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該從哪裡開始說起呢?──魏斯安德森(Wes Anderson)決定就以這個問題為起點。延續著上一部電影《法蘭西特派週報》(The French Dispatch),以層層包裹的後設形式,展演過往紙本媒體的「傳統」內容產製過程及其成果;《小行星城》(Asteroid City)這次將「故事」折疊得更加繁複,對「如何」虛構、敘說一個故事,也有了近乎告白的致意。
電影基本上可分為兩個主要的平面,一是「小行星城」的內容本身(簡稱A1),二是「小行星城」的製作過程(簡稱A2),兩者都是電視節目播映的單元。在此,節目主持人是第一個引渡人,他首先揭示了第一層虛構,亦即「小行星城」的搭建與完成。
但那僅僅是故事的外裝,或者說導演對入場觀眾「一切純屬虛構」的非善意提醒──主要的內殼,亦即「小行星城」故事的書寫,則是由第二個引渡人,劇作家Conrad所牽引。編劇如何構思角色行動的動機和目的,演員怎樣從已知的劇本中揣摩另一種生活的型態,A2的故事既是對編劇行為本身的後設,也是對A1宇宙之獨立與受力的平行映照。
然後,夢境的第三層,才是「小行星城」啟動的A1宇宙。「一場發生在1955年小行星城的外星事件」──鏡頭跟隨喪妻且帶著三個女兒的男子Augie前進,人物加入,事件發生──故事在此層終於有個比較「正規」且穩定的引渡裝置,意即,以觀眾習慣的形式推進電影。
這樣繁複疊層宛若俄羅斯娃娃、有時甚至被論者批評過份做作的設計,看似僅是形式的戲耍與創作的自我內耗,但魏斯安德森其實是藉此,迂迴地表達出一種對古老技藝的「敬意」。正如同他在畫面結構與色彩調校上的堅持,魏斯安德森某個層面來說,或許是最渴求意義與悲劇之精神的「說故事的人」。儘管他試圖切斷敘事的連續性,分割畫面與場景,但電影末尾自各角色口中、夢囈般不斷重複的:”You can't wake up if you don't fall asleep. ”,仍然洩露了他的底牌。
譬如在A1宇宙中飾演Augie的演員,回到A2宇宙詢問劇作家Conrad,「為什麼Augie要將手放在烤麵包機上?」他百思不得其解,但Conrad只是回應他沒關係你做得很好。直到舞台劇即將結束,Augie的演員在幕與幕的空檔間走到布景後方,遇見原本在劇中扮演他亡妻、但後來戲份被刪掉的演員,她與他重新對了一次那場在劇中應該出現的對手戲──夢中出現的亡妻,對著Augie說,從今以後,就只有你一個人了──Augie的演員才終於想起:原來如此,原來這劇本徹底,是一個關於傷逝與哀悼的故事。
演員從虛構中被刪除的虛構裡,找到虛構的動因,並由此獲得了演下去的理由;劇作家亦從舞台劇的發想課堂上,發現自己創作的根本緣由(You can't wake up if you don't fall asleep),進而耗費無數日夜,完成了一個電視節目裡的單元劇。魏斯安德森之所以將「作品」與「作者」分離,不是為了後設地逼視創作中、現實與虛構的置換術;而是,為了重新把「故事」與「說故事的人」連結成一個世界。
這正正是魏斯安德森的電影,為何如此疏離、荒謬與令人發噱,卻又仍然令人感到憂傷的緣故。電影中,劇作家Conrad的死亡,僅僅是一個微小的註腳,被節目主持人輕巧地帶過,卻同時標誌了「故事」與「說故事的人」的終結。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我們不是因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作者過世,或者偉大作家米蘭.昆德拉的死亡,而感覺哀戚;而是因為書寫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這樣美好作品的米蘭.昆德拉,離開了這個世界,才發現有什麼東西跟著消失了,並因而憂傷。
一個願意相信愛與意義之存在、追索自由之可能的人、時代或宇宙,正逐漸離遠。魏斯安德森以其一貫幽默的腔調,將他的哀悼以及──可能的呼喚──包裹在《小行星城》。那是一座虛構的沙漠城鎮,卻因被超於現實的隕石撞擊,鑿下了記憶也難以抹滅的凹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