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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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者／編輯。現任《釀電影》編輯、企劃，《飛地》企劃總監。文章散見於《釀電影》、《聯合文學》、OKAPI、Giloo 等。工作請來信 [email protected]，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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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1960 年，大島渚拍《青春殘酷物語》。2024 年，空音央拍《青春末世物語》。殘酷之於末世，談的都是屬於青春的犧牲。川本三郎寫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裡，引「從此以後／我們／長大了／曾經是小孩／的我們／大家都長大了」一詩悼念青春的背後，其意義即為切格瓦拉所道：倘若你對不義感到義憤填膺，我們都是同志。
「當台灣喊出轉型正義的口號時，就代表我們有相當的言論自由，國家也有可以扶持的資源。但是至今談的依然是悲情，我們漠視了歷史的創傷經驗，我們依然討論著台灣人的善良心境、悲情經驗，但是這樣的溫情主義已經延續太久了。」廖克發在《由島至島》中問道——我們為什麼不要做得更好，變成更好一點的台灣人？
《餘燼》著實不乏動人的橋段，但在背後存在著一種巨大且危險的幻想：當所有的角色、創作者、觀看者，都是溫良恭儉讓，成為了更大一團無思考性的團塊，通通服膺於導演自身對於進步價值的淺薄想像，彷彿在溫暖的原諒之後，導演、電影、社會也都真正地前往生命的下一步——而我們真的需要這樣虛浮的電影嗎？
無論是原諒、不原諒、祝福、不祝福，其實是我（們）想要原諒曾經需要被張懸接住的自己，也想祝福未來不再需要被張懸繼續接住的自己。而這些相伴且相對的寬容與極限，嚴厲與慈悲，都會在她決定做回自己，而如今的我們也因為曾經的她而真正擁了了歸處之後，給出最寬厚的理解。
「要把哭泣唱成高歌，把冬天唱成春天，這段過程中必然會經過痛苦，而這意味著你如果要把自己的生活過好，就需要花一些力氣。」──這是曾經徬徨的笨蛋少年，行過十幾個年頭，重新回身，反問自己「心想飛到哪」所得到的，不是結束的告別，是甫開始的未完待續──也許孤獨願意理解／你讓我想起自己是誰／你讓我想起自己是誰。
他從死亡出發，在面臨死別與新生之後，嘗試透過唱歌紓解心內的苦與痛，也為了告別。
這句話好棒，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紓解苦與痛的方法，在告別後重新出發。
九月份「海光電影院」再次播映《神人之家》，並邀請盧盈良導演與台通主持人李毅誠參與映後座談。電影播映的前一天，盧盈良收到《神人之家》將在今年 11 月於法國上映的消息，他直言一路以來是緣分使然，電影之神為他與他的家人所帶來的變化，是一段非常神奇的旅程。以下文字整理映後座談部分內容，與各位讀者一同分享。
當時才十來歲的誠誠開始聽著南哥的音樂、看著南哥的電影長大，那台馳騁在九〇年代的野狼 125，轟隆隆地騎進他的生命裡。當誠誠有了孩子，才意識到那些曾經陪伴著他的童年記憶都正在消逝，為了阻止消亡，他除了用 Podcast 與朋友再談年輕時的記憶，也開始在日常生活中和孩子說台語，想留下語言。
當羅苡珊再次踏上那一片被暟暟白雪覆蓋的土地，藏於其中的生之奧義，是一切的存在與念想，將成為星宿高懸，靜默地在暗夜裡照亮大地，她將會片刻地與亡友再次對起歌，念起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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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尼・凱克》通過時間的凝滯與時空的靜止，透過影像的回望與回家，所體現出的生命困境，不只是一場失意、失志，而是對生命從「生活」成了「生存」的哀嘆。因此電影便成為對迷茫生命的救贖，它翻開城市的褶皺處，所欲隱喻的，是住在這裡的你們我們他們的存在狀態。
「不只是為了填補一處空缺的歷史，而是為了討論一個人在極端的戰火中，要怎麼保持善良，穿越無情的戰火，找到回家的路。」無論劇中參考了多少的真實，又有多少是虛構的，《聽海湧》主創團隊只是如實呈現在困境中冒出一點枝枒的人性。
真的很喜歡這部劇集，會想到我過世的爸爸，在1945年時大約11歲，有受到完整的日本國小教育，直到老年他的朋友都還是叫他日語的小名，而爸爸在去金門當兵時，又剛好遇到八二三砲戰，所以他應該有很多難忘的回憶，但我們這一輩對他的年青時代真的知道得很少（爸爸也無講起），過往歷史就這樣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