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超發貨幣會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大幅度上漲。但中國經濟近幾十年的實踐卻似乎顛覆了這一經濟學定律和常識。長期來看，2013年，中國的廣義貨幣發行量M2突破第一個100萬億，用了57年；2020年，中國的M2突破第二個100萬億，用了不到7年；2024年，突破第三個100萬億，超過３00萬億，只用了4年。這個數值超過了美國和歐盟貨幣發行量的總和。據官方發佈的資料，2012年至2022年十年間，M2年均增速高達10.8%；而反映通貨膨脹率的同期消費者價格指數CPI（Consumer Price Index）的年平均增長率卻只有2%。而今年9月末，M2餘額309.48萬億元，同比增長6.8%，而2024年9月份CPI同比上漲僅0.4%。無論從長期或短期來看，中國經濟的物價指數上漲都大大低於廣義貨幣的增長。也說是說，中國經濟的貨幣超發並沒有引發什麼通貨膨脹。
我以為貨幣超發會引起相應的通貨膨脹的傳統認識只適用於短缺經濟，而不適用於過剩經濟。中國已從短缺經濟轉為過剩經濟，這種認識就不適用了。而辛巴威和委內瑞拉仍然是短缺經濟，所以，他們的貨幣超發就會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中國貨幣超發，就不會導致通貨膨脹，更不會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換句話說， 人民幣不會辛巴威化，不會委內瑞拉化。人們對人民幣可能辛巴威化的擔憂是不必要的。
短缺經濟下，糧食和食品等吃穿用基本消費品供應量不足，不能滿足消費者的基本需要，基本需求至少要達到吃飽穿暖的水準或者更高。當貨幣超發，流通中的貨幣增加，人們的名義收入上升，人們都願意付更多的錢購買基本消費品。但整體而言，基本消費品的供應並沒有增加，因而貨幣超發的結果就是導致基本消費品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
而在過剩經濟下，基本消費品的供應相當充足。而基本消費品的收入彈性隨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收入增長了，對基本消費品的需求並不會有同步的增加。比如說，月薪3000元，一天吃半斤米飯，收入增加到月薪5000元，並不會增加對米飯的需求量，反而可能減少對米飯的需求量，而增加肉類和乳製品的需求量。總之，在基本消費品供應能滿足人們的需要後，收入的增加並不會導致人們對基本消費品的需求有大的增長。中國現在的低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基本是成本推動型，大部分原因是由於政府提高水電氣油等公共服務品的價格，增加了基本消費品的成本，從而導致基本消費品價格上漲。
因而，過剩經濟超發貨幣，即使導致人們的名義收入增加，也不會導致對基本消費品需求的顯著增加，基本消費品的價格不會因此而大幅上升。而在反映通貨膨脹程度的消費者價格指數中，基本消費品所占的權重最大。至少中國的CPI中，基本消費品的權重很大。中國現在的CPI權重大致是：食品類占31.79%；煙酒及用品3.49%；服裝8.51%；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5.64%；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9.64%；交通和通信9.95%；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13.75%；居住17.22%。幾乎都是基本消費品，只有娛樂消費不屬基本消費。
中國目前CPI構成的權重很不合理，不能準確反映出物價總水準的上漲。首先教育消費的權重過低。現在一個家庭對教育的開支是家庭整個開支的最大項，權重被嚴重低估。再者，醫療的權重可能低了，現在看病和藥品的價格相對居民收入太高，得一場大病就會拖垮整個家庭。考慮到大病發生率比較低，整體考慮，醫療在CPI中的權重也可能是合理的。第三，CPI測算中沒有把旅遊消費包括進來。而旅遊消費則是中國家庭開支日益增加的項目。總的說來，現行CPI沒有準確反應物價總水準的變化，也是貨幣超發與通貨膨脹率反差過大的因素之一。
還有一個因素，中國的貨幣超發是為了促進投資，而不是促進消費。超發的貨幣供應限於投資領域，沒有用於提高勞動者的名義收入。勞動者的名義收入增長也是大大低於M２的增長。這兩年，許多勞動者的名義收入反而下降了，導致消費者甚至減少某些需求。
歸結起來三個因素，一是過剩經濟，人們對基本消費品的需求已經很大程度得到滿足，不會隨收入的上升而顯著增加對基本消費品的需求；二是，中國現行反映通貨膨脹程度和物價總水準上漲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構成不合理；三是，超發貨幣沒有導致勞動者名義收入有相應的提高。因而貨幣超發與CPI之間步調不一致。
但不要以為貨幣超發就沒有負作用。負作用是很大的，只是現在還能將負作用嚴格控制住。用外匯管制在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建立一道邊界，控制住外幣和人民幣的流出流入。現在尚能控制住，但當在其它方面面臨更大的壓力，不得不撤除這道邊界時，就得為先前應急的短期行為而超發的大量人民幣付出沉重代價。
2024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