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即遺忘，而紀錄是為了抗拒遺忘
「三姓公廟」，從一個小小的陰廟，到全臺唯一二二八紀念廟，乃至於今日的三聖公廟，關於受難者的記憶日益模糊難辨，凸顯了紀念即遺忘的危機；而《沒有過去的受難者》，則是呈現著紀錄如何抗拒遺忘的過程，它讓受難者的身影在公共領域中變得可見。
《沒有過去的受難者》
《沒有過去的受難者》（王可萱，2023）的作者，偶然得知全臺唯一二二八紀念廟—「三姓公廟」，正是自己的阿公捐地所蓋。
自此之後，她以紀實音像作為方法，先是回顧了這個廟的創建歷程；再探訪了虎尾鎮與二二八有關的集體記憶；最後則是以尋找其中一位受難者「顧尚泰」作為這部紀錄片的主軸。
儘管，作為全臺唯一二二八紀念廟，每年也都會固定舉辦紀念音樂會，但是，除了簡略的導覽解說、建廟沿革、畫像、遺書，關於受難者的身影卻是模糊難辨的，因此，她翻閱了公開的官方檔案，探訪了受難者的故鄉、執業處與殉難地，更作了家屬親人的口述，試圖去捕捉受難者、二二八乃至共產黨的記憶及其形狀。
作為孤魂野鬼的受難者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人因家裡有人生病，來到某廟乞問神明（或稱是地理師的指示），乩童忽然起乩：自稱是二二八受難者、他們有三個人、在陰間過的不好、希望可以有人建廟供奉，於是大家開始覓地蓋廟（1975年），一開始只是小小的、磚砌的陰廟，1977年擴建，但在戒嚴時代裡並非是以二二八受難者作為號召，後來大家樂風靡全臺，不少賭徒來到三姓公廟求明牌，而乩童起乩時都是操日語。
從年份不詳的《二二八「三姓公廟」沿革》，我們可以得知：「三人係職業西醫的顧尚泰、中醫師的李詩芳和文化界的王濟寧，他們都是台中人。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三人從台中南下支援，不幸遭人密報而被當局逮捕，隨即押至虎尾市場（當時的馬場）槍決；然而屍體卻曝曬街頭，無人前來認屍，過了數天後才被善心人士收埋在埒內公墓……」。
在公開的官方檔案中，「顧尚泰」（或顧尚太郎）也只是作為被逮捕的奸匪，既無描述他的身分，也沒有談論他在二二八的角色。
全臺唯一二二八紀念廟
解嚴前後，伴隨著二二八及其集體記憶的復興，三姓公廟的祭典日期方才改為二二八，並豎立導覽解說，受難者的家屬也曾經來過，更有人找來顧尚泰的畫像和遺書影本，廟裡也印了一張《二二八「三姓公廟」沿革》，之後，每年的二二八，民進黨雲林縣黨部在此舉辦追思音樂會，穿著競選背心的政治人物，從里長、議員到前縣長都會蒞臨，但是，相對於二二八事件或受難者本身，他們致詞談論更多的是最近的選舉結果與政治局勢。
也就是說，關於二二八作為創傷記憶，大抵歷經了一個從出現、禁忌、沒落到復興、翻轉的階段，透過道歉、教科書、紀念碑、國定假日、追思會、立法條例、研究報告、影視作品或紀念美展等等，最終大致底定並已固著為單一、優勢且去複雜性的框架，作為臺灣人的苦難象徵，它的正面是查明真相、平反冤屈的悲情，反面則是放下仇恨、團結向前的昇華，這也代表著我們不再索求任何記憶的可能性，面臨到越紀念、越遺忘的危機。
作者探訪了三姓公廟周遭（殉難地）、台中市榮町（執業處）、彰化花壇三家春故居（故鄉），發現到大多數人並不認識或熟悉「顧尚泰」，同時，關於二二八的記憶，尤其是主流的敘事，遠大過於關於臺灣共產黨的記憶，後者甚至是被迴避或無法言說的。
從三姓公到三聖公
2021年因疫情關係雖停辦了二二八追思音樂會，但三姓公廟也同時迎來重大的改變，里內開始重組三姓公管理委員會，並獲得南投鎮國寺廣心師父的50萬元捐款，不僅廟內外的環境有了更新改善，委員會更一致認為應該替三「姓」公升格成三「聖」公，然而，作為二二八紀念廟的解說、沿革、畫像、遺書等等記憶的物件，也跟著不見蹤影。
經過作者透過口述的爬梳，我們可以慢慢拼湊出「顧尚泰」的身影：故鄉在三家春，1919年出生，他的父親顧行於台中的金山金物店工作後自行創業，並參與謝雪紅成立的台灣人民協會並擔任中央委員，1925年他曾誤飲庚仔油後被謝雪紅所救，長大後至日本學醫，並與日籍老師的女兒成婚，1941年於榮町一丁目五番地開設診所，育有三子，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謝雪紅組成作戰本部，顧尚泰領導台中的巷戰（教化會館戰役），後又自願到虎尾支援領導機場戰役，最後遇難。
紀錄即抗拒遺忘
從三姓公廟到三聖公廟，正凸顯了紀念即遺忘的危機，而《沒有過去的受難者》則是展示了以紀錄來抗拒遺忘的過程，透過音像紀錄，我們一方面是從搶救的立場去豐富既定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也是以權力的觀點在解構集體記憶的框架，企圖讓不同的、差異的、被排除的、鮮少關注的記憶，能夠不斷被召喚回公共領域並成為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