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權力平衡風險，需要「馬習會」創造的兩岸共性
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除了兩岸軍事與經濟實力失衡以外，雙方政府的冷淡與社會的敵意，也越來越被承認是促發誤判、導致衝突，甚至中美大戰的重要因素。
兩岸權力失衡，是冷戰結束後日益加速的現實。蘇聯解體前後，臺灣經濟規模尚達大陸的近5成。大陸加入世貿時，經濟規模升至臺灣4倍，這時剛過了97飛彈危機不久，小布希因「中東有事」擱置了制衡北京的計畫。至中國經濟規模超越日本之後，大陸經濟體量升至臺灣的20倍以上，但2015年兩岸現任元首在新加坡舉行了史無前例的第一次「馬習會」。顯然權力失衡並不等於敵意失控。
之後的「太陽花學運」與香港「反送中」事件，導致了傾向獨立的民進黨二度上台，深化李、陳兩位前總統的臺灣定位戰略與社會工程。加上美中初步進入權力轉移軌道、開打貿易戰，和北京以更加集權的「中國特色」最本質特徵應對內外大變局，兩岸不僅官方關係冰凍，社會關係也漸行漸遠。
美、中、台表面上都說支持交流，實際上都不同程度將社會的往來「安全化」。到現在，檯面上台美股市在半導體、AI、軍工股噴出與中國經濟「卡脖子」困局下歡呼，檯面下「備戰、備荒」在兩岸甚至美、日都已是現在進行式。烏克蘭城市戰與黑海無人艇戰例，已經公開搬上台海兵推與實景沙盤。加上北韓導彈在侵烏的俄國支持下突飛猛進，給予美國轉化日、韓、菲、澳軸輻體系為準北約的格柵體系（latticework system）以強大動力。
當下的台海和平，似乎只能一面倒地依賴華府領導、岸田帶頭響應的各種「全球伙伴」、「第二支柱」，實行對華硬權力的平衡。雖然美國前往大陸各地的高官頻次比中方更多，用以顯示中美關係仍有一些共性，是「管理競爭」而非冷戰死敵。中方也反覆提醒要循著雙方元首開創的「舊金山願景」共識，並積極接待歐洲領袖對沖美日制衡。但在「去全球化」未完成的危機時代，單靠權力平衡維穩，世界秩序與台海和平都極度脆弱。
國際政治的「關係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hip）理論的見解認為，國家其實並非僅以權力平衡確保安全與關係穩定。生活在「萬物相連」的社會環境中，國家如同個人，並不僅是原子化相互制衡的霍布斯式實體，還需要尋求與建構「共性」（resemblance）。神聖同盟、天可汗體系、歐盟、東協甚至二戰戰勝國有其共性，一帶一路與民主峰會也在創造共性。共性的資源可以從各方早前某種共享的經驗延伸，甚至也可以用「禮尚往來」創造。但沒有共性，行為者不僅無法合作，甚至冷戰式的穩定制衡也無法維持。一言不和的誤解升高為戰爭，是遲早之事。
從關係平衡來看，美中執政者也在「競勝」過程努力創造、維持最低限度的共性。而馬前總統基於個人情懷與歷史使命，以個人獨有的高度，在不失禮於東道主高規格接待的設想下，竭力延伸辛亥以來兩岸各種行為者在中國近代史與國共互動史上的「前在共性」（prior resemblance），又創意地提醒中華民國的「表述」是必要的即興共性（improvised resemblance）。這在雙方權力極不對稱的現實下，是臺灣其他受「參選」前景限制的政治家們，難以啟動、卻是可以各自開創的長期和平途徑。
當然必須坦承，台方內部選舉需要與大陸內部民族主義情緒形成的慣性，加上華府主導區域的渴望，使開拓兩岸共性的前景不容樂觀。即便馬習會能夠續辦，若無法與「選舉」與「安全化」兩大因素取得協調，臺灣的戰略自主性在權力平衡主導下，仍將極為有限，台海衝突依舊是「注定的即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