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房間》電影劇照／好威映象
《紅色房間》甫開場，控辯雙方各陳，試圖推導真實的可能性，以埋屍現場早已呈現深褐色的血衣作為有罪證據，或以嫌疑人從未有過不良紀錄（甚至連一隻螞蟻都不敢殺死）作為無罪推論，陪審團、現場旁聽的「觀眾」、隔著銀幕的「觀眾」，或許這時會冒出一個奇異的念頭──如果一個人真的連一隻螞蟻都不敢殺，他肯定有點奇怪，有點變態吧？
而當我們開始以被動接收到的二手資訊，作為推論事實的根基，或甚被控辯兩方的激情演出給渲染時，在那一刻，我們都按下了登入紅色房間的按鍵。
《紅色房間》電影劇照／好威映象
電影前半段的一顆鏡頭，導演帕斯卡普蘭特（Pascal Plante）將鏡頭由整個法庭的全景畫面，以極緩慢的速度推軌至女主角凱莉安面前，鏡頭裡的凱莉安不做任何事，就是死盯著坐在玻璃牆面圍繞的被告席上的嫌疑犯，此時的法庭陳述逐漸消音成為聽不清的恍惚背景聲，陰冷懸疑的配樂進入，放大變得刺耳。
這顆鏡頭最有趣的是，導演在凱莉安身旁安排了一位穿著奇異、極為視覺系的女性，試圖混淆觀眾的注意力。隨著鏡頭特寫上凱莉安的臉，觀眾才能再次確認此片的主角，以及即將看見的視角會落在誰的身上。
觀眾看著凱莉安，在科技光所渲染的銀藍色房間裡吃食運動、下注博弈；凱莉安將自己化名為夏洛特夫人，走進暗網往那紅色房間裡死命地窺看。
觀眾理所當然地將視角放在凱莉安身上，而當我們被導演的安排影響了觀影路徑的同時，如果以一種後設的思考，再回頭觀看導演的鋪排，或許導演是有意地讓身為觀眾的我們也成為另一個夏洛特夫人，或是承認自己就是夏洛特夫人。
《紅色房間》電影劇照／好威映象
關於「夏洛特夫人」的取名由來有二，第一點當然是凱莉安在暗網上與賣家互動時的帳號名稱（請見《紅色房間》你也看了那場殺人直播嗎？），第二點則是她的電腦桌布。
電腦桌布上的畫作《夏洛特夫人》出自維多莉雅時期的著名藝術家約翰．阿特金森．格里姆肖（John Atkinson Grimshaw），其作畫風格以寫實聞名，尤其對光影的明暗掌握，以及寫實中創造出的魔幻風格，使格里姆肖的作品在百家爭鳴的維多利亞時期，仍極具代表性。
然而繪畫作為一種再現真實的藝術形式，在攝影術發明的 1893 年，開始備受考驗。而格里姆肖並未因此自困，反而運用攝影技術，將影像投影在畫布上，進行勾勒線條的草稿。格里姆肖將攝影術應用在作畫上，使其揉雜了真實與魔幻的繪畫技巧，再提升了一個層次。
《紅色房間》電影劇照／好威映象
在《紅色房間》接近片尾的一幕，凱莉安終於買到名為「卡蜜拉哭哭之夜」的第三部受害女生影片，看完影片後的凱莉安半躺在電腦桌前，模樣欲死，正巧與桌面上的《夏洛特夫人》呈現出一樣的形象與姿態。
格里姆肖在影像的真實質地上，以繪筆添加魔幻的解讀空間；普蘭特再以《夏洛特夫人》當成全片的基底，再次以攝影術複製了部分的真實。而這個複製下來的「部分真實」，其實就是電影藝術的機制：全都看似真實，但始終並非全然的真實。
所以我們看電影，解讀電影裡的世界，也是透過一樣的機制再製了真實。同樣地，格里姆肖的《夏洛特夫人》、普蘭特的《紅色房間》，暗網世界的罪、真實世界的惡，皆是呈現了部分的真實，但依然不能稱之為「全部」的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