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紀錄時常被法院要求提供作為審理證據的心理師，每每看到法庭攻防的段落，總是不由自主想，我的紀錄在庭審過程中是如何被詮釋？如果是我親自出庭接受詰問，會面臨哪些問題？又會如何回應？
或許是為了強化導演想要呈現的主題，墜惡真相的法院攻防段落與我認知中真實的審理多有落差，但又非常符合我對人的理解。
兩位跡證專家對同樣的跡證提出完全不同的解釋，且在接受詰問的過程中都相對堅持自己的解釋方向，但請注意，『解釋』從來都不能跟『真相』劃上等號。再者，如果最終審判結果決定採納甲專家的解釋，是否就代表乙專家不夠專業？假若真的以此作為專業與否的判準，那麼大概沒什麼人願意到法院擔任專家證人了，畢竟賠上自己專業生涯的風險太高⋯⋯換個角度說，萬一在被詰問的過程中，這些專家們發現需要對自己原本的解釋進行修正，是否要無論如何強硬堅持自己原本的解釋，才能確保自己的專家地位與形象？這樣還算是秉於專業的客觀證詞嗎？
類似的對比在死者的精神科醫師（心理師？）與嫌犯（死者的妻子）間的互動更為明顯。死者的醫師精神科醫師本來只是要出庭作證死者的病情是否有自殺的風險，卻在被嫌犯指責他的介入無助於死者的病情後，反控嫌犯才是死者最大的生活壓力源⋯⋯這不再是聚焦於爭點的證詞，而是自身專業權威被質疑後的反擊。
墜惡真相的片長很長，其中1/3-1/2的內容是法庭審理詰問過程，接受詰問的證人也幾乎涵蓋了片中所以可能被提到的角色，然而無論是誰，都可以看到隨著被詰問的內容不同，每個人陳述證詞的內容與態度落差。
在所有證人中最特別的就是死者的兒子，從檢察官調查過程中就出現證詞反覆的問題。確認人的記憶到底可不可能出錯，恐怕是心理學界跟法學界最早合作的研究，而結論當然是會，而且兒童的證詞遠比成人出錯的機率高，這並非刻意做偽證，而是記憶的本質就不穩定，姑且不論任何主觀意識的解釋，或者得知父親可能有自殺意圖後才被喚起的記憶，也因此才有心理學家發展出特殊的訊問方式專用於訊問兒童證人。
電影中保護兒童證詞不受污染的方式還有一個派任社工小時陪同的方法，不得不說歐美真的很注重保護兒童，甚至原本有很多次庭審法官都打算不讓兒子作證與旁聽的，但就像兒子對法官所說：「我自己會去找資料。」在這個資訊爆炸、什麼都可以在網路上找隻字片語的年代，保護兒童不在殘酷的庭審過程中受傷，或許需要更多符合時代的策略。
檢察官大概是全片最不符合司法真實運作的角色，畢竟受過司法訓練，對各種證據法則應該有更正確地理解，然而死者墜頭前一天的夫妻大吵、嫌犯新書故事角色對丈夫的怨恨、發生在久遠之前的外遇⋯⋯，如果不考慮隔天的墜樓事件，這些在夫妻關係中似乎不是什麼太令人意外的事件。死者墜樓前一天的夫妻爭執中，丈夫埋怨自己為家庭、為妻子的付出，但妻子又何嘗不怨？雖然影片中只有一幕妻子與律師談話過程中的『不該跟丈夫回法國定居』的片段，卻也是可說是妻子對這段婚姻的結論。
在討論關係的理論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循環因果』。每每各種爭執發生，最容易聽見的說法就是：「是他先⋯⋯，我才⋯⋯。」然而只要維持夠久的關係，就難以數算有多少的「是他先⋯⋯，我才⋯⋯。」更無法回溯到任何一個絕對的起點，所以不只清官難斷家務事，其實就連自身事都難以釐清，尤其當雙方都堅持是「是他先⋯⋯，我才⋯⋯。」的時候，對立就永不可解。
或許這就是這部片可以贏得許多大獎的理由，雖然片長比起其他電影稍長，但討論的面相跟完整度，卻都極為豐富與精準，並且提醒了所有人一個最重要的對世界的理解：客觀並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