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夏天做了好多事情,首先想先分享的是這場展覽『翻訳できない わたしの言葉』,策展的方向非常有趣,參與的藝術家的作品都十分有特色,但卻很和諧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共通主題性的展,對於能做到這件事的策展單位萬分敬佩!
這個展的內容稍微艱澀,但仍然很值得一看。看展當天除了大人之外,也有不少老師帶著小朋友前來。對於思考自己是誰、他人是誰,我們之間的同與不同,都有很大的幫助。
請跟著我的文章一起了解這場展覽,以及我的心得吧。
無法被翻譯的我的語言(翻訳できない わたしの言葉)
光是寫下這個標題就讓我萬分彆扭!
在我所知的詞彙、文法中,竟然找不到最合適的中文來呈現這個展覽名稱,真是太慚愧了。
『翻訳できない わたしの言葉』這場展從2024年4月18日到7月7日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展出,也是該展館自行策畫的展覽。
展覽的主題在探討單一語言社會中存在的個體語言差異,鼓勵參觀者探索語言如何塑造個人身份和對文化的理解。
同樣都是日語,每個人是怎麼使用日語,以及怎麼看待日語。
是會認為講普通日語比較自在,還是講自己的方言比較能夠表達自己的心情,然而不論是哪一種,最終都會回到身分認同的問題,認為自己是誰,歸屬於那裡。
換成台灣社會來講,也就是雖然我們都講中文,但不同背景、出身地的人是怎麼看待中文。
以台語為母語的人,會認為講中文比較能表達自己還是台語?
或者原住民、客家人等,他們會認為哪個語言才更貼近自己?在哪個語言裡,最能活出自己?
也或者像我這樣,除了母語之外,還擅長第二外語的人(我的狀況是日語),在不同語言之間,怎麼確認自我認同與歸屬,怎麼看待自己的母語與第二外語。
這場展覽由五個藝術家所組成,分別有ユニ・ホン・シャープ(Yuni Hong Charpe)、マユンキキ(Mayunkiki)、南雲麻衣(Mai Nagumo)、新井英夫(Hideo ARAI)、金仁淑(Kim In-Sook),每個人的背景、生理狀況不一,對於語言的定義有各自的詮釋。
這場展覽的範圍非常廣,不僅是日語跟外語的對照、或是日語跟原住民語言的對照,還有聲音語言跟視覺語言的認同感問題,以及不同年齡層、身體狀況下的語言使用,完全超脫了我對語言狹隘的認知。
本來就很苦惱的身份認同,也在這場展覽中有了新的觀點,但也更深刻的體認到語言跟文化之間緊密交織的關係。
Mayunkiki(其中一位展示的藝術家)的其中一個展示是她跟藝術翻譯家田村的對話,田村提到英語對她來說是一種武器,擅長使用英語、能用英語工作,絕對是職場上無往不利的優勢。
語言除了是表達想法的工具之外,還是一種生存手段。
英語是武器的想法在台灣很常見,在台灣的教育、職場裡,能說一口好英語是有絕對優勢,不僅會被投以羨慕的眼光,還能獲得較高的薪水。 會講英語就好像高人一等,連階層都跟一般人不一樣了。
而只能是英語,如果是其他外國語言,還不太能算的上是優勢,頂多被稱為興趣。
是什麼讓我們認為會說英語的人就是比較優秀的人?這樣的社會氛圍是怎麼來的?
即使面對這樣強勢的語言,Mayunkiki依舊選擇不講英語。
不是不會講英語,而是選擇不講英語。
不講英語是自己的權利,我們可以選擇透過第三者的翻譯來表達意見,這沒有優劣,只是選擇的不同。
Mayunkiki 是日本少數民族愛奴族(Ainu)的後裔,愛奴族過去曾受到日本主流社會的壓迫,導致愛努族被迫放棄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如今愛奴族人的母語已不在是愛奴語而是日語。
出身在這樣背景下的 Mayunkiki,已經是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將日語當成自己的母語,如果還不得不說英語,對她來說是再一次的剝奪,將日語從她手上剝奪之後,那她會是誰。我想這是她為什麼堅持不講英文的原因之一吧。
語言跟自我認同有著緊密地連結。
透過語言學習到知識、文化,使用語言進行意思溝通,也因為語言能產生跟他人的共鳴,透過他人也才更能認識自己是誰。
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生存的手段,更是歷史、文化的載體。
語言乘載該語言獨有的文法跟用語,不僅如此,像是俚語更是帶有濃厚的文化色彩。因此當一種語言消失時,使用該語言的人們的文化、風俗可能會慢慢消失在世界上。
而語言跟文化之間的關係是這麼的緊密,卻也形成了限制。
對我而言,語言是囚禁想法的牢籠。
語言是想法的限制,當語言將想法捕捉下來,就被丟入語言的文法、詞彙中,被迫用集體共識想像中的樣子呈現,如果不這樣,語言就無法達成溝通的目的。
語言是不自由的。
愈是想要用語言來溝通,就愈容易被語言的規定所限制,被語言化的想法是不自由的存在。
會有這種被限制的感覺,特別是在我能熟練使用第二外語之後產生的。
當日語也變成我的主要語言時,會礙於日語的語感與表現形式,只能將我的想法轉換成日語特有的形式做表達,也就是說如果用中文的方式講日語,那日語就不成立,也無法被日語者所理解。
會說中文、英文、日語、台語,看似自由、能說很多語言,但其實是最不自由的。
當我習慣各種語言中的文法時,就被制約的更嚴重,也會被迫使用該語言文化的表達方式,讓我在不同語言裡的個性都是不一樣的。
講日語的我、講中文的我、講英語的我,真的是同一個人嗎?
透過語言也讓我感受人的多元性,這麼多不同個性、想法的我,竟然共存在同一個軀體、一個靈魂裡,那我又怎麼可能用有限的語言來表述我是誰。
如同這場展覽的藝術家南雲麻衣所說的,不強迫自己選擇哪一個語言,而是自由自在的游離在不同語言之間,未嘗不是一種身分認同。
我選擇用不同的語言溝通,選擇自己不只隸屬於一種語言,這樣的身分認同是不是也能被認同呢。
Yuni Hong Charpe 目前是居在在法國的日本人,這次展示了兩件作品,一個是《RÉPÈTE | リピート》,一個是《Still on our tongues》。
《Still on our tongues》取材自法國布列塔尼地區和二戰後的沖繩,二戰後的沖繩為了讓當地人習慣講官方日語,而非沖繩方言,因而有了一個名為「方言札」的產物。
「方言札」指的是當講出方言而非官方語言時,就會把這個牌子掛在此人身上,作為一種當眾羞辱的手段。日據時代、國民政府遷台時推動國語政策都有類似的作法,這個牌子也被稱作為「掛狗牌」。
不僅是在日本、台灣地區有過這樣的方言禁止政策,在法國布列塔尼地區也曾經有過,因此Yuni Hong Charpe 才以此為題創作出《Still on our tongues》。
Mayunkiki 出生於北海道,屬於北日本的愛奴族人,目前主要透過影片作品、裝置、表演來探索.表達現在社會中愛奴族的身分認同。
展出的是《イタカㇱ》(Itak=as )的作品,這個名稱在愛努語中意為「(不包括聽者)我們說」,這件作品由兩個關於語言對話的影像作品以及 Mayunkiki 的安全空間組成。
Mayunkiki 的安全空間也就是她本人的房間,展場內個一個小房間內布置成 Mayunkiki 的房間,裡面放滿了她的物品,讓觀看的人可以充分認識 Mayunkiki,感受 Mayunkiki 的氣場。
也許我們會不知不覺地放大愛奴族的存在意義,狹隘的只能用愛奴族這個觀點看 Mayunkiki 或者其他愛奴族人,因此凸顯出愛奴族的多種面向,破除刻板印象是 Mayunkiki 持續傳播的訊息。
南雲麻衣的作品是由三段影像組成的裝置藝術《母語の外で旅をする》(游離在母語之外)。
南雲麻衣是在三歲半時失去聽力,七歲時進行了人工耳蝸植入手術,自此以口語日語為母語成長,而今日她認同自己是一位以日本手語為第一語言的聾人。 因為能同時能講日語(聲音)跟使用手語(視覺),常常被詢問哪一個語言才是她的母語時,她有過掙扎、迷惘,而現在她選擇在口語與手語之間擺盪,不要求自己「只能」隸屬於哪一個語言。
《母語の外で旅をする》呈現了她的生活日常,隨著溝通對象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語言,游離在不同語言之間的她就是真實的她。
新井英夫是身體演奏家,透過肢體來表達他的思想,也開設了面對障礙、高齡或生活困難中,難以用言語或活動身體的人士們的身體表達工作坊。
展出的作品是《傾聽身體的聲音》,為了讓人們能夠學習傾聽微弱的聲音,進而意識到更多身體的細微動作。因此,展場上放了許多道具,讓觀眾可以使用道具、跟隨著指示發出各式各樣的聲音,或者各種肢體形狀,再從其中學習到這也是一種語言、一種溝通。
而新井英夫更是透過即興舞蹈影片來撰寫自己的日記,每一篇日記都是一串美麗的舞蹈。
金仁淑是出生於大阪府的藝術家, 赴韓國留學後在首爾居住了15年,如今在首爾和東京兩地之間往返。
展出的作品有兩項,一個是影像裝置作品《Eye to Eye》(是2024年木村伊兵衛写真賞的受獎作品),展示了滋賀縣的巴西學校 Colégio Sant ‘ ana 學校的孩子們,另一個則是她前往巴西把自己跟Colégio Sant ‘ ana 學校學生共同創作的畫冊送給Colégio Sant ‘ ana 的畢業生。
這群來自巴西的孩子並不會說日語,也鮮少有機會與當地日本人交流,因為金仁淑的這項專案,讓巴西的孩子有了跟日本人深入交流的機會,而這段交流的過程被呈現在《Eye to Eye》。
祝福每一位 Slowly But Surely 慢行者都能認識語言的有限與無限,語言會限制我們的想像,但我們也不一定只能依靠一種語言表達,講其他外語、方言、肢體、影像、音樂,何嘗不是一種語言。
展覽心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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