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觀影經驗尚淺,亦尚未接觸原著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昏昏沈沈陪同母親在光點台北看完Philip Kaufman的改編電影,猶記清醒時刻皆為角色床戲,尷尬難以共同經驗,「歡聲笑語」貫穿夢醒時分,好似母親旁白日春夢。五年後的今日,一樣的光點台北,終於閱畢原著後清醒觀看,回憶當時的情境別有風味,也見著睡夢間的漏網之魚,由於數量多不勝數,彷彿初次見面,因此真不好意思說是第二回。
中文譯名雖為《布拉格之春》、《情陷布拉格》,同名的布拉格之春(Pražské jaro)事件也確實影響著角色們的大方向決定,直接演繹的內容卻僅在片中佔據極小的篇幅,比如Tereza的攝像行為有意無意再現布拉格之春時的Milan Kundera自身、Tomáš自瑞士回到布拉格後與內政部官員宛如Picasso 之畫作Guernica般的對話(詢問「共產黨該挖出自己的眼睛」之文章責任編輯身分,卻被Tomáš形容成眼前的官員自己)等兩場戲,皆肉眼可見Milan Kundera巧妙且嚴厲的批判,但僅止於此,更多篇幅則著力角色間的狀態與關係。
而「角色間的狀態與關係」,經常由各類物事所表現,諸如Sabina的黑帽、Tomáš Take off your clothes的言說 、Oedipus文本之於Tomáš與Tereza間等等。雖不盡然直接指涉,卻在與對白相輔相成下各自延伸新義。
Sabina的黑帽,首見於Tomáš與Sabina的「案發現場」,當時Sabina詢問Tomáš最喜歡身上的哪個部位,Tomáš回答Sabina的那頂黑帽,卻同時撫觸Sabina的胸部,表達了Tomáš滿足於兩人的砲友關係,也建立黑帽之於Sabina,等同對Tomáš思念般的象徵。在往後的多場戲,如Sabina與男友Franz的相處之時、Tereza為裸女作品集而前往拜訪Sabina之時,及最直觀的Sabina與Tomáš再續砲友關係之時,每個當下的Sabina都頭戴同頂黑帽,前兩者都可以「Sabina當下思念著Tomáš」為前提去解讀,因而預示著與Franz的交往關係註定失敗,也能同理攝製裸照時Tereza的眼淚。
攝製裸照時Tereza一場戲是為電影之最,私自以為得在浩浩影史記上一筆。都知道Tomáš求歡時刻,必然出現Take off your clothes 一句的言說,而這句話首次對Tereza言說時,Tereza竟是噴嚏以對,足見Tereza的緊張與Tereza超脫Tomáš對女性對象的慣常認知,而Tereza成為攝影師的原因,正好是由Tomáš引薦Tereza到Sabina家中,當時一來一回出現了Tomáš取下衣架上的襪子與Tereza特寫交叉剪接,暗示著「Tereza明瞭兩人的砲友關係」。因此,後續為Sabina攝製裸照時,Tereza不由自主的哭泣,也就成了對Tomáš視角代入後的反應,Tomáš視角下的Sabina婀娜多姿,Tereza自嘆弗如,而這時的Sabina卻戴上黑帽,同樣Take off your clothes的言說,也將自身代入Tomáš的視角,攝製Tereza的裸照,此時的行動變成了惺惺相惜,兩人打鬧化作文字,彷彿讚頌著Tereza的面貌:「其實你也有著自己的美」。
Oedipus在電影中並非代表文本涉及的「弒父戀母」和「宿命論」,取而代之的是作為暗示情感狀態的工具,在片中出現了三次,分別是Tomáš與Tereza一夜情後床邊桌的實體書、聚會時被Tomáš用作對比共產黨惡行的文本、Tereza在「工程師」家中瞥見書架上的實體書,三次的使用皆與Tomáš與Tereza相關。一夜情後的兩人在無意識的睡眠中十指緊扣,Tomáš欲出門卻難以掙脫,只得拿Oedipus代替自己的手放在Tereza手上,好似自己在意著Tereza,卻拿Oedipus作藉口;聚會時以共黨對比Oedipus的發言尤見,當被Sabina問到在意政治與否,答案是否定的,被追問在意何事,卻以中景定鏡呈現跳舞中的Tereza,也就是Tomáš的視角,意味著他在意著Tereza;電影後段Tereza到「工程師」家中拿起Oedipus(表示她對Tomáš的罪惡感)給「工程師」看,而即便精蟲衝腦,按常人也該是對內容有基本延伸,卻被其視為無物,彷彿不是自己家似的,證明Tereza的「離開」的決定不無道理。
何謂Unbearable Lightness
語出自Tereza離開瑞士至布拉格時,留給Tomáš的信。在瑞士的Tereza因為作品不受市場喜好,被出版社拒絕,因而失去經濟基礎,只得靠Tomáš的收入,雖同樣過的滋潤,卻因無所事事而「失去重心」,中文語境上的轉換得以成立。
《布拉格之春》是時代的焦慮與責任,雖直接演繹運動本身的篇幅甚少,卻宛如幽靈般追趕者角色們,角色們只能不停的逃跑,逃到瑞士、逃到布拉格市區、逃到布拉格鄉下,而儘管逃到了不同的地方,這般責任也壓得角色們喘不過氣,最終兩人車禍離去,由Sabina的書信視角描寫,彷彿作者是為旁觀者,側寫兩人承受了「不可承受之輕」,目的為批評與否不可考,倒是感受到對角色們的真誠。
最後,對中文《布拉格的春天》與《情陷布拉格》片名頗有微詞,雖可想見類型片商業考量之途,但撇除包含事件之名等元素,仍該直翻書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為適切。欣慰的是,電影對「媚俗」(Kitsch)一詞琢磨甚少,僅止於開場Sabina稱Tomáš的二句(「與『媚俗』的極端相反」、「『媚俗』世界裡的怪物」)。畢竟每作文本之用時,開場總是「媚俗」云云,一如《重慶森林》的「鳳梨罐頭」、《阿飛正傳》的「一分鐘的朋友」,優越彼皆蔓延、隱隱滋長,實則空洞匱乏、矯揉造作,到底有完沒完,慶幸走出影廳,迴盪腦海的不是「媚俗」,而是Tomáš與Tereza片尾的那兩句: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I'm thinking how happy I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