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反「新名詞」的事常常被用來說明新名詞在當時有多流行及難以避免。姑且一記。
第一批引介西學譯詞到中國的人是來華的傳教士，然後才是本土的翻譯者。在甲午戰爭後，大量清朝留學生赴日學習，把他們在日學到的各種學問引介回中國。文字作為主要的傳播媒介，他們自然而然也會用上日本對於西學的譯詞，雖然不限於名詞，但在20世紀初被統稱為「新名詞」或「譯詞」。
這波譯詞的傳入對漢語影響之大，連佛教詞彙流入中國這一事也不能比。[1] 傳統的知識份子對之戒慎恐懼，也能理解。張之洞是著名的洋務派，其1898年的《勸學篇》又提倡留學東洋，但他同樣厭惡這些新名詞，也許是他「舊學為體」信念的一部份吧。
有一次，他在公文中發現新名詞，隨即批示「新名詞，不可用」。他的部員在紙條上寫道：「新名詞亦新名詞，不可用」，原來「名詞」也是譯詞。據說張之洞「見之慚怒，竟日不語，翻遍古書，欲有以折之，卒不可得，乃霽顏謝焉」，慚怒交集的他希望從典籍中找到使用新名詞的記錄而不得。[2]
在1904年《奏定學務章程》的〈學務綱要〉，張之洞(和張百熙、榮慶)強調「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日本各種名詞，其古雅確當者固多，然其與中國為文辭不相宜者亦復不少。…… 此後官私文牘一切著述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檢點，切勿任意效顰，有乖文體，且徒貽外人姍笑」，儘管那份綱要無可避免地有著大量新詞。[3]
雖然張之洞基本立場仍然不變，但在此時，他已明確意識到關於西學的新詞，例如化學相關的譯詞，是無可避免的。在中國的傳教士們把科學知識引到中國時，用了大量生僻古字來作化學名詞，並不成功，張之洞在務實的角度也只能接受使用現成的、來自日本的新名詞，而不執著其古雅與否了。
[1]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頁516，引自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第一章〈新詞研究與近代新詞〉。
[2] 同上，頁82。亦見於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8年2月號，第45期)，頁51。
[3] 潘光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專題引言〉，《東亞觀念史集刊》，(2012年6月)，頁81。又見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第三章〈新名詞，來自日本的「醜怪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