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沒跟上跨世代的金庸「練功」風潮，長週末卻選了《笑傲江湖》作為讀物。最近對金庸的興趣，起於李怡先生在《失敗者回憶錄》中娓娓道來香港文化左派的故事，他提到《大公報》領左派新聞界風騷，而金庸正是《大公報》十大才子之一。
1950、60年代的香港文化圈，左右派涇渭分明，因此就連後來將小說翻拍為武俠片時的長城、鳳凰等電影製片－－長城電影亦是我喜歡的許鞍華導演發跡之處－－都是眾所皆知的左翼公司。後知後覺的我倒感到十分有趣。
李怡自認從金庸的文章中學到許多寫作技巧，但對金庸參加香港《基本法》起草等政治表現卻深不以為然，既是「言不由衷」、又是「太接近絕對權力而變得頭腦不清楚」，總之「寫作人論政就好，千萬不要從政」。
比起武林，金庸在《笑傲江湖》描寫的「江湖」是人類普遍的欲望以及權力互動，因此確實更像政治角力場。開篇的一段就與政治交際往來（或者台語說的盤撋 puânn-nuá）道理相通：
江湖上的事，名頭佔了兩成，功夫佔了兩成，餘下的六成，卻要靠黑白兩道的朋友們賞臉了。你想，福威鏢局的鏢車行走十省，倘若每一趟都得跟人家廝殺較量，那有這許多性命去拚？就算每一趟都打勝仗，常言道：『殺敵一千，自傷八百』，鏢師若有傷亡，單是給家屬撫恤金，所收的鏢銀便不夠使，咱們的家當還有甚麼剩的？所以嘛，咱們吃鏢行飯的，第一須得人頭熟，手面寬，這『交情』二字，倒比真刀真槍的功夫還要緊些。」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近年有些打著「新政治」旗號、反對「紅白帖」應酬的政治人物會在政壇中孤掌難鳴、甚至在選舉中箭落馬，叫好不叫座；人頭不熟、手面不寬，同僚鄉里們不賞臉，即使政策論述功夫扎實，拳腳恐怕仍施展不開。
而任我行反攻黑木崖時，不斷聽到教眾奉承東方不敗，「文成武德、仁義英明聖教主。教主中興聖教，澤被蒼生，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對此非常反感。反攻奪權後，一樣的歌功頌德臨到自己身上，一開始覺得不妥，轉念卻當仁不讓，這就明顯是「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了。不曉得李怡先生是否認為，後來步向政界的金庸，就像他筆下的任我行呢？
週末看的是修訂過的「流行版」，金庸本人表示「情節改訂甚少」。《笑傲江湖》最初可是長達96回、跨時兩年半的報紙連載，其中雖有喋喋不休、相當消耗字數的「桃谷六仙」，甚至是藉恆山派小尼儀琳之口，大幅抄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但要在截稿壓力下定時產出內容，串成首尾連貫的長篇小說，始終不是容易的事。
鄧小樺談香港的專欄文化，說1950、60年代的專欄作家是很有地位的，因為讀者每日追看，報紙的銷量就繫於專欄。像劉以鬯這樣厲害的專欄作家，
最高峰的時候一天要為13家報章寫，早上六點寫到十二點，他太太就會把稿子送到報館，然後一起去喝下午茶。劉以鬯當時一篇稿子就可以吃30碗雲吞麵，然後3年就可以一筆過買進太古城的樓花（按：預售屋）。所以他說，寫到手指起繭是起碼的，是做得辛苦，但沒有捱過窮。這句話真的很豪氣。
在「向錢看」的香港，銷售保證的專欄作家和專欄文化確實獨特。黎堅惠亦曾在《時裝時刻》寫章小蕙離婚時靠著為雜誌寫作，一個月寫19版（是7個人的工作量），可付出自己和孩子共居的每月3萬港元房租（彼時是2001年，以今日物價計恐怕更高一些），果然是「越用越有」，令人佩服的專業底氣。
《笑傲江湖》的維基故事梗概已完整而詳細，在此留下索引，不再贅述。金庸參政所為雖非人人認同，但小說情節鋪陳和人物刻畫確實高竿，留下經典。
《笑傲江湖》的主角令狐沖和任盈盈被倪匡分別評為「絕頂」和「上上」人物。倪匡說令狐沖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但個人認為更有主動「向死而生」的成份。令狐沖從小是孤兒，長大後又多次重傷命危，每每路見不平都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例如與向問天的邂逅即是自忖「這人（向問天）已無抗禦之能，我便助他抵擋一會，胡裏胡塗的在這裏送了性命便是」。於是才有梅莊四友、與任我行反攻日月神教等種種際遇。這樣超脫生死地活，更讓令狐沖任性而為，灑脫可愛。
而任盈盈初識之時即知令狐沖心愛岳靈珊，但仍以「無我」的方式全心付出－－或許可算是不帶自我犧牲感的成全所愛－－展現出她對自己的強大自信以及對所愛之人的完全信任，非常困難。兩人最後圓滿收場，雖帶點「主角光環」「大團圓」的意味，但仍讓讀者感到寬慰可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