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漢語的邏輯結構 077

2.0 上古漢語的特殊結構

2.3 之乎者也 —  也 (矣﹑焉)

2.3.1 也

一﹕初探之三

管錫華留意到清代古籍有兩大特點 [管錫華 2002a: 12] ﹕一是用號書籍的總量大大增加，但這個特點不體現在官刻，而體現在坊刻。二是官家纂書使用標點符號的倒退。

明《永樂大典》三億多字皆斷句標點，無論原書有無標點，一經栽入皆斷句標點。清《四庫全書》收書三千餘種，無論原書有無斷句﹑標點，一經編入則一概刪除。「當朝之書如《古文辭類纂》初刻或『曾有圈點，晚年則盡去之，以為鄰近俗學』。(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 」

清例固然是一種方便統治的愚民手段，也從側面說明了文化的發展不能按長官的意志辦事。

縱觀中國標點符號發展的歷史，雖然有很多標點符號的記載，但也實在有很多古漢語文獻沒有使用標點符號。

漢語標點符號流失的原因有說是因後來的標點符號太多而變得繁瑣凌亂，這意見顯然不得要領。任何學問的發展，以至企業的擴張，沒有系統化便必然繁瑣凌亂﹔所以核心問題是中國的民族性格或社會制度為何就出不了一個追求精確的動力，因而未能往前多走一步，推進再推進。在起碼兩千年的歷史中，竟無一人對標點符號進行系統化的整理和改進，確實駭人聽聞。

在一個龐大有序的官僚制度之下，因循守舊﹑明哲保身都成為中國人社會的「智慧」，在框外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便是大逆不道了。

這番討論，不必然脫題。古漢語的用者只講文理 (語義)，不談語法規則又是一例。

所以若要回答前問，我們只能說，事實不然，因為漢語使用標點符號，由來已久。馬建忠論句讀時下了這樣的一個定義﹕

「凡有起詞﹑語詞而詞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讀。」

這個定義暴露出馬建忠的局限。他顯然沒有一個清晰的語構概念，因為他是按語義來對句子 (語構) 下定義的。

當王力說「也」字用作煞句，他也沒有在語構上界定「也」字，而是把「也」字看作一個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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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