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戶的「天保老人」福澤諭吉，乃至明治的「開化之子」新渡戶稻造、內村鑑三、矢內原忠雄等，在文明開化的快思慢想進程中，從實學主義、武士道精神、基督教思想，試為元氣未分、渾沌不明的近代日本社會找出一帖處方箋。-April, Chen-jung Lynn-
日本幕末維新之際，面對時代的巨輪壓境，從1868迄1945年的七十七年期間，無論從個人的自我定位、抑或是今後國家的發展進路，在在考驗近代日本青年對時勢的思考與判讀。伴隨日本社會文明開化與國力消長，在新舊思惟衝擊下，社會的傳統價值變得混淆，在一連串跌跌撞撞、試行錯誤中，有志青年逐漸摸索成長。
日俄戰爭以後(1915-)，日本開始步上帝國主義之路，這是踏上國家追求獨立、國民海外雄飛的一段發展進程，更是洗刷"半獨立"前恥的必經路徑。即使如此，身處西方列強環伺的國際處境，明治維新前後，近代日本三個世代的知識青年，其共通隱憂莫過於「國家安全」的維護，而背後的心底層面卻是對「和平」的殷切期盼。
試以近代日本三世代的知識人為例，從第一世代的思想啟蒙者福澤諭吉(1835-1901)；第二世代則有「札幌二人組」，學者新渡戶稻造(1862-1933)與無教會派傳道人內村鑑三(1861-1930)、以及宣教士植村正久（1857-1925）等人；而第三世代更有學者矢內原忠雄(1893-1961)之輩，他們對於走在歧路口的日本之於「國家」的思考，又如何對殖民地台灣的開化之子，一如蔡培火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者之於「台灣民族」的思惟帶來碰撞與衝擊，進而衍生出台灣社會底層的精神價值? 透過比較歷史遠近法的觀照，即使時序已進入21世紀，經由這一連串的發展進程，其核心價值依舊不變。
1872年（明治3）11月27日，福澤諭吉奉命前往東京辦學的臨別之際，寫下〈中津留別之書〉給故里的年輕人，勉勵舊中津藩的士族子弟，須從過去的封建光榮中覺醒，習得洋學，且自食其力，以不礙他人自由而能讓自我的自由達陣，修德開智，掃除鄙吝之心，有效理解所謂「家內安全、天下富強」之真義。而這項期許，亦可凸顯福澤諭吉對當時日本社會的憂心與期待。如今，近代日本先覺者福翁的思惟歷久彌新，太平洋戰爭的敗戰、泡沫經濟瓦解的「失落二十年」，以及3．11東日本大震災等，仍足以跨越時空，日本社會每每走向瓶頸之際，福澤諭吉《學問之勸》便被重新拿出來翻讀反芻。
札幌農学校畢業的「札幌二人組」內村鑑三與新渡戶稻造，在文明開化期間，以內村鑑三為例，在他的內心底層，一如夏目漱石（1867－1916）在大作《心》（こころ）中描述的「把一股基督教臭味帶進儒者家中」（儒家の家にへ切支丹の臭いを持ち込むように）。然而，這種相對違和感，不是僅止於内村鑑三、夏目漱石，同時期有不少人亦同感不適，内村鑑三的同窗新渡戸稲造亦抱持相同的煩惱。他們不斷思考著如何把西洋文明精髓的基督教，有效地與日本社會精髓的武士道相鍊結。1900年（明治33）新渡戸稲造在海外出版《武士道：大和魂》（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其後不久，内村鑑三也在1916年（大正5）發表〈武士道と基督教〉（Bushido and Christianity）一文。些許弔詭的是，明治初期在全英語的教育環境下，開化之子對英語書寫相對熟稔，因此這些思考的原創皆先以英文發表，其後才被順勢譯為日文。
而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矢內原忠雄之所以會與札幌二人組的內村鑑三、新渡戶稻造產生裙帶關係，則須從一個奇緣談起。1910年（明治43），受到第一神戸中學校的學長川西實三（1889-1978）啟發，矢内原忠雄乃前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英甲類英法科就讀。矢内原滯留東京期間，便被當時的一高校長新渡戸稲造，以及校長的同窗内村鑑三等前輩風采傾倒。先不提校長新渡戸稲造，矢内原忠雄終其一生師事的心靈導師，莫過於主倡「無教會主義」的內村鑑三。
自1923年（大正12）以後，無論經濟、政治，乃至社會、思想等，近代日本面臨的是一連串的經濟金融「恐慌」。然而，作為社會知識菁英的學者卻愛莫能助，此一時期的矢內原忠雄腦海裡不禁閃出一個念頭，即「學問無力論」! 軍部的尚武派革新勢力受到北一輝（1883-1937）《國家一新論》思考影響，陸續引發「五•一五事件」與「二•二六事件」。社會大眾對「民本」政體有深切期待，若要有効改善中產階級與農民等社會底層的生活，消弭貧富落差現象與社會資源分配，獨佔資本主義便須合理化發展，而軍需縮減亦勢在必行。從1927（昭和2）至1937年（昭和12）的十年期間，對矢內原忠雄的生命歷程而言，可謂是波瀾萬丈的年代，他自詡是「不平凡的一生」（人間の一生というものは決して平凡じゃない）！
為落實殖民地的實證研究，1927年（昭和2）矢內原忠雄曾特意避開台灣總督府與拓務省等官署，在台灣友人的協助導引下，踏查台灣社會的政經情勢，並將現地調查的研究成果彙整成冊，即眾所周知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所謂的台灣友人，指的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主導者之一的蔡培火（1889-1983），蔡培火師事日本新教界的重要導師植村正久（1889-1983），以致蔡培火在日本社會宗教界、學界、政界等，人脈關係廣闊。
這一切的機緣有不少是來自植村正久與蔡培火之間的情誼。同為開化之子的植村正久，他的家世背景與新渡戶稻造、內村鑑三等人雷同，亦是中階武士之子。維新政府成立後，國家教育百廢待興，這些開化之子便在教會學校的體制下，接受全英語教育，並在西方宣教士的耳濡目染下，不僅接受了洗禮，甚者以神職奉事作為畢生志業。他們共通的特徵有二，莫過於多為「舊朝遺臣」之後；而他們所受的近代教育更可謂是改革精神與進步思想的表徵。
在植村正久的認知中，「國民」乃人類社會的歷史單位，而近代國家存在的目的是政治秩序的整頓，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在「四海同胞主義」（Universal Brotherhood）概念下，因馬關條約之故，1895年以後具「外邦人」身分的台裔國民應如何被納入日本帝國體制下，於是聖經中「平等原則」的概念油然而生。畢竟在「神之國」前提下，一如《聖經》〈羅馬人書〉第11章第20節所載，人是「因為信，所以立得住」，神的祝福不會特意而有猶太人與外邦人之別。
1902年3月，植村正久首次踏上台地宣教時，曾發表一篇講演「人生觀と生活」，該文除了刊載於《台灣日日新報》之外，亦發表於《福音新報》。植村牧師從基督教與日本的文明開化切入，主張以基督教來教化與同化台裔國民，不同族群的傳統信仰倘若難以相融，則會阻礙日本帝國旗下國民的統合。初起之際，在包容與同化前提下，植村正久赴台的傳道對象以「在台日本人」為中心，宣教的重點放在基督教真理與愛國奉公的思想傳遞，以及對不同族群「一視同仁」的立場確立，一如〈使徒行傳〉第28章第28節所言，「神的救恩，如今傳給外邦人，他們也必聽受」；而1910年代以後，植村牧師與台裔人士接觸的機會日益增多，作為一介「社會之木鐸」，亦試站在被殖民者立場，要求公民待遇的改善。此乃其後植村正久對於1920年代「台灣人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態度支持的主因之一。但不容置疑地，這個對等的前提，必然是站在日本帝國的框架內。
1915年，植村正久在東京與台灣青年蔡培火（1889-1983）締結情誼，除了引領蔡培火信仰基督之外，亦導致植村牧師意識到「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予以必要奧援，包括演講場地的借用、政治人脈的引薦，以及相關律師的協助等。植村正久（59歲）與蔡培火（27歲）相識之際，二人之間年紀差兩輪以上， 可謂是忘年之交。蔡培火的基督教信仰，亦可說是植村牧師宣教得法。雖從兩人相識迄蔡培火受洗入信，著實也花了五年歲月，然而到底植村正久是如何有効打動蔡培火的信仰決志呢？根據蔡培火自己的說法，植村牧師從其對台灣總督府之於殖民地經營的不得要領著手，並能與主張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蔡培火一起同仇敵愾。植村正久告訴蔡培火，以個人力量欲力抗專權政府是困難的，有時仍需仰賴天助，一如《聖經》〈撒迦利亞書〉第4章第6節所載「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並進一步引導蔡培火接受基督信仰，解救台灣同胞。植村正久並直接預言，倘若日本社會依然以「現人神」來尊崇天皇的話，日本帝國遲早會被滅絕。而這番大膽言論著實打動了蔡培火的心，因而決志接受基督信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植村正久與蔡培火對於台灣議會設置，乍看之下是有志一同，但卻是陷入一樣看花兩樣情的迷思中。即，植村正久視蔡培火為日本帝國臣民之一員，但蔡培火可能仍以一介台灣人自居。換言之，因蔡培火的入信，兩人雖同為「神之國」的弟兄姊妹，但不一定就等同於日本帝國體制下的同胞骨肉。即使如此，鐵骨性格的蔡培火還是因著植村正久之於國家、之於信仰的純真至誠所感召。
所謂「大和心」近似於「大和魂」，都是日本社會固有的特質，但些許不同的是「大和魂」的背後是一股勇猛凜然氣勢；而「大和心」卻充滿著柔和、協調的情緒。「大和心」的語源出自本居宣長(1730-1801)〈敷島の歌〉之一句，「しきしまの大和心を人問わば朝日に匂ふ山桜花」（倘若請教何謂敷島的大和心，即旭日下滿山遍野撲鼻而來的山櫻花香）。有別於福澤諭吉為求目的，只要合於正道則不擇手段的權道主義，唯「退守策」或「進取策」的抉擇可選，面對國家的生死存亡，為求國權伸張，犧牲民權亦在所不惜! 最後在軍國主義掛帥的氛圍下，反倒讓國家走上近乎亡國之悲運；而受到武士基督教洗禮的開化之子，不同於其後與軍國主義連動的「大和魂」，則試從和平主義的角度思索「武士道」精神價值的議題，武士道基督徒則為日本的自我定位開啟了另一扇窗。2024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