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当我面临生计问题,我就迫切要去解决生计,而不是写小说,寄希望于文学能解决它——文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也不希望我的文学是“解决生计”,就这么简单。
我最近打算写 2022 年最想写的那个小说,循序渐进,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情。那时我还处在对故事的兴头上,兴致勃勃低开了个头,写了五千字左右,只勉强找到一种讲故事的语气,然后就再也没有勇气打开它。
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写小说的经验,这可能算得上是第一回。等我今年再想起它,在脑海中又编织它,这个故事好像又回来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它一直在那里,还是我已经有能力将它召回。
但其实我也明白,之前之所以写不下去,是因为处在现实极度不安稳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到迫切、恐怖,几乎毁坏生活的地步,但依然没有连缀小说的能力。你看我虽然一直在写,但写的都不是小说。
李翊云曾在一期播客节目中谈到担任“宝珀”文学奖评委时的感受,她说自己惊讶于中国的年轻作家以“生计”为主题的占比之大。可以说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但也是每一个选择写字的人面对文学创作的思考。
从我的例子来讲,我所说的“现实不安稳”,已经很直白了,其实也就是现实的生计问题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法写小说,而且我的关键问题也不是写小说,甚至可以说我的痛苦,也并非是由不能写小说带来的。我另有自己要面对的困境,文学只不过是率先察觉了,并向外传递。生计就只是生计,它只是在那个当下恰好进入到文学,进而被广泛地发现,好一点就会引发同情。
然而我对文学的思考,不只是迫切的生计问题,不是怀抱着文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去写,由此我写不出来,也不会这样去写。
也就是说,当我面临生计问题,我就迫切要去解决生计,而不是写小说,寄希望于文学能解决它——文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也不希望我的文学是“解决生计”,就这么简单。我想要思考一些更为“圆润”的东西,它就必须是空闲和稳定带来的。
当我重新开始写小说,我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现状似乎安定下来了,我对未来也不再有过分的恐惧。那种有闲心连缀长篇的能力,不带任何迫切、功利心地,又重新回到了我身上。
就像中学时的晚自习,第一节的预备铃声才刚刚响起,我的课桌上已经摆好了笔记本和碳素笔,在七点和九点之间,还有漫长的两个小时可以写,老师也不会来,而我开始为女同学创作浪漫小说。
彼时不会想到即将到来的中考,更何况是遥远的高考,大学毕业和工作,人生再下一份工作……在一种高度重复,却足够安稳的日常中,我将故事写满了笔记本,那里有我所有的幻想和青春,我想传达的梦。
现在我随时随地都能写小说,我甚至不需要那间“一个人的房间”,可以被打扰,然后又再次接入幻想的世界。但飞机上的时间似乎是最好的时间,不算长,不会像上班一样煎熬,但也足够使用。
在这个举动发生之前,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空间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写作空间,难道它真的有魔力吗,我不是说我已经不害怕被打扰了吗。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是怀着一种期待去坐飞机的,我们做好了准备,内心是安定的,所以消耗那些时间时,会感到无比的畅快。
我相信在飞机上阅读也是这样的,或者将那些时间用来画一幅画,编织一件毛衣(如果允许带上飞机的话),飞机上的时间是确定的,短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十分确定的。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怀抱期待。
我阅读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和希拉·海蒂(Sheila Heti)在 2016 年的通信,她们谈到"抽烟"的问题,费兰特说她突然有一天就戒烟了,因为她认为"抽烟时写下的文字总是好过那些你担心抽烟影响健康时写下的文字",按照寻常的理解,既然如此,就应该一直抽烟才对,为了写出好的文字。但费兰特却认识到这一点后,就戒掉了烟,是不是就说明,不抽烟时就完全写不了小说。这是让人恐惧的。
我不再强调"一个人的房间",也是担心它益于我的同时,还会将我困住,没有这个房间/空间,我将无法写作。而我一旦弄懂了飞机上的时间为什么不一样,我又能够随时随地写小说了。
最近和朋友聊天,我说这已经不再是从前作者将手稿藏到抽屉中,二十年后拿出来被编辑发掘的时代了。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写作,所以我不害怕,我写作就是为了模拟头脑中的思考,我希望它的形式和我的头脑一样自由。
2024 年 3 月 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