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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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sea＿film，寫作者／影評人，《釀電影》主編。修讀電影、文學與哲學，寫有評論、散文等，文章散見於紙本／線上媒體。夢想成為冬天裡的金黃色晨曦，擁有三位忠實讀者，先生、媽媽，天上的爸爸。工作請來信 [email protected]，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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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生命的曖昧性便在於，時間更像是一種氣味，夜市裡的蒸騰熱氣、複雜氣味都是瑪德蓮的碎屑，在穿越那一條生命的窄巷時，充盈著珍貴的生命精華，召喚出奮力脫逸的力氣，使得生命裡的潮落都能變得無謂。即使，在哪裡都不要有家的感覺，但要是能將離散化為一種抵抗的姿態，也能敢於偷取生存的慾望、觸摸生命裡的愛恨。
「女人為什麼要拍電影？我們拍電影不是職業，是生存。」從坂根田鶴子的獨自奮鬥、田中絹代的自我發聲，到高野悅子的社會實踐、槙坪惠子的生活抵抗；再到河瀨直美的生命動能，與熊谷博子的百年穿越——《拍電影的女性們》的女性導演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持續回應那個無法終止的提問：女人如何拍電影？女人如何在體制裡生存？
一路至今，當代女人興許以吳爾芙的古典訓誡出發，過著雙重生活，創作不輟，只為想像——我們如何擁有一個明亮的陰道，自生中再次復生，回到溫暖的子宮——我們應當擁有自己的房間。我們無意再次標誌命名，又或揭示其中臉孔，更願透過創作者的目光來重現，以繪畫和文字，以一切誠實到接近透明的方式，來復魅，來除魅。
再次回顧這一趟跨越百年的世界之旅，自世界上第一位「一秒轉兩圈」的喬治・澤爾格，到《月亮上的業餘者》吉川速男先生，以及一眾熱愛「百代－寶貝」的日本、台灣業餘創作者們，即使眾多聲音在 1935 年後便逐漸消失——也許是因為戰爭的腳步逐漸逼近，也許是因為社會的管控越發嚴峻，但他們對影像的熱情都從未熄滅過。
為了在審查制度下表達真實與慾望，白景瑞以高度風格化的現代主義手法，將敘事轉化為形式與視覺的辯證。他並不滿足於講述一個道德故事，而是透過場面調度、鏡頭語言、場景設計等，以極度視覺化、具備導演意識的電影作品，像那更為深刻的社會關懷提出叩問：不容於世的個體，如何在壓抑社會中，找到生命的出口？
押山清高、藤本樹與藤本，他們對創作的信仰，某程度上是一種誠實的修行，同時也是對於速度、效率的抵抗，這背後或許都是為了肯認與定錨自身的存在，就像少女們的作畫，其實就是為了與世界對話，為了不讓自己消失。而更加成熟的創作，便是將創作視為無物——你不知道創作之神會不會回應你，但你仍然會一直一直畫下去。
一切得從《築巢人》的英文片名「A Rolling Stone」開始談起。近十年後，因《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終於一見沈可尚，他並不如《築巢人》那樣的孤傲或疏離，甚至睥睨眾生。相反地，他是緩慢而節制的，一種不容閃避的誠實。他的目光是暝日對分，於是你會發現，那些哀樂與悲慟，全都藏在那一片波瀾無起之下。
《泥娃娃》以童謠和泥偶召喚出嬰孩的記憶與形象，將潛藏在童謠裡的文化禁忌，召喚成為恐怖的源頭，文化傳統與民俗信仰結合當代科技，更像是在傳統與進步之間，再一次地撕裂、重塑女人在家庭分工中的衝突，而電影透過視覺機制所呈現出的鏡頭語言，更將攸關（懷孕）女性的精神壓抑與分裂，與作品的恐怖主軸相互嵌合。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幾乎可以作為《河鰻》的註腳。其實整部電影都圍繞著父權的陰影，也因此更像是導演最自我的剖析，他的電影藝術並未代償他面對生命虛無的創傷，那一道飄忽的裂口反而在創作裡，被暴露得更加澈底。但朱駿騰說，他想要以性作為所有慾望的象徵，看見那個生而為人，因為無能，於是感到抱歉的自己。
潘客印說，每一次回到社頭，心就會變得很巨大。回家之後，他不用再害怕、擔心自己的心因為變得巨大，所以擠壓到在台北停紅綠燈的機車騎士、一起擠捷運的上班族。後來他在想，為什麼搬到台北之後，會開始強調自己是彰化社頭來的，為什麼更喜歡說台語：「可能對我來說，這是住在都市的時候給自己的氣力，按呢著袂閣驚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