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選07-921震災後災民及現場救災人員主體性意義的探索～1

摘要

本研究採取詮釋現象學的取徑，以921地震受災者及災難現場的救災人員的訪談資料為基礎，嘗試進行地震受災者及救災人員主體性意義世界的詮釋性描述。希望能以此揭露地震受災者以及現場救援人員在災難發生後，其心理世界演化的情形，並更進一步能做為後續心理重建研究及應用的基礎。

在地震受災者發展的描述性主題如下：「災難時刻-安身於世的暴轉」、「親人罹難-安生於世的破壞」、「『震憾之後』-- 生活領域的重新回穩」、「『災難』-對受災者的意涵」

在災難現場救災人員則發展三大主題：「救人使命感」、「問題解決者– 在不確定危險現場中進行確定的救援行動」、「弟兄情誼」。

最後提出描述「受災者」及「現場救災人員」心理處境的兩個理論並提出心理重建工作上的建議。

前言

921震災造成國內的浩劫，許多人死亡了，但更多存活下來的災民，他們的身體、財產及心靈都遭受到相當大的傷害。其中在心理上的所造成的衝擊，若沒有適當地處理，部分災民的心理傷害會逐漸發酵出來，進而影響到有效的災後適應，形成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具體顯現可能以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症狀顯現(DSM-IV, 1994, pp. 424-429)，也可能以自我傷害或是自殺的社會性案件傳達出來。

如何有效地進行心理重建就必須考慮一個重要的問題向度，就是關於災民主體本身的向度，比如說，人們在成為災民後，他們的主體性的世界是什麼？對災難的主觀經驗上是否有共同趨勢可尋？心理世界的演化或動力學是如何？對災難的知覺乃至於對災難意義的形成是怎麼樣的風貌？當我們對此一問題向度有深度的理解之後，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詢問：災難後的壓力因應行為是否因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些差異的不同是如何形成的？是否能進一步發展本土性災後心理重建模式？會特別強調本土性是因為，對災難後的求助反應型態，極可能因文化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我們實際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的文化並沒有為災後心理工作人員的出現提供合適的位置。另一方面，藉助於國外文獻(如台北市立療養院所翻譯國外的「助人工作者的災難現場手冊」)的知識，對照於於我們的實際經驗，會發現有的方法並不適用(李維庭, 民89)。

對於震災受災者在災後心理處境之描繪，多是截取單一面向進行研究調查（通常是以地震作為獨立變項），比如以PTSD等心理症狀或心理苦痛（psychological distress）的盛行率調查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像Wang et al. (1999) 、Lewin et al. (1998) 及Freedy et al. (1994) 等的研究；或是針對心理處遇的介入方法進行有效性評估，如Goenjian et al. 1997) 的研究；或是針對特定族群（如孩童、青少年、老年人、精神疾患..）測量地震引發的效果，如Asarnow et al. (1999) 的研究；或是賦與時間的向度，偵測心理苦痛或心理社會的變化及影響，如Kusaka et al. (1997)及Carr et al., (1997) 等的研究。這些研究多是以問卷或是量表作為測量的工具，而以「獨變項－依變項」科學式的模態找尋災後心理狀況的知識。在這樣的思惟底下，災民被當做一個「症狀人」來理解，但就我們經驗得知，若從協助災民「回復生活整體的秩序感」的目標來說，影響災民災後心理適應的，絕不僅是所謂的「心理症狀」而已，比如災難促發夫妻失和，而煩惱父母吵架的小孩不想上課。因此揚棄問卷式的資料收集，改以深度訪談為主，可發掘更多關於災民身處於世的主體感受。

另一方面林耀盛（民88）及劉志如等（民88）也指出，在災難現場的救災人員會罹患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tization），亦即災難現場救災人員也會產生類似災民的心理衝擊反應。在這樣的層次下，我們認為現場救災人員也是另一種「災民」，深受災難的影響。同樣地，我們試圖以詮釋現象學的角度來探討現場救災人員的心理世界，以為累積知識及提供心理復建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第一部分 材料

本研究總共訪問二十名受訪者，以北縣921大地震的災區者受災者為主，其中受災者佔有十三名，現場救災人員七名。

十三名受災者中，五名是具有罹難者家屬的身份，七名則是家屋損毀者。又十三名受災者中，男性佔五員，女性佔8員。

七名現場救災人員全為男性，其中五名是消防人員，二名是軍方人員。由於軍方人員受訪者取得不易，又大多已退伍，只能尋得兩名當時在現場救災而尚在服役的軍方人員。五名消防人員中，一名警消，四名義消。

第二部分 方法

第一節 訪談進行方式

在受災者方面，首先透過「台北縣政府社會暨心理關懷站」（一個追蹤居住在北縣921受災者身心狀況的專責單位）聯絡，請其協助提供願意接受訪問的受災者（至少5名罹難者家屬），並配合所有能夠促成訪談的事宜。

在現場救援人員方面，直接與北縣消防局聯絡，請其協助。軍方單位，則借助人脈，徵請受訪人員。

當相關單位提出受訪名單位，開始聯絡。

1-1聯絡：

和受訪者約定時間和訪談地點（以電話或當面），並說明欲訪談的主題，全程錄音的要求以及相關保密原則。

答覆受訪者的疑慮。

1-2訪談：

訪談地點為受訪者家中、咖啡廳、茶坊或是在假日時其工作場所，其選擇以寧靜、舒適為主。

暖身談話，訪談之前重申保密原則…等。

正式開始錄音訪談。研究者要求受訪者談談對921震災的經驗。研究者並不知道受訪者會談出什麼，也沒有預設任何問題要問，完全根據受訪者所談的內容引動著研究者而提出問題，比如感到不清楚之處，請受訪者說明之。因此訪談的過程是受訪者的說，研究者的傾聽與詢問。

訪談後期，受訪者和研究者逐漸達成共識，意即受訪者的敘說漸達到故事的完整性。經由受訪者表示已說完，或者研究者詢問相關問題後而收尾。

1-3謄寫：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根據錄音帶的訪談內容謄寫為逐字稿，而成為敘說資料。其敘說資料的謄寫記號，列於附錄一。

再來進行敘說資料的分析。

第二節 資料分析

在資料分析上，其方法論的說明及分析概念工具的介紹，以筆者（李維庭 1995）論文第二章及第三章對詮釋現象學及敘說心理學的介紹為要，其整體的基調從詮釋現象學取向，整合余氏「者」的概念（余德慧 1994），做為資料分析的基礎。茲簡介如下：

2-1 對語言的觀點

並不把語言視為人的內在表達，而是語言給出了瞭解。人被語言所召喚，聆聽著語言給出的語詞，人因此置身在語言中，領受著語言給出的規則與理路，並在其中完成其理解及語言的使用。

當語言召喚著人們，人們因此而說。人的敘說不僅在說明其置身的生命樣態，也因此呈現生命樣態自身，在之中呈顯出人寓居於世的生命感。語言由此做為生命形式（Life form）。

2-2 敘說資料的「存而不論」

使用現象學「存而不論」的方法，避免以任何先入為主的理論觀點、既有的災難心理衛生的相關知識及受災者自行解釋的因果論斷‥等，圈套在敘事資料的理解上。

2-3 敘說資料的還原

詢問「讓受災者得以如此說出來的憑藉是什麼？」。敘說資料被視為人置身在語言中所拋擲出的圖案，圖案必須藉由背景而得以明晰。「資料的還原」即意謂著考量現象被看見的基礎，不貿然地單純地把敘說資料本身當成現象的整體來理解，它必須被還原到詮釋現象學學理上對語言的觀點、敘說的考察。也必須被擺置在「敘說者-接聽者」的脈絡下考量，在本文則是「受災者-心理研究人員」的敘說現場脈絡。

2-4 資料的重覆閱讀—詮釋循環

進行敘說資料的重覆閱讀，並使用詮釋現象學的概念工具得出意義。

2-5 藉助於「者」的概念分析「受災者」敘說資料

余德慧氏參酌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的鉅著(Heidegger 1962)中對Dasein的分析，發展「者」的概念(1994)。本文即以此做為敘說資料分析的主要概念工具。

2-6 發展「受災者」及「現場救災人員」的描述性子題

由以上2,3,4,5步驟的反覆進行，嘗試對敘說資料進行本質性的詮釋分析，並發展描述「受災者」及「現場救災人員」的心理世界之主要子題。

結果

第一部分 災民

第一節 「災民」意涵的探問與釐清

從本研究所設定「921地震災民」的群體來進行訪問時，其實預設著「921地震災民」應該會呈現出共同的心理演化或動力學的過程，但從我們實際收集的「災民」的訪談資料及相關觀察中，卻發現「921地震災民」是一個相當龐大而複雜的概念，比如說「災民」可以是經驗到地震當時家屋的崩塌過程而自己與家人都存活下來的人、也可以是當時外出不在家但家人罹難且家屋損毀的人、或是家屋崩塌而家人罹難的人、或是自己房屋並沒有倒塌而是親人罹難的家屬，或是家屋尚能使用，但被強制遷離的波及戶，甚或單純只是因地震來襲而受驚而有心理症狀的人‥等。會做以上的說明在於從本研究所收集的、這些「災民」敘說資料呈顯出相當不同的敘說質地，比如說一位罹難者的家屬，並沒有劇烈地經驗到災難現場的危險，而且家屋仍完好，他的敘說質地就幾乎類似於一般意外喪親者的家屬敘說質地。(待續)

追蹤「穗波心理師談情說愛」FB粉絲專頁，可不定時收到「今日文章」及podcast預告

收聽「穗波心理師談情說愛」podcast（專門談愛的podcast）

點擊「家庭Q&A-愛情、親情的心理師相談」免費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