普及使南方文明帶對草原馬之需求陡增，促使遊牧群為了擴充營業、擴大與爭奪地盤，走上戰爭之路。這是草原軍事化之濫觴，但還未威脅及農耕地帶。早期的草原騎士無馬鞍、無馬鐙並使用會誤傷馬的耳朵的長弓而非後來發明的短小而射程遠的複合弓，其戰鬥力不如立在戰車上投槍的戰士。是進階的“騎”與“射”配套才促成草原帝國的崛起，屬後戰車時代的現象。“胡服騎射”傳入定居帶亦導致世界史上戰車時代的收場。

在世界史上，配備輻條車輪的戰車的黃金時代是青銅時代後期，在古代近東是從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中前期至末期，在印度和中國結束稍晚。舞台則是定居的文明帶，其代表為埃及新王國、赫梯帝國和殷商。根據我的同事郭靜云的研究，新型戰車的傳入，締造了一個與前期殷商截然不同的新殷商，新型戰車和馬作為王陵的墓葬品，時代特色鮮明。作為一個“戰車帝國”，埃及的新王國也是有異於古王國與中王國的一個簇新的動物。新王國的這個突變，是由於先前希克索斯人的入侵帶來了戰車。舊說以為他們是從草原南下的印歐族群，新說視其來自敘利亞北部與兩河流域上游的閃語族群，該地較近歐亞大草原，似從草原吸收戰車與馬政。

古代近東偏北的還有古印歐系的赫梯帝國(主要在今土耳其東部)。作為一個大型的戰車帝國，赫梯與埃及新王國爭霸於列凡特，兩個超級強權在卡迭什(在今敘利亞)的戰車大會戰(1274 BCE)，可媲美德蘇戰場的庫斯克坦克大會戰(1943)。耐人尋味者，敘利亞與兩河流域北部還有一個中型強權曰“米坦尼”，該地的一位訓練駕馭戰車的教練替赫梯人寫了一部技能手冊。建立米坦尼的胡里安人屬南高加索語系，但其統治階層膜拜的竟然是古印度《吠陀經》裡的神明，今學者因此揣測該國是被印度伊朗人的僱傭兵篡了權。

印度伊朗人是印歐系下的分支，其原鄉就是前面提到的哈薩克草原(古代的大斯基泰、中古的欽察草原)，屬歐亞大草原西段，東段則為蒙古草原。印度伊朗人南下奠定了今伊朗和印度的基礎，故名。今日學術界已修正了前人將他們看作“征服者”的刻板印象。伊朗人並非駕著戰車浩浩蕩蕩地進入伊朗高原，乃驅著畜牧群移入的移民。他們的表親雅利安人進入北印度情形大致相若。草原上從無出現“戰車帝國”，伊朗與印度發展出戰車政權，當是定居農耕帶後擁有大規模生產力的結果。

印度教的聖書《薄伽梵頌》就是一位戰車馭者在戰場上和他的戰將阿周那講授的生死哲學，馭者黑天是神明毗濕奴的化身。整部聖頌是被包含在印度教史詩《摩訶婆羅多》裡，成書雖然晚於佛教的誕生，故事背景則是北印度雅利安史曙光期的俱盧之野大戰。

在雅利安人的古代印度，他們的《吠陀經》中已出現把有輻條的車輪當作太陽符號。待至公元前一千年間，早期佛教提出“法輪”的概念，其形象就是有輻條的車輪。該信仰尊以宇宙大法治理人世間的統治者為“轉輪王”，共有4位:首位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其後是一位大夏國王，兩位貴霜國王，其實功在弘揚佛法。中國南北朝時代，弘揚佛法的君主也被尊為“皇帝佛”或“皇帝菩薩”，至武則天則自稱"彌勒下生"，卻是統治手段，在佛教史上並無"轉輪王"地位。

佛教的"轉輪王"在印度境內無以為繼，第二位已經是大夏的希臘人，第三第四位是月氏人，以後的模仿者都在中國，划出了佛教去本土化蛻變成絲綢之路的宗教之軌跡。在佛教誕生地的印度，王權的神界楷模變成印度教的毘濕奴，他作為神界統治者的權杖和寶球就是有輻條的車輪，也是祂的法寶和武器，並被微型化為環。

今日的印度已經是印度教的印度，但阿育王既然是印度史上第一位"聖王"，因此他的具"法輪"圖案的獅子石柱仍成為現代國家的國徽。在印度化的東南亞，王權論述亦出現"法輪"的蹤影。中南半島的古國“林邑”原本乃東漢交州下轄日南郡的象林縣，獨立建國仍保留漢名，在《新唐書》中改稱“環王”，透露已經服膺印度的王權觀。毗濕奴乃凡間王權之神界楷模，其手轉之環在梵文裡曰“茶克黎”(Chakri)，仍保留在今日泰王室的朝代名稱裡。

輻條車輪在今日已不是甚麼先進技術，其法力卻被凍結在神話符號裡。好比在今日自動化的時代，共產黨的黨旗和黨徽仍是工人的槌子和農民的鐮刀，乃俄國十月革命時"工農民主專政"這個顯聖時刻沈澱在歷史中的晶石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