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專題｜我看到鬼

我的第一篇「影評」，或說，和之後作為影評人直接相關的文章，是 2001 年三月在自由時報「X 世代影評專欄」的《危險情人》，那是布萊德彼特和茱莉亞羅勃茲主演的喜劇片。當時自由時報娛樂版主編藍祖蔚先生，給了我、陳以真和黃婷三個新人在大報寫每週影評專欄的機會，另外兩位後來從政與在音樂圈發展，而我則自此寫影評至今。

2001 年．前一年我才大學畢業，原本讀理工科，轉社會科學系所，參加了系學會，跑系上球隊和運動社團、音樂性和社會服務社團，大學四年，或說在那之前的所有日子，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很清楚自己不知道。我一直想知道。

電影。紮實地喜歡，卻又也模模糊糊。有時我會自嘲我只是個小鎮女孩，沒機會接觸影展、影評、藝術片，才會一切都那麼晚。但我也慢慢瞭解，這和是否是個鄉下小孩並沒關係，只是一切都默默也冥冥地終究只在某屬於它的時刻顯現。

為什麼突然投稿到自由時報？我不記得了。只是自那時起，為了在週五晚上或週六早上能交稿當週院線片影評，我一下班就衝去坐捷運到西門町看電影，用力用力地想，熬一整夜地寫。而終於辭職能去參加平日的提早試片，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一個故事，與另一個故事，與再另一個故事。看似連續的歲月，並不連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些斷點。它們的相同之處，在於在那裡頭都那麼，煞有介事、真誠、虔誠。滿載的能量。近乎危險的巨量的愛。

愛什麼呢？電影嗎？電影理論嗎？影像嗎？關於影像的寫作嗎？關於寫作本身嗎？關於影像和寫作底流淌乃至於終究指向的對哲學的不可思議的驚異與著迷嗎？與其說我已經無法分辨了，不如說分辨這一切，並沒有意義。

想起……，不，或者說，僅僅是記得，剛開始寫影評時的自己，都令我害怕，令我羞赧。那個近乎詭異的無比沉浸且天真。

什麼是更可怕的呢？即是那份稚純、脆弱、倔強、真摯、透明性、不透明性、瘋魔與孤僻，從那個時刻延展了二十年。

舉一個標誌性場景，我會舉 2003 年十月看《神經殺手》的試片。我坐在新光影城的座位上，看著電影，堅信我看到了某個什麼。那不是情節表面的蜿蜒，而是某個什麼。某個藏在後面，甚至非常後面，的某種恐懼、憂鬱，以及對於該恐懼和憂鬱之壓抑和否認。

……那個光，一閃而過。幾乎像是一晃神的誤解，像某種混有雜質的幻影。以致於我無數次重看那部片，我並不能具體指出當時「那個」發生在片中哪個瞬間。但重要的不是我是否是對的，而是當時與後來，我都認為我是對的。我看到了。像看到鬼。我看到鬼。

這讓我有信心，或說，讓我就此徹底用夢遊的方式行進，漠視常規地發展屬於我的影評與寫作。由此歧出的人生，是另一個故事。

《神經殺手》並不是我關切查理考夫曼的起點，卻是我對他這個人認定的終點。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其實就是《紐約浮世繪》之作為預言，作為他的命運本身。

是啊，電影是永恆的。凍結一個城市，一張臉龐，無數次完美重新來過。但我們和創造它的人們，卻是同步老去。

我看了一部片，十年後，我和當年的作者一樣大了。我看了一部片，那個同一個作者變老了，變深沉或疲憊了。再過另一個十年，我和那個作者拍後來那部片的年紀或階段一樣了。……看電影，或說，愛電影，慢慢變得，一直重複這個過程。

你記得一切，因此你預見一切。電影都演過了。

這次邀稿的主題說是「重看一次那部片，這次的影評會怎麼寫」。重看《神經殺手》嗎？重讀查理考夫曼這個人嗎？如果你讀到這裡，我會告訴你，我沒有要寫。如同如果有人指定要我寫哪部片，我會寫給他。只是寫完了我就會忘掉。

我曾得花好幾個禮拜、曾經花上幾年，才能寫最在意的電影。而此刻我或者別過臉地斷然不寫，或者只需要一小時。這和能力與經驗無關，而是和某種神秘的東西有關。

我仍相信那個神秘，我仍自以為看得到那個神秘，但我不再相信「我是唯一生還的人，必須把那裡的什麼，說給你聽」。或許我不相信那還值得被訴說，或許我不再相信你在乎，又或許，我其實未有生還。

查理考夫曼。生存焦慮。創作焦慮。對於人生那種因樂觀而來的悲觀，因耽迷與真摯而來的虛無和寂寞。……後來，我曾很模糊與迷惘地回想我那年的決絕。我還是覺得我確實看到了。但「那個」真的是「那個」嗎？那時的我，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在描述的東西。

此刻的我怎麼看？

對於愛過的事物，我總是一直回頭看，回頭看最初那個，回頭看中間的回頭看。層層疊疊。以致於我不可能再「重新」看什麼，我只是又再疊上一層，而最後的結果，越來越龐大，也越來越模糊。

所以此刻我不要再新寫一段，我就用 2020 年寫考夫曼的《我想結束這一切》的段落來為本文作結：

1. 我們習慣看電影只把男女主角當星星，頂多分個光環給導演，就算奧斯卡還有兩類編劇獎項，通常也在我們快轉的時候跳過了。之前出爐的 2003 好萊塢權力普查，百大名人中竟有一位編劇出線，他就是查理考夫曼。

查理考夫曼出生於 1958 年，天蠍座，極端低調內斂，在紐約大學念電影，畢業後先寫電視腳本…，然後，從他可以停止遞履歷之後，除了拍成的電影，再也沒有人可以從他口中套出他的生活、他在想些什麼。

考夫曼以《變腦》（Being John Malkovich）一夕成名，得遍當年各大編劇獎項，人家喜歡說他的電影可以和存在主義哲學家卡夫卡或寫「愛麗絲夢遊仙境」的路易斯卡羅相對照，他滿不在乎地頂你一句，他的電影是「about nothing」。

什麼叫做「about nothing」，好萊塢評論界一直都對這樣的概念討論不休，什麼都講了，又其實什麼都沒講，也什麼都沒有要講。被公認為「about nothing」代表作就是知名電視影集《歡樂單身派對》（Seinfield），沒有人說得具體「它有要告訴你什麼」，而今年日舞影展大受矚目，同時也將在金馬影展放映的《小人物狂想曲》（American Splendor），則被標為標準的「about nobody」，講整部片在講一個人，但又不是真的在講他、講了他又要幹嘛？

2. 大家都記得《蘭花賊》的玩笑，電影裡的編劇叫查理考夫曼，還有個雙胞胎弟弟叫唐諾考夫曼，電影裡尼可拉斯凱吉飾演的「他」正在《變腦》拍攝現場憂鬱…。然後《蘭花賊》（Adaptation）報名角逐獎項，編劇的名字都是那對憑空虛構出一人的「雙胞胎」。

在全世界不敢置信看有人竟然這麼大棘棘開玩笑之前，「沙龍」雜誌的麥可斯拉葛早就給成名前的查理考夫曼這麼一段側寫︰考夫曼打電話來，怪腔怪調地廣告西印度群島之旅，斯拉葛委婉說他沒興趣，電話那端就說，我不是要推銷，我是要告訴你你抽中這趟旅行。斯拉葛以此說明考夫曼的行為模式完全不按牌理出牌，他想要傳達的訊息就是沒有任何訊息。

考夫曼顯然很滿意這樣的評論，他說自己最討厭的就是那種叫大家要彼此相愛、嘗試對任何情境給出解答的電影，「我覺得那種電影簡直就是侮辱、瞧不起人、沒有任何意義；我劇本中的角色從來不會學著去愛自己或別人。」

《變腦》的劇本其實在 1994 年就已經完成，但考夫曼堅持不能讓這個劇本受到莫名其妙的修改，不願意把全部權利讓出，但當時業界嗤之以鼻考夫曼竟敢自以為有叫牌權，於是劇本一直拖下去，直到導演史派克瓊斯力薦給現在已經倒掉的「Propaganda」電影公司，提案重見天日。約翰庫薩克首先加入，接著動員到史派克瓊斯的岳父法蘭西斯科波拉（史派克瓊斯娶了他的《死亡日記》導演女兒蘇菲亞科波拉），由他出馬找來約翰馬可維奇才一切底定。

3. 查理考夫曼為什麼值得一談，並不是因為他的電影帶給我們什麼，而是把我們帶離開老是需要電影給我們什麼的處境。

考夫曼在接受美國作家協會訪問時曾說︰「我的寫作是把自己放在一個 confusion 裡頭，然後努力不要被／把（自己）推出去。」，以及「我只寫讓我覺得 funny 和 terrifying 的東西」，這幾個字眼特意原文呈現是由於翻譯本身也是一種解讀，而我們把這個權利保留給作者。

於是，考夫曼的電影有趣在它的可抽絲剝繭或觸類旁通多重解讀性，如果你給出一小時，我可以和你說為什麼我覺得《變腦》中猩猩那段只在開個玩笑，《蘭花賊》中「蘭花賊」那本書並不是重點，而《神經殺手》講的是藝術和通俗之間取決的兩難。

會說，從在台灣找得到的這三片看下來，考夫曼一步步將他繁複糾結的「危險心靈」（《神經殺手》原片名《危險心靈的（帶懺悔意味的）告白》（Confessions of Dangerous Mind）從己身存在虛實難安困惑感，到嚴重創作焦慮和自信自鄙不斷間雜，到這片的無以調解通俗和藝術的窘迫兩難。

將收集所有線索作佐證，支持這樣的論點，但這表示我「對」了嗎？沒有人會知道，也完全不重要，因為這個過程才是考夫曼電影要「給」的。

4. 查理考夫曼最常被詢問到的對他的側寫來自於紐約時報的琳恩賀許，她鎖定的作者自覺、奇幻想像、超現實演繹…一再被考夫曼分別在不同訪問中小心不要被訪問者誘導縛於某種既定論點，狡黠地回以一句︰「她覺得對就好了，我可什麼都沒說」。

「我可什麼都沒說！」這是考夫曼一直告訴我們的，儘管他的影迷們已經被自己腦裡交叉辯論的聲音給吵死了。

人們會開始討論電影宣稱它改編自的恰克貝瑞斯傳記嗎，如同《蘭花賊》查理考夫曼的情況已經相當危險，因為除了拿改編普立茲獎作品或怪誕傳記來當幌子，沒有人會讓他拍電影！這話也許不大公平，畢竟他是金獎編劇，那麼這麼說吧，電影公司耐著性子很久以後，決定基於對藝術的贊助，給一小筆預算，大格局？大明星？別鬧了！於是，我們將要看到查理考夫曼繼續這樣偷偷摸摸地暗渡陳倉下去。

《神經殺手》希望被以為是什麼？那就看看宣傳海報和預告，賣的是驚鴻一瞥的布萊德彼特和麥特戴蒙？如果也對喬治克魯尼和茱莉亞羅勃茲感興趣，那這個賭注還算值得；難道會真的是那個「真人實事」故事—白天當電視節目製作人，晚上當中情局特務？

查理考夫曼是誰？假如我們看了《變腦》、看了《蘭花賊》、看了《神經殺手》，都沒注意到大局被掌握在這名編劇手中，沒注意到這整串下來是幾近一氣呵成的典型作者焦慮，如同他也無奈地猜測到的，那他當然只好加倍努力迂迴地布置出一層又一層的迷陣，剛開始看起來還有那麼點像樣的故事，所以大明星和電影公司簽約，接著適時給出一些有點隱晦又不能太隱晦的線索，引了個其實偏差但又還真的像一回事的推斷方向，吸引下一輪的專心。但是懷疑如果從另外一邊進行，如果我們好好給瀕臨瘋狂的考夫曼多一點關心和在意，首先就應該義不容辭地假設，電影沒有一個段落不在安派極端複雜綿密但又確然統成整體的城府。從那個時候開始，卯足了勁，反詰每一塊安排的動機，沒有一刻鐘不進行反覆築起續追質疑，沒有一場戲是多餘而悠閒地聊度時間…

首先，是一段對白乍看不甚經意卻昭然揭開了考夫曼的掛念：恰克（洛克威）隨口告訴佩妮（芭蒂摩）他的同事自殺死了，因為佩妮並不知道恰克的秘密探員身份，困惑「幹嘛自殺？他是作什麼的」，恰克回答「就是幕後人員」；考夫曼在這裡向觀眾確認了他繼續《蘭花賊》的分裂與憂鬱，「編劇的存在價值在哪裡？」，電視節目製作人、ＣＩＡ「特約」秘密幹員或電影編劇，交集在他們若隱若閃的樞紐位置，成功的光環輪不到他們，失敗則連存沒存在過都不被承認。

但是如前所說，大方向將板塊推開，各自上頭那麼細緻的紋理則動機或關切在哪裡？

重新鎖定那些紀錄片段，以及最重要的，電影片名《Confessions of A Dangerous Mind》。真有那麼一個恰克貝瑞，白天夜晚幹活還殺了三十三個人，也的確算是 dangerous，但考夫曼除了他那個危顫顫又脆弱的心靈，confessions，其實更是《神經殺手》的母題。

自白或懺悔什麼？答案呼之欲出，是考夫曼在通俗和藝術間難以抉擇和轉圜的窘迫兩難。

中情局特務的敘事線暗示著投向藝術的危險，克魯尼的角色是深層自我的浮現，克魯尼告訴洛克威他是幹特務的料，後來說出那些被埋起的童年底事，進一步強化「應該幹特務」這個使命；如同，考夫曼深明自己的天賦，或說就算曾經遺忘，本能仍得輕輕一點就經脈通暢。只是這個「使命」的正當性，恰克不斷懷疑上頭指示的壞人定義，同樣的，藝術，又是什麼東西？藝術的莫測迷魅、邀你發揮最大限度的聰明，詭譎的世界盡頭、行蹤飄忽的東歐美女…；然而，是不是也太危險？任何一次敵我混淆都直相纏向殺身危機，相同的，藝術的主觀認定，任何一回不被理解的懷才不遇宿命頻率，都是難解的「此生到此就好」決心。

對應過來，就是另一個叫做「合流於通俗」的選擇。電視節目的光鮮亮麗，一旦上軌道，之後的生活一轉輕易，那裡的人，單純，偶爾有不大友善但挺容易破解和應付的小小壞心眼。芭蒂摩的角色象徵那一頭幸福的相對唾手可得輕易，燦爛的笑容，一揚起來，使過的小壞在陽光裡淡淡晾乾。通俗的世界裡，人們沒辦法想太多，有權力的人堅持要你拿出他們想看的什麼，你會先抗爭，恍然原來是秀才與士兵的關係後，你知道該派上用場的應該是《我的希臘婚禮》中頭與脖子的互動。

考夫曼知道只要他願意，他就可以在「通俗」的世界裡活得很好，雖然經常要使勁壓抑下那一幕恨不得開槍殺了那個唱起歌荒腔走板又不識趣離開的東方女性的憎恨平庸的情緒。

憎恨平庸，是的，考夫曼終於供出他的恐懼源頭。從《變腦》的顧左右言他地假托卡夫卡式生存焦慮和虛無感，到《蘭花賊》欲言又止地點到為止地粗略畫了個餅說創作焦慮，拗到《神經殺手》，他再也忍不住坐在電腦前兀自苦惱他對所謂理想和現實間徘徊的困惑。

洛克威飾演的恰克說希望當個像樣的作家，寫出幾句人家會引用的話；查理考夫曼聰明到對白卻真的只有一句值得記得的話，來自茱莉亞羅勃茲引用尼采，說，所謂以自己為恥的人，其實自足於自鄙的自己；而這，只不過是查理考夫曼對自己的一種期望或懷想，到了那一天，一切都會值得並且令人高興一點，他心裡偷偷想。

通俗和藝術的佶抗讓他困頓且幾乎再無法自持，否則電影開始敘述時間點類似《浩劫重生》湯姆漢克蠻野模樣是怎麼來的？但他說要作決定，接著實踐了他的決定；他到茱莉亞羅勃茲住處，毒死了她。同一間教堂，擾人太多心緒又找不到出口的藝術的棺木抬進，輕快笑著躍出和通俗的聯姻。只是，混在面前祝賀人群的，卻有以為手仞了的克魯尼以及其他中情局高層……。

可不是，擁有那些天賦和駭人的聰穎是恰克／考夫曼的宿命，他可以毅然決然甘願委身通俗，換取一個打發掉一些些烏雲很容易晴空萬里的人生；但是，他自己明白，他有做出了不起事情、編織並樂在其中更深奧稠密的理想和能力，所以，宿命只會繼續追著他走。他可以再也不去西伯利亞出任務，可以認命地矇著眼只寫奧斯卡和「兩千萬俱樂部」成員會感興趣的主題，但他卻沒辦法讓他自己忘記，如果有所謂的對誰正當使命（理想），非他不可，他卻選擇了放棄。

影評人 686 曾用二次大戰時的德國哲學家卡爾亞斯培的「綜攝」（Encompassing）概念來討論《戰地情人》中鋼琴師史畢爾曼的處境，指陳人類認識和潛力的有限，沒有真正絕對的框限，一旦意識到，只能不斷去克服它，超越一層，又是另一牆新的框限，意識到「綜攝」的框限，必須延展潛能，拓出認知；而當意識到認知超過潛能的極限，悲劇正端端等待在上面。在這裡，當絕大多數人的極限可能是才華，考夫曼會不會已經明白，並且幾乎絕望，他的極限是「有才華又他媽的能怎麼樣？」。

終於，電影收在那個新花樣，三個老人上節目，一起回顧此生，問自己離初初的理想有多遠，沒拿槍轟掉自己腦袋的人獲勝。

Confessions of A Dangerous Mind，這樣糾結的心思夠不夠危險？通俗和藝術怎樣選擇怎樣不對的自憎，怎麼停得下不歇斯底里永遠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