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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錢的份上之外，我們與福澤諭吉的距離？

因應改元與提升防偽，日本的紙鈔將在2024年重新改版發行，原本一萬元、五千元與千元鈔上的人物肖像，從現行的福澤諭吉、樋口一葉與野口英世，更新為澀澤榮一、津田梅子與北里柴三郎。

長久以來，作為「一萬元」同義詞的福澤諭吉，將在新鈔發行之後引退(當然舊鈔仍然可以用)。疫情之前，我們去日本買爆吃爆玩爆，有誰能不看他臉色呢？他就是這麼一個已經作古，卻在你我心中這麼有存在感的日本人。

不過呢，除了血拼爆買的存在感之外，我們與福澤諭吉的距離，實際上應該是既熟悉又遙遠。這樣的距離不會因為用了遠傳就會沒有距離。

除了旅費之外，對福澤諭吉的常識印象，一般大概不外乎：他是日本近代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慶應義塾的創辦人，著有《西洋事情》、《文明論概略》《勸學篇》、《脫亞論》等數十餘種書籍，將英文「 Economy」翻譯為「經濟」。

或許是因為他的著作太多了，族繁不及備載，加上後世比較常注意的是與近代日本啟蒙思有重要關聯的幾部作品，而他在1867年曾經出版過一部名為《西洋旅案內》的海外旅行指南，相較之下反而不是甚麼亮點。畢竟，誰想看資訊老舊，無助於排行程的旅行指南呢？應該只有我(吧)。

在中文世界裡，對《西洋旅案內》一書的介紹，會提到的只有：

頂多還會在解釋一下書裡面的日文用詞，例如福澤諭吉把「 インシュアランス」(Insurance)翻譯為「請合」。「生涯請合」就是壽險，「火災請合」就是火險，「海上請合」就是意外險。其他呢？

這本書問世的時候，日文裡還沒有「保険」這個詞，根據我看到的二手研究顯示，要到1880年代，「保険」才逐漸普遍使用，且對應於英文的「Insurance」。只是這篇要講的是旅行而不是語彙，所以這部分不再多說。

福澤諭吉作為幕臣，分別在1860、1862與1867年隨幕府使團出訪歐美各國。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人們無論基於出差、工作、就學，或單純觀光等原因，每年在國際間往返三次以上，並不是甚麼新鮮事。

不過，在19世紀末那個大眾旅行仍未萌芽、發展的東亞，能夠獲得政府派遣出國，即使只有那麼一次，都是很珍貴的機會與經驗，更不用說福澤在1860年代三次隨使歐美，那更是難得的機遇。

只是，福澤諭吉這三次的旅行機會，絕對不是眼睛閉閉嘴巴開開，毫不費力就得到的。

現今的大分縣中津市，江戶時代稱為中津藩，是福澤的老家。在福澤的自傳中，形容中津藩是個謹守武士身分階級，嚴謹、沉悶的社會，因父親工作的關係，在大阪出生的他，更是難以融入中津藩那種身分永遠大過能力的風氣。他在自傳中曾提到：

福澤不斷抓住能夠離開中津藩的機會，向藩內申請許可，輾轉到長崎、大阪、江戶，學習砲術、蘭學、洋學，奠定各種西學知識與荷蘭、英語文的能力。

1859年，福澤在江戶得知，幕府要派遣軍艦咸臨丸出訪美國，預料將會募集隨行人員，一心想著「世界很大，我想出去看看」的他，憑藉與蘭醫桂川甫周的交情，拿到一封推薦信，向當時咸臨丸艦長木村喜毅，爭取赴美的機會。儘管有部分幕吏，咸認為海外旅行遇上風濤無情，很可能有去無回，對福澤積極爭取出洋的行徑，直覺這個人大概腦筋有問題。

在木村的同意下，以隨員的身分前往美國，一行人之中，還有時任咸臨丸指揮官的幕末型男勝海舟。其後的兩次出國機會，也大致比照1860年的方式爭取而來。

出洋期間，福澤多有旅行記錄的寫作，並將之整理出版。《西洋旅案內》之外，例如《萬延元年アメリカハワイ見聞報告書》、《西航記》、《西航手帳》、《西洋事情》，也都是海外旅行經驗下的產物。

三次的出洋經驗，使福澤深刻感受到，移動工具的日新月異，對時程的短縮與舒適度的影響，他在回憶1867年的美國之行時說到：

七年之間，越過太平洋從日本赴美，所需時間就已縮短成不到一個月，搭乘的船隻也已從小船變成快船。這些在現今看起來微不足道的變化，對當時的跨國旅人來說，無疑是飛躍性的。

而辦理出洋的旅費匯兌、旅行期間的物產保險、行李托運費用、旅宿等前置準備工作，也使福澤累積了豐富的處理經驗。此外，福澤在國外皆有購求西文書籍的習慣。這部在1867年赴美返日之後，所出版的《西洋旅案內》，可以說根據福澤在旅行前所做的「功課」、旅途見聞，並參考購自國外的西文書籍，所問世的一部海外旅行指南。

從《西洋旅案內》的內容來看，上下兩卷的大致包括：

而書中的附錄，也說明了與銀行交易往來、商品海運手續與各項費用的注意事項，還有前述提到的各種保險。另外則是飲食、吸菸，以及使用洋式廁所的基本禮儀，例如你我都很熟悉的：不能蹲在坐式馬桶上如廁。書中的大部分資訊，已經成為基礎教育中皆能習得的世界地理知識與生活常識。

較之現今各種多彩繽紛的旅遊書，像《西洋旅案內》這種只有穿插幾張簡單到不行的繪圖，幾乎都是文字說明在鋪陳內容的旅行指南，不消說今昔之別強烈。

1867年，福澤在美國期間，利用公費血拚，爆買西文書，希望這批書運回日本之後，能為幕府所用。不過，福澤與上級的口角爭執，加上批評幕府施政，返國後即因購書惹議，受到彈劾，被命令在家謹慎，也就是禁足。

不過，當時的幕府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對禁足的實際執行早已鞭長莫及，福澤除了無法出入公門之外，其實並未被限制住居，還能自由外出。福澤因此得到休息的機會，投入了《西洋旅案內》的編寫工作。

要是沒有這個「慶應三年謹慎事件」，或許福澤還得在幕府的公務間奔波，《西洋旅案內》也不好說，是否能夠有出版的契機。

《西洋旅案內》的出版，剛好正值大政奉還的時間點，日本朝向更為積極邁向文明開化，仿效西法，與國際間更形頻繁交流的時代，問世之後隨即成為暢銷書，還因此出現多種盜印本。1869年，任教於慶應義塾，也是福澤友人的吉田賢輔，也編寫了一本《西洋旅案內外篇》，內容著重在前往歐美各地的交通、船旅知識，以及旅行英文會話。

而1871年，前往法國留學的西園寺公望，就曾使用過《西洋旅案內》作為準備出國、與旅途的指引書。

福澤在《西洋旅案內》的序言中曾表示，將來的日本與外國會有更多的交流往來，本書以較為淺白的文句來撰寫，是為了給對國外地理、國際交通、西洋風俗等事情，或對海外旅行之情狀，並不具備基礎認識的讀者也能夠閱讀，及至日後有機會邁向海外雄飛之路，具有參考指引的作用。

可以說《西洋旅案內》在當時既是世界地理的啟蒙書，世界認識的基礎入門書，更是海外旅行的指引書，具有相當多元的角色。

以收集各種珍貴的近代文獻，出版過各種文學、史地、城市指南、遊記等大部頭史料彙編著名的ゆまに書房，曾在2000年發行過一套共計12卷的《近代欧米渡航案内記集成》，收錄了16部從幕末到昭和初年，由個人所編寫的出國指南。而被收錄於首卷的，即是福澤的這本《西洋旅案內》。

重新翻閱福澤的《西洋旅案內》，了解19世紀的東亞知識人，要經歷各種旅行的痛苦，也少有前例可循，更別說取得經過統整，能夠入門的基礎資訊，一切都要在摸索的過程中才得以了解所謂「旅行的眉角」。對照現今通過網路搜尋，俯拾即是的各種食宿、交通、血拚、購票等教學文、懶人包等資訊，然後點點滑鼠收個行李，外加辦個網路漫遊，就幾乎搞定旅行大小事，19世紀的旅行者，通往世界之道的旅途，可想而知有多篳路藍縷。

福澤諭吉除了是日本近代思想、文明的啟蒙者，他也啟蒙了近代日本人對海外旅行的憧憬與想像，甚至到了我們生活的當下，即使他的旅行案內早已成為研究旅行史的文本，但是這種「指引」的精神與意識，則並未消逝。

看看自己手邊的日本銀行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