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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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的作者從「紀念碑能否作為記憶所繫之處」的動機出發，以公路電影（road movie）的方法，實地走訪全台三十餘座二二八紀念碑，紀錄每個紀念碑的樣貌、地景與日常。
繼滇緬游擊隊三部曲（《邊城啟示錄》、《南國小兵》、《那山人這山事》）之後，李立劭完成了耗時四年製作的《我那遙遠的呼喚》（2021），以「遠征軍」作為尋找的對象......
「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1962)深刻塑造了法國的記憶，但這種塑造過程充滿了矛盾、選擇性遺忘和持續的爭議。
主流歷史敘事與其功能：
法國歷史學界關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主流敘事，傾向於譴責戰爭中的「暴力」並強調其悲劇性。這種敘事暗示法國有道義上的權利去捍衛在阿爾及利亞的歐洲
之前，香港的《時代革命》（2021）在臺灣上映，這部紀錄片不僅累積了豐厚的影像素材，同時也呈現了不同抗爭者的視角，意料之外的是，它卻引發我想要再去回顧Patricio Guzmán的The Battle of Chile（1975~79）和Chile, Obstinate Memory（1997）。
真話，有時讓人孤單，但它值得。
「如果我們選擇忘記歷史，那麼暴力就會重演。」
——張純如（Iris Chang）
📘 出處與說話者介紹
張純如是華裔美籍歷史學家與記者，著有《南京大屠殺》一書。她透過詳實的採訪與史料揭露被隱藏的歷史創傷，勇敢面對輿論與壓力，只為讓歷史中的無聲者被聽
一名孩子告訴我，她們班的老師要她們寫錯的地方不能擦掉，這樣之後才能記得自己當時錯在哪裡。我們需要記住的不見得是錯誤，但確實會在那些過往發生的悲傷事件中，獲取經驗和養分，成長成更豐富深刻的人。
「遺忘」在法國極右翼的論述中，扮演著極為重要和工具性的角色。這並非單純的無知或記憶缺失，而是一種有目的的壓抑、覆蓋或抹去。
「遺忘」在法國極右翼論述中的主要形式與目的：
1. 「選擇」性的忽略與無知：
極右翼會選擇性地忽略某些歷史層面。例如，他們對社會歷史表現出冷漠或缺乏好奇心
在那一場訪談中，摩根費里曼對主持人的追問給出的答案是「別去談就好了，我不再叫你白人，而你也不要再叫我黑人」，這同樣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提議，就像每年在黑人歷史月結束前的那幾天，也有很多人會叫我們不要再談二二八或轉型正義，「過去的事情早就過去了」、「放下仇恨」、「不要再消費亡者」。
「三姓公廟」，從一個小小的陰廟，到全臺唯一二二八紀念廟，乃至於今日的三聖公廟，關於受難者的記憶日益模糊難辨，凸顯了紀念即遺忘的危機；而《沒有過去的受難者》，則是呈現著紀錄如何抗拒遺忘的過程，它讓受難者的身影在公共領域中變得可見。
《光州錄像：消失的四小時》（Gwangju Video: the Missing）（2020），它是以一卷「喔！光州」的家庭錄影帶為本，重返（revisit）這個在1980年代違法、非正式與地下流通的「銀幕記憶」（screen mem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