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史文選06～經歴921:災民安置所的心理重建經驗（中）

6.物資分配

同樣地在安置所內，物資分配上也有問題。第一，災民與災民間出現相互比較的情況。第二、由於這些物資源源不絕地送來，軍方扮演的角色僅是保管之責。對於部分災民超量拿取物資，沒有地位防止。第三、物資過多的結果，反而佔掉災民們房舍內部的寶貴空間，亦引起空間狹小的壓迫感。第四、物資超量，甚至有些物資根本不合用。

7.地震做為一個觸發事件(Earthquake as a triggering event) 

從原本想要篩選PTSD個案的想法走過來，發現到我們能對災民有幫助的，絕不僅是處理所謂地震帶來的直接性的心理創傷。我們逐漸發現到，在災民的災後適應及生活重建上，地震所造成的心理創傷並非總是主角，跳出檯面的是隨地震而觸發的各項生活上的問題。

「為什麼租屋的不能申購國宅？我就是沒有錢才租屋呀，現在我的兩個小孩被迫要與大哥他們家分開，我很擔心我上班時間太晚，這兩個小孩沒有我媽的照料而變壞，我去求社會局說，我不要買國宅，但可不可以租給我，照市價去租，他們就是不肯。有時候，我會想到乾脆帶著這兩個小孩一起結束生命算了！（停頓）我現在最大的煩惱就是這兩個小孩怎麼辦？」陳先生說。

離婚的陳先生，本來在「博士的家」租屋和買在博士家的哥哥及母親比鄰而居。陳先生幾乎每天上班到晚上十點才能回家，藉助哥哥及母親，陳先生的兩個小孩在晚間這段時間會去他們伯伯家吃飯，看看阿媽及堂哥、堂弟們。但現在陳先生一臉無助地向我們敘說他的最大煩惱。

「一個女孩子怎麼能夠隨便去找阿兵哥玩呢？若是一不小心發生什麼事怎麼辦！所以昨天我看到她跟那些阿兵哥追來追去，就叫她過來，當場給她一巴掌，她就在那裏哭」宋先生說。

宋先生看到她小學五年級的姪女和阿兵哥追來追去，心中感到相當不適當，當場教訓她的姪女。對於小姪女放學後和阿兵哥玩在一起，在宋先生的關切點是「一不小心發生什麼事怎麼辦！」，他要如何向他的弟弟交代呢？安置所的長官也因此展開調查，而進一步約束軍中弟兄。

「我很擔心我的課業趕不上人家，因為在這邊，大家都住在一起比較吵，比較沒有自己個人的空間，每次想到這裏就睡不著覺」就讀高中的丁小弟說。

在丁小弟的生活脈絡來說，最大的困擾來自於無法好好唸書，而耽誤到課業。這是他目前最關心，也最亟待解決的問題。

所以地震可被視為觸發事件，它各自在每個人的生活脈絡上各自形成不一的影響，它觸發已存在的問題更加明顯，或揭露平時隱而不顯的缺陷，甚至觸發新的人際問題。

離開安置所，重新回家

由庇護所到「新家」（由不確定到確定－生活秩序感的總回歸）

時間走著，災民也陸續離開安置所，在1999年11月26日，當最後一戶受災戶搬離後，安置所的「鄉親收容中心」便宣告結束。營區恢復常態，災民們重新「回家」。大致上，災民離開安置所後的動向可分為下列幾種，第一、博士的家自宅戶與受博士家撞擊的全倒戶，有權利申購國宅，其中又以申購到五股國宅最多。第二、在博士的家周邊的「波及戶」，當初鑑定有危險之虞而強制疏散的住戶，經進一步的房屋鑑定，確認沒有危險者，再搬回民安路原來的家。第三、博士的家租屋者及不願意申購國宅者，自行在外頭租屋、買房子或其他方式。

在後續追蹤家訪的幾次過程中，隨著時間的進行我們看到災民們的家，牆壁被重新粉刷、空著的客廳一角被安上酒櫃、原本在供桌上還缺席的神像出現了、新買的餐桌、電視、沙發、冰箱‥等。家園被重建（不論是五股國宅或民安路，當然國宅的味道較為濃厚），許多事情確定下來，在這裏不再是暫時棲身地，而是安定穩固的住所--「家」。

「雖然在安置所住得很歡喜，給人服侍，但到底來說，那裏不是自己的厝，現在住這裏卡穩定啦，卡免煩惱，也可以放心買自己呷意的東西來放」，陳太太說。

「不是自己的厝」、「住這裏卡穩定啦、卡免煩惱」，意味著不在「自己的家裏」不能為所欲為，不能買自己喜歡的東西來放，不能自己做主，並且充滿著不穩定，個人的自主性須遭受某種程度的壓抑。反過來說，家就是自己的地方，有著自主與自由。家同時也提供著穩定的感覺。

「你們看這個房子很小間，比起我們以前住的小得多了，但不管怎麼樣，終於像一個『家』，有『家』的感覺。」鄭太太說。

「不管怎麼樣，終於像一個『家』」意味著家是個人所要追求的，選擇一個住所，有著重新回到家的感覺。家的感覺是什麼呢？或許可以從蔣先生的話體會出來：

「我這個房子都是我還有我老婆、我兒子女兒，自己再重新粉刷過的，你們現在坐的這套椅子，是在三義買的，那時沒想到門的尺寸，差點搬不進來(笑)..。趕快把家整理好，最舒服的事是在家裏好好躺著睡一覺，沒有人吵你、沒有人叫你、不用擔心什麼，好爽。好久沒有這樣子了(笑)」蔣先生笑著說。

我們瞭解到，家是自己的地方，在這地方裏住著與自己最親近的人-「家人」；在這裏，我們與家人吃吃喝喝聊天聊地；在這裏，吐露心事、大聲哭泣、進行最私密的活動；在這裏，不用擔心；在這裏，好爽；在這裏，能讓飄泊的心靈駛進港口，生命有所依靠。

「家」就是安身立命之所。重新回到「家」意味著生活秩序感的總回歸，生活居所由暫時性的庇護所轉進到可以長久居住的「家」。不確定的生活感，在此劃下句點。

五股與民安路

前面曾提及，災民離開安置所後，有三個主要去向，一是申購國宅，尤其又以五股國宅為主；二是返回民安路原家的波及戶；三是自行尋屋落腳的散戶。在訪視過程中，發現在五股居住的災民，與民安路原家的災民，在回家後的心理生活及適應上，有幾項出入。

1.五股國宅

（1）發現新環境：

災民們搬遷到新的住所，開始成為當地居民的一份子，他們不僅只是搬入物理空間上「新的房子」而已，在心理上也在與新環境的接觸下，產生新的想法與心情，而這些想法的基點，通常是與過去住家環境的對照下發現的，並進一步用來解釋或表達現在的生活處境。

「在這裏還不錯啊，一切都是新的，傢俱是新的，房間是新的，各項用品幾乎都是新的，家是新的當然好，只是空間擁擠一些」鄭小弟笑著說。

相較於民安路原來的住家，客廳幾乎縮小一半。這使得家裏眾多的人口的活動空間更顯得狹小。當然另一方面，「新的當然好」也顯示鄭小弟對新環境一定程度的喜愛。

「這邊不比民安路那裏，交通相當不方便，要買個東西都要走好遠，最近的便利商店都要走一陣子。而且聽說這裏外勞很多，晚上我都不太敢單獨出來」林太太說。

身為家庭主婦的林太太對她來說，生活上最重要的並不是住所是否是新的，她關心的是「買東西方不方便」、「生活上的安全與否」，對照於民安路便利的生活機能及較佳的安全感，林太太有些抱怨。

「這裏風很大也比較潮溼，我來這裏就感冒了，一直咳咳咳，看什麼醫生都沒有用，我朋友說我這個是百日咳，要咳一百日就會好」周太太說。

周太太把自己感冒的發生關聯到新環境的因素上，姑且不論這樣的相關是真是假，可以確定的是，周太太對新環境認識上的印象是「風大也比較潮溼」，並以此做為咳嗽的解釋。

「以前厝那邊是很熱鬧的，這裏是很安靜的，不過要是星期假日的三更半眠，都有一些猴死孩子飆車，吵得我都沒睡，哪一天我生氣起來，我就拿棒球棍下去那裏「登」(台語：守株待兔之意)」王先生指著外面陽台上的球棒對我們說。

對王先生來說，相較於以前民安路的住宅，在平常這裏是相當地安靜。新家什麼都好，但困擾著王先生的一點是，假日時期半夜青少年惱人的飆車聲，這些聲音吵得他無法入睡。

「這幾天都在下雨，我摩托車就直接騎到地下室停車場，都不用淋到雨，然後搭電梯上來，這一點很方便」鄭太太說。

鄭太太是個職業婦女，每日騎機車上下班，對鄭太太來說交通不是問題，但下雨天的出現，讓她發現地下停車場對穿脫雨衣上的方便，而這是在民安路那裏環境所無法提供的。

（2）懷舊心情--懷念與感傷

在搬入新家後，居民一方面在搬入新環境下，展開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如何上班上學，對新社區生活各機能的理解與使用，對新環境的評論...等等）。而對於過去（地震前）的人事物，也出現回顧的現象。我們注意到，這樣的回顧心情並不是在搬入新家之後才出現，早在安置所時期，生活得到部分安頓後，就已經出現。

「我上班還在那邊嘛（指民安路附近），有時我想想，就會跑回去那裏看看，看我們以前的房子現在拆得怎麼樣，畢竟我在那裏生活了十幾年。」李太太說。

熟悉的居所不復可居，曾經存在於那兒的「家」，是與自己的生命如此地緊密貼合，如今卻被迫離開，有時想著想著，一種惦記的心情油然生起，「跑回去那裏看看，看我們以前的房子現在拆得怎麼樣」。

地震在一夕之間，打亂生活的常軌，包括物理上居所的毀壞，脫離原本熟悉的生活環境（指居住的生活環境），以及打亂日常熟悉的人際網絡（指居住的社區，如街坊鄰居等）。當生活逐漸安定後，似乎有那麼一股動力，呼喚著人們尋回那熟悉的過去。「畢竟我在那裏生活了十多年」傳達出一種生命的歷史感，藉著回顧或接觸過去熟悉的人事物，人們得以和災難前的生活有所聯繫，這樣的聯繫，似乎嘗試彌補著地震所截斷的生活缺口，彌補著斷裂的生命感，讓生命重新著回原來的根，有所依靠，進而產生連續一貫的生命感。

「我那台裁縫機，我把它擺在那邊，房子倒了之後，我回去特別把它撿回來，雖然它不太能夠用了，但那台裁縫機一直跟著我，我不忍心把它丟掉，因為它是我的嫁粧」周太太說。

一台老舊的裁縫機，周太太卻惦記著它，它對於周太太的意義，並不僅是可用與否，而是它敘說著周太太過去的生活的故事，它可能敘說著初做少婦的心情，也可能意含著來自娘家多年的陪伴。不管如何，這台具有歷史意涵的裁縫機，現在仍舊在新環境中陪伴著周太太。

但是地震的無情讓人們在回顧熟悉的人事物時，多了一層感傷，這種感傷來自於災後回顧災前熟悉人事物的兩相對照，哀傷著不可回復的家園，哀傷無法喚回的已逝者。

「我偶爾還是會回去那裏，那裏變化很大，很多人已經沒有了（死了），我記得以前我們總是三姑六婆在講話，現在是沒有了，但還有一些老朋友住在那附近，我會回去，就是去找這些朋友，找她們聊聊天、吃吃飯」盧太太感傷地說。

以前是喧鬧的三姑六婆，「現在是沒有了」，三姑六婆的喧鬧景像，只能迴盪在寂靜的記憶中。在以前與現在的兩相對照下，道述著生命經驗中的裂隙，感傷之情油然生起。

這種感傷的品質不僅發現在五股國宅中，同樣地在回到民安路原家的災民們也體驗到這樣的生命感，那是一種「怔怔然地嘆息」，鄭先生有時會在自家的後陽台，看著「博士的家」的拆除，他感嘆地說：

「有時我對著陽台看著他們拆房子的在想，四年前我看著這十二層的房子蓋了起來，把我們這片（後陽台）的天空蓋住，哪裏知道四年後的今天，我又看得見後面的天空。」

2.民安路原家－臨近災難現場的心理輻射（註10）

除了添補被地震震壞的櫥櫃、水杯等家俱用品，家中的內部環境經幾日的清理後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重新回到熟悉的家，過著和災變前相同的生活，似乎一切都讓人們都回到常軌，但我們注意到一點，由於他們返回的民安路原家，是那麼靠近災難現場。有關這個災難現場的所散發出來某種難以言喻、龐大的災難情結，似乎不斷地輻射著這些災民的心理。

「對著後陽台空空的一片，很不習慣，想到博士的家這麼大的建築物就這樣倒了，然後現在不見，想著想著會突然害怕起來」鄭太太說。

鄭太太看著後陽台，勾起對災難的回憶，也勾起突然的害怕情緒。這種心理上的輻射以各種感官通道施達到人們身上，丁先生說：

「剛回家的時候，打開後陽台的門，都會聞到一種那種味道（指屍臭）飄進來，那就是有人死在裏面找不到」

「有人死在裏面找不到」令人不安，同時也讓人們延伸各種想像與揣測。災民們都曉得，在「博士的家」挖掘與清除過程的初期，空氣中常瀰漫著一股屍臭，因為事實上，始終有七具骸骨找不到。

不論是「後陽台的空曠」，抑或是「空氣中的屍臭味」，對於災難現場周邊的人們來說，都是一種「災難的提醒」，這種提醒讓人們再度曝露裡災難的心理輻射底下。而除了經由感官通道的施達外，也會以流言或傳說的形式，迫使人們暴露在這樣的心理輻射底下，林太太說：

「曾經樓下有人告訴我說晚上在這裏聽到什麼聲音，還有說那些狗到了晚上就一直叫，不知道看到什麼東西，我是沒有遇到，反正我們又沒做虧心事。」

民間的說法上，狗兒叫個不停，表示狗兒看見冤死的亡靈，而冤死的亡靈在災難現場駐足不去，正是這種意像，催化著林太太的關注，「反正我們又沒做虧心事」反而意味著對上述靈異傳說的在意。持續地心理輻射，持續地維持對災難現場的關注，林太太又說：

「在這裏做了兩次法會，第一次是用佛教儀式，好像沒有什麼效果，第二次是用道教的，儀式做得很大，燒了很多很多的的紙錢，我們也有去上香，那次之後，聽說狗就不叫了」

舉辦道教儀式後的結果，暫時讓傳說有令人安心的下場，也解除林太太內心部分的不安。

持續接受著這種臨近災難現場所形成的心理輻射，似乎也容易引起負面的情緒，影響生活的品質。簡太太說：

「有時候洗澡洗到一半，會突然想到等下會不會再有地震，心裏開始緊張，就趕快洗洗，趕快跑出來」

金太太也說：「後陽台我比較不敢去，會害怕」

無由來的突然擔心，對後陽台的躲避，簡太太與金太太的生活並不安穩。比起在五股國宅的災民，她們所呈顯的心理樣態，反倒較為接近PTSD的心理症候群。讓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例子。

居住在與博士的家只有一牆之隔的錢太太，向我們敘說她的國中女兒的近況，強調不要在她面前提起這件事情（921）就沒事。錢太太說：

「只要不在我女兒面前提起那個事情（指921地震）就沒有問題。我知道博士的家倒了以後，她有一位一起去補習的同學住在裏面，被壓死了，不曉得怎麼搞的，不知道她是害怕來找她還是怎麼的？她現在晚上睡覺還是不敢一個人睡，都要我跟她一起睡，除了這點之外一切正常，在外面也一切正常，她也不許我們再去提那件事，我知道只要不提就沒有問題」

錢小妹妹到現在，還是無法一個人入睡，平時更不敢打開面對「博士的家」那一側牆壁的窗戶，而錢太太向我們表示，除此之外，只要不要在她女兒面前提起地震，其餘一切正常。對於錢小妹妹來說，後陽台外的那片地是她同學喪失生命的所在，而她的家是那麼地靠近此地。任何談論有關921地震的事情，都加重內在的心理輻射，足以喚起那內在的負面情緒。

意義的轉化－地震事件的遠離與詮釋

如同其他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一樣，隨著時間上的遠離，隨著生活秩序感的建立，隨著其他生活重要事件的發生，921地震對人們的衝擊越來越小，或是轉入檯面下暫時隱沒起來。就像受傷的傷口，有的人完美的癒合，看不出曾受到的傷害；有的人留下顯著的疤痕，雖然在偶然地碰觸時隱隱作痛，但不影響其他的功能；而有的人表面結痂了，可是傷口卻沒洗淨，裏面持續地發炎，不知道哪時候需要再處理。對於前面兩種人，我們可以發現地震的事件開始被羅織在自己的生命故事史中，在這樣的羅織當中是以語言的形式，賦與事件的意義，形成一個言說的版本，然後逐漸安放在個人生命故事史中的一個位置。

「現在想來，就把它當做賭博賭輸了，輸掉一棟房子」曾太太說。

曾太太的解釋對她所經歷的地震做下註解，那是「賭博賭輸了」，運氣不佳，這樣的註解延伸出來的心情是「認了」，而且是「非我所能控制的」。

「我把它當做是一埸人生的劫數，每個人一生都會有一些劫數的，而這次我遇到了，只有財物損失，沒有任何身體上的傷害」江先生說。

江先生以「人生的劫數」解釋這次地震帶來的財物損失（房子全倒），「每個人一生都會有一些劫數」意味著生命的常態與不可控制的時運，在這種層次的比較上令他欣慰的是，人並沒有受傷。

「這次這樣子的事情，讓我覺得我的兒子很倒楣，我沒有辦法把我賺到的東西留給他，現在我這個年紀，再賺也賺不到一間房子」賴先生說。

對這次地震的看法上，近五十歲的賴先生首先想到兒子（獨子）的倒楣，他的角度著重在「父－子」間的情感與對待，地震讓他留房子給兒子的計劃泡湯，他「再賺也賺不到一間房子」，言談中透露出對一事件的無奈。

我們看到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視野對此一災難事件賦與不同角度的詮釋，以言語賦與意義留存在個人的回憶當中，並進一步把此一災難事件編入個人的生命故事史。在這樣的情況下，幾乎已跳脫出地震事件的直接影響，至於上述的第三類型的人，還有著正在發炎的內在傷口，因為正在進行，還在地震事件的直接衝擊之中，無法跳脫出來對地震事件的整體全貌賦與個人的意義，就像前述的錢小妹妹般。

心理師的角色及介入—我們的反省

在開始接觸安置所的受災戶，近半年的時間裏，我們一直在摸索著心理衛生人員適當的介入模式。在此要說的是，在經歷這次過程，不論在實作及理論層次上，都與我們原先對災後心理復建的圖像上，有相當地差距。

原本我們所熟悉的晤談室操作的介入型態，在實際的情況下，顯得格格不入。有一間晤談室，然後被動地等待社工或是其他單位人員轉介，逐項地瞭解個案的主述問題，相關資料等，這是我們熟悉的模式。但實際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必需主動地在任何可以適當談話的地點及時間，與災民們閒話家常。

又原本用於災後心理重建最為流行的論述－針對PTSD產生、偵測及後續處理的一套做法。對照我們實際的經驗下，顯得相當單薄。換言之，若以協助災民回復生活的秩序感為主要標的的話，所要關切的面向，不能只侷限在心理症狀的面向。如同前面所述「地震做為一個觸發事件」，地震打亂原本災民的生活世界，觸發災民其他面向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他們在災後適應的過程當中所關切或困擾的，比如它加深既存的夫妻失和的問題，加深親子不良互動的問題，引發人際衝突，加深原有的挫折感..等。現場的經驗告訴我們，必須碰觸這樣的問題，才能做有效的協助。

在整個時序上，我們的工作目標大致可用如下敘述，從最初以篩選PTSD高危險群的開始，轉入協助釋放對創傷經驗的恐懼情緒，延伸到災後壓力調適，以及發展針對這些目標而下的實作程序。就實際經驗來看，以PTSD為主的關切，在災民身上並不多見。事後反省的結果，我們所做的，就是持續且不間斷地關懷，而這樣對他們生活全面向的關懷底下，災民們能夠獲得相當程度的支持，在這樣的支持中，我們相信能夠減低其阻礙自我效能的負面情緒，而使得災民更加善用自己本身存在的自體修復能力。

回顧我們的角色及介入的過程，歸結出下列幾項的感想：

專業角色的迷思（症狀取向 VS 生活整體取向）

在接觸災民初期時，曾經因為我們是「專業的心理師」而找不到安身的位置，這可以從「事前不太知道我們要去做什麼」，「事後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找不太到心理創傷的災民（還好嗎！這是正常的反應，換做是我也會如此）」等反應而看出來。

現在想起來，發現是我們平日熟悉的模式不合用所致。

第一，平日我們多以被動地接受轉介居多，這些的個案不是自己求助，就是他人帶來，所以幾乎所有的個案在來到我們面前之前，已經有相當的時間沉浸在「問題」的氛圍之中，也就是說，他不是自己感到困擾，就是別人指出他所產生的困擾。因此這樣的個案具有心理處置上的預備性(readiness)，這樣的預備性同時規範出「治療者－受輔者」的角色地位。相反地，災民並不具有心理處置的預備性，災民的生活世界在一夕間遭受到嚴重的拉扯破壞，我們的文化習俗上沒有任何根深蒂固的概念系統，提供「心理師」角色的出現，只有「收驚者」的位置，沒有「心理師」的位置，雖然兩者目標是一致的，都是企圖撫平受驚的心靈。

第二，在與災民接觸之初，我們以要為災民「治療心理創傷」自許，亦即就像在晤談室的概念模式一般，我們習慣把焦點放在心理層面的問題，著眼於症狀的偵測與評估，然後設定如何緩解心理症狀的方案。而對於災民談到他們當前最關切的理賠問題、經濟的困難，甚至質疑我們的角色，質疑我們是否能給予金錢援助等話題，在當時我們會覺得「這不是我心理師要處理的，也不是我能夠處理的」，因而有愛莫能助之感。

心理師在這樣的景況下，有使不上力之感。

使不上力的感覺，迫使我們返回對自己的角色定位做思考。重新以「幫助災民儘速回歸原先的生活常軌」做為導引我們角色功能的大方向。在這樣的方向上，心理師不再只侷限於單一「症狀取向」的處置，而儘可能照顧到整體「生活取向」的處置。於是心理師成為陪伴災民走過來的朋友。

陪伴走過來的朋友

心理師做為陪伴災民走過來的朋友，並非抹消心理師專業的角色地位，而是指心理師在接觸災民時，先讓專業的角色隱而不顯，模糊掉災民對心理師的刻板印象。這樣做的好處，第一在於解決心理師在我們文化上，這種災後處境上沒有位置的窘境；第二，如此易於建立關係，對往後可能出現的心理症狀，預先設下適當的求助管道與氛圍。也就是「心理專業角色」的位階性，在時序上次於「陪伴走過來的朋友角色」的位階。

故要與災民建立關係的入手處，適當的做法是配合災民的需求，暫時拋掉專業角色的包袱，拉近位置間的距離，回到人與人間的本真關懷（authentic concern）（註11），以「在一起」做為建立關係的起始點。

當在一起後，有一部分的災民會因為這樣的關懷，自己越過關卡；而另一些真正需要深入幫助的災民，心理處置上的預備性才容易被培養出來，可能就在那麼一天，他告訴你「我需要幫忙」，而這時候，「專業心理師」的角色才有現身的位置。

介入的幾項經驗

1.與災民初始接觸的幾個要領

（1）「在一起」（Being together）-拉近位置間的距離，回到人與人間的本真關懷：在災難初期與災民建立關係的切入點，應儘可能拉近位置間的相對距離，而回到人與人間的本真關懷，必要的話，倒水、包紮、充當其他資訊的中介者、甚至一起吃飯‥等都是合適的。這些做法，主要是在第一時間(災難初期)內，與災民建立一種「在一起」之感，從這樣的關係入手，可以為後續的心理處置做最好的開道。

（2）「調頻」：調整說話的內容與形式，以符合對方生活世界的頻率。如對方講台語，儘可能用台語詢問；對方是高中生，儘可能從學校生活、朋友等談起；對方關切什麼，就談什麼，以對方的需求及呈顯的心理處境為主體，暫時把我們的需求放在一旁。必要的時候，亦可分享我們自己的經驗。

（3）輕柔地接觸，留下線索：在第一次的接觸中，建議先散發相關的傳單，傳單上的內容以符合災民目前需要為主（如，介紹創傷後可能出現的心理徵候及一些實用的福利事項..等）。災民在災難初期，大都身處壓力與混亂的世界，傳單的發放，其功用是讓災民在腦海中留有一些初步的印象，能在往後與災民的接觸中，起潤滑的作用。

（4）不斷地重覆曝光，閒話家常，不刻意談心理問題：心理問題除非由別人指出轉介，否則當事人很難主動求助或承認自己有問題而需要幫忙。在一定的關係建立後，可以促發他們求助的動機，可能在幾十天後，災民會忽然說：「其實我也和媽媽一樣，這幾天都沒睡好」；或忽然說：「那天其實我們蠻害怕的，到現在只要一有餘震或停電，我們都會嚇得趕快跑到外面」。

（5）由「周邊」向「中央」挺進：通常身為心理師的我們，想要在訪談中採集的是對心理症狀的瞭解；但對災民來說，重要的是面對生活世界秩序感的崩解，所以他們可能暢談對建商的不滿、批評政府的無能、埋怨救難單位的措施..等。這些常被我們視為「周邊」的話題，其實是通向「中央」(心理狀況的瞭解與處理)的重要道路。比如有位災民的談話透露出對高樓的恐懼：「社會局雖然鼓勵我們領了慰租金就出去租房子，但現在我們不敢想也不敢住高樓，要出去租一樓的房子不好找，住在這裡沒有高樓，反而安心啦！」

（6）強力而主動的拜訪：在第一次訪視中的某些狀況下，當我們的態度強力而主動時（如在安置所時，我的同事在對方門打開後，即一腳跨進去〈使用“foot-in-the-door ”的策略〉）是合適的。因為在初期訪視單位和採訪的媒體太多，往往對災民們的生活造成干擾，災民對於想要訪視他們的人，很容易排斥。另一方面，有些受創的災民心情低落，不願意與外界接觸。或許災民會對我們的強力性拜訪而有些不耐煩，但隨著晤談持續的進行，對方往住會因我們適當的介入而產生態度上的改變。比如他們後來會說：「謝謝你們那時候來安慰我們」、「都是你們一直在聽我們吐苦水啦，不好意思」（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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