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偷了垃圾桶》（Maharaja）。來源：電影海報
最近看了號稱 Netflix 的年度鉅作《誰偷了垃圾桶》（Maharaja）， 真心佩服導演直面印度社會的醜陋、貪瀆、行賄、偷盜、性侵皆一一搬上鏡頭。
《誰偷了垃圾桶》可以說是警匪鬥爭的非典型教材，劇中充斥著亦正亦邪的角色。馬哈拉賈（Maharaja）作為本片主角，檯面上為了替女兒復仇，檯面下卻是處以私刑正義。警察收賄的貪腐昭然若揭，但是也透過買通線人，幫助馬哈拉賈找到性侵女兒的兇手。不過，看完之後也不禁讓人疑惑，是什麼樣的社會，竟然需要讓普通老百姓鋌而走險，才能為自己伸張正義？
既非好人也非壞人的角色塑造
《誰偷了垃圾桶》的角色刻畫從來都不是單選題，導演反而如實地向觀眾呈現了：好人也可以是壞人，壞人也可以是好人。
《誰偷了垃圾桶》的導演如實地向觀眾呈現了：好人也可以是壞人，壞人也可以是好人。來源：《誰偷了垃圾桶》電影劇照。
尤其是馬哈拉賈與瓦拉達拉傑督察（Inspector S. Varadharajan），兩人在劇中的行動就如魚幫水，水幫魚，雖然皆不合法，但彼此都能從中獲益。
馬哈拉賈的正面與負面行動
- 保護並為女兒討公道（＋）
- 公然向警察行賄（－）
瓦拉達拉傑督察的正面與負面行動
- 認為性侵女兒的罪犯該死（＋）
- 公然收賄以及買通當地小偷（－）
《誰偷了垃圾桶》將劇中設定成接受賄賂的印度社會，或多會少也反映了印度的現狀，也因此馬哈拉賈以及瓦拉達拉傑督察，兩人之間的正面與負面行動反而能相輔相成。
《誰偷了垃圾桶》將劇中設定成接受賄賂的印度社會，也因此正面與負面行動反而能相輔相成。自行繪製。
因為瓦拉達拉傑督察公然收賄的貪贓（－），再加上，馬哈拉賈保護並為女兒討公道（＋），兩個看似毫無關聯的行動，反而因為賄賂而促成抓到性侵女兒兇手的關鍵。
反之，馬哈拉賈公然向警察行賄（－），再加上，瓦拉達拉傑督察認為性侵女兒的罪犯該死，因此幫助馬哈拉賈找到兇手（＋）。金錢的一來一往，才促成了私刑正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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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偷了垃圾桶》中的私刑正義
這是《誰偷了垃圾桶》提出的兩難：
當警察、司法已經不再能被信任人民是否有權可以透過私刑為自身平反？
面對這個叩問，馬哈拉賈選擇採取了私刑，執手正義的權柄，試圖為自己的女兒討回公道。《誰偷了垃圾桶》將劇中的社會定調成：
警察收賄，買通當地居民
父權遺毒，遭遇性侵不得申冤
司法怠惰，讓連續罪犯逍遙法外
瓦拉達拉傑督察在劇中扮演關鍵要角，雖然公然收賄，但是卻促成正義伸張的橋樑。來源：《誰偷了垃圾桶》電影劇照。
面對一個如高譚市（Gotham City）般黑暗、罪惡的地方。司法的公權力已經不再能伸張正義；因此，馬哈拉賈不僅行賄警察、造假證詞，也在瓦拉達拉傑督察的默許下，私自處決侵犯女兒的犯人。結局看似大快人心，導演其實也在試問觀眾：
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需要讓馬哈拉賈如此鋌而走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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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社會需要私刑的正義？
當然，《誰偷了垃圾桶》並不是影史上第一部談及私刑正義的作品，台灣近期的黑道電影《周處除三害》同樣也是刻畫黑幫殺手陳桂林的刺殺行動（改編自台灣真實存在的黑幫殺手，劉煥榮）。
雖然劇中的陳桂林在台灣街頭馳騁，前兩大通緝要犯都死在他的槍口下，不僅虐殺地方勢力、也殲滅邪教組織。但直到在警察的槍口下伏法，卻很少人認為陳桂林的「私刑」是一種正義，頂多是「大快人心」。
直到在警察的槍口下伏法，卻很少人認為陳桂林的「私刑」是一種正義，頂多是「大快人心」。來源：《周處除三害》電影劇照。
私刑正義通常發生在法治體系不健全，或司法信任度低的情況下。私刑正義的發生至少有幾三個關鍵因素：
- 法治素養不足
- 司法不受信任
- 社會情緒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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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素養不足
在一些社會中，公民的法治素養較低，對法律和司法程序的理解有限。使得人們在面對不公時，往往選擇依賴自己的直覺和情感，訴諸自組的暴力，而非尋求法律途徑尋求解決。
司法不受信任
當人們認為司法系統無法有效地維護正義或懲罰罪犯時，可能會轉向私刑正義作為替代方案。在某些社會中，司法機構被視為腐敗或無能（像是劇中的警察局），這使得大眾對其失去信心。特別是在殺人案件中，當受害者及其家屬感到法律未能提供足夠的保護或懲罰時，可能會選擇自行報復。
社會情緒與文化背景
在面對特定事件（如虐待兒童或性侵）時，公眾的情緒容易被激化，導致對加害者的強烈憤怒。這種情緒驅動下，人們可能會迅速行動，以滿足心中的正義感，而不考慮漫長的法律程序。
《誰偷了垃圾桶》的劇情主軸，正是觸動了大眾的敏感神經：未成年少女遭受性侵。同時，警察貪腐的不作為、性侵犯的過度自信，馬哈拉賈的私刑正義，便成了觀眾宣洩怒氣的窗口。
《誰偷了垃圾桶》觸發了大眾的敏感神經：未成年少女遭受性侵。馬哈拉賈的私刑正義，成了觀眾宣洩怒氣的窗口。來源：《誰偷了垃圾桶》電影劇照。
藉由私刑掙脫司法的牢籠
社會的能動性低於個人的能動性，尤其司法機構的官僚體系，科層化的人事辦公規章，層層的簽核讓案件的審判在長時間的等待下，逐漸失去希望。這也是造就社會穩定的根基，交織堆疊的制度，至少提供公民合法的途徑。
從《誰偷了垃圾桶》裡的偷竊慣犯便能窺見，即使警局確實立案，僅過三個月又會再度被放出來，竊賊又會再度因為偷盜而啷噹入獄，如此循環。若是碰到性侵個案，印度社會的風俗民情反而會責怪女性，讓真正該受罰的加害者繼續逍遙法外。
正是私刑賦予了個體的能動性，得以掙脫司法的窠臼，尋求法外的非正當途徑，讓正義的循環立刻得到應驗。私刑固然無法取得司法的正當性，但也正因為私刑的非正當性，才能不受到司法的束縛與限制，以最快的手段為受害人伸張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