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約莫一年前,與珮蓉信步走在萬華街區,雖然只是捷運站周邊方圓,在感官上卻像被折納進一幅充滿躁點和雜音的舊制地圖:窄仄巷弄裡的反覆奔跑、縫在鐵皮屋內裏的色情服務所、還有被賦形到廉價機台裡的手相師傅。詭異到精力充沛,首都裡的杜王町。
相較於日常步調,那天的感官倒不如說更像在玩現實版大富翁——擲出六點,我們就踏過市場所有可能的動線;擲出一點,那就只越過一個街口,重點在於隨機性,過路費則是在每回合該地點留下幾張照片,所見所聞都交給機會命運。
不確定、不夠確定、不那麼確定,對生活萬有的不確定感,卻似乎是他少數能篤定的一種必要空缺。
小時候寫作文,題目是「二十年後的自己」。在依稀可見的未來習作簿裡,其他同齡孩子把稿紙當許願池,整間教室充滿了總統和太空人。只有他,未來藍圖畫著的是遊樂場,跟一朵朵親手栽植的花,不遠處有正在嬉戲的孩子一家,家庭的母親是自己,一旁的父親卻是一抹留白。
在日光漫漶的陰雨萬華,種花的人化身粉紅小花,在蹦蹦跳跳裡尋覓著照看與被照看的可能。
初見珮蓉是在學長姐辦給戲劇系大一新生的隔宿露營。本該是為了讓互相陌生的菜鳥們得以熟稔的宿營結束後,我卻發現自己從來沒跟他說過半句話,甚至一度以為自己被討厭了,拼命回想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直到大一期末演出結束後的慶功宴,才偶然地破除這層疑慮。
大一從老家運來機車後,自然地被視為班上可隨意調度的司機。最終,珮蓉成為我的座上賓。正當我心想「這豈不是個破冰的好機會嗎?」時,平時騎車穩如坦克的我,卻在校門口柵欄重心不穩,差點成了把同學摔在地上的千古罪人。
不過破冰仍然以一種奇怪的姿勢達成了——後座傳來一陣潛台詞像是在說「什麼啊這也太荒唐了吧」的爽朗笑聲,在那之後,就是再日常不過的同窗時光。(甚至演過同一個角色,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那陣不知是苦笑抑或嘲諷的笑聲,像是把生活裡的無奈稀釋到每一個音節中,在熟練的背面,也許是無數濃度過高的悲傷與自我釋然。
離開校園以後,他也參與些影視作品的協力編劇,簡單來說是吃力又不討好的工作,誰叫這世上和娛樂有關的事總是離不開商業運作,任誰都得向投資方低頭。外人看來完整的一齣戲,說不定是一艘拼裝、零件被大改過的忒修斯之船。
編劇小組的成員,自願或非自願地來來去去,一來一往之間預算也慢慢見底,但劇本依舊只有分場大綱——他談的是開拍前四個月的狀況。一集將近一個小時的劇本,薪資卻比不上在咖啡廳打工三天的數字,這在藝術圈也許不是常態,但也絕對不是罕見案例。
就這樣度過了許多挑燈夜戰邊嗑宵夜續命的夜晚,艱辛如此,卻也是他第一個完整參與編劇、並且成功拍攝出來的影視作品劇本,值得紀念。即便其餘的文字,都因那些不可控的因素胎死腹中,甚至開不出一株孱弱的花朵。
作為初出茅廬投入職場的編劇工作者,對不同領域與媒材的陌生是可預見的,從舞台劇跨到影視作品,還得面臨更多在轉譯上、工作流程上的巨大差異。
這些眉角對他來說是風雨也是肥料——那些來自現實因素的消磨與虛耗,也是創作者們得以挑戰不同領域並突破極限的燃料來源。如果能這麼想,也許在創作這條路上,他就還有前路可以去奔跑、去拓荒。
「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會接觸到一些法警或政治人物,突然發現法警的工作內容蠻有趣的,主要是去設想案件怎麼發生的啊,再用合法的方式去驗證自己的猜測。有了這個體會之後,就會覺得好像也沒那麼遙遠了。」他說。
填補某個橫亙空隙的過程,是編劇日常也是人生的課題。
這個過程也出沒在他的書寫中——以他自身的說法,在作品中不時會出現「男性角色」的空缺,這份空缺並非實際上的「不存在」,而是以一種空泛且過於典型的模樣現身。
會有這般現象,或多或少和成長背景有所關聯——原生家庭未曾給予的,就在自己的人生裡試圖去找。於是他試圖打造一個親密的家,開始餵養自己成為理想母親的願望。這份空白同時也作用在過去的伴侶身上,當眼前戀人無法成為心中的理想父親時,他也曾以言語傷害對方,在無意間拷貝了過去。
從未感受過被舒適地安放在關係之中,他自然而然地認為,只要築起過度完美的「家」,那麼幸福就會隨之到來了吧?事過境遷,現在的他仍然在空隙間來回踱步著。談起目前的對象,他的第一個形容詞是「軟爛」。
「但也沒什麼不好的——」他說。「至少沒有誰會想改變誰。」
透過建立關係拓展對於人的理解,王珮蓉打開自己變成一部發展中的文本,以田野調查一般的好奇和縝密,將那些被反覆折疊的生命經驗重新攤平,至此才發現所謂理想的生活,可容納的可能性其實比想像中多。
在疫情橫行那段時間,王珮蓉像是活在一個平行時空,一個人跟人之間不需要那麼多交流的時空。偶爾他會在深夜出門走走,發現一些以前不會在這個時間在街上逗留的人,卻意外地與他們共享一種親密,上班族、學生⋯⋯和自己一樣,都可以算是「沒有回家的人」。
在現實與心理的諸多限制下,這樣的體感是求生機制,防止人在看不見盡頭的渾渾噩噩裡迷失,也提供寂寞的靈魂們一個逃生入口。
從房間的大片窗戶往下望,是社區的遊樂場。他喜歡的小孩子和狗狗們的喧鬧,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末日電影裡不寫實的真空,像是抵達另一顆星球。離年幼時對於家的想像,也日漸遙遠。
在這樣的日子裡,他嘗試靠近。倒不如說,過往孩子們嬉戲的景象是適合遠觀的,不過眼下物換星移,遊樂場空出來了,是個好機會讓童年時的願望不再只是紙上的妄想。跑起來,他進入自己多年前落筆寫下的故事。
某堂通識課的期末作業形式是拍攝影片,題材與形式不拘,他架好手機,想錄下自己孤身一人在遊樂場恣意玩耍的身影。光是調整鏡位就來回上下樓五六次,卻也在其中找到屬於末日的安全感。
對他而言,那樣的行動像是一種預習。
「在孩子們尚未被世界允許重新玩鬧的日子裡,我先替你們玩吧。」懷抱著這樣的希望,未知所衍生的空隙被小小的希望填滿了。輾轉至今,他也搬離那間淡水社區的租屋處,也許孩子們都已回歸遊樂場,也許早就長大去了別的地方。
現在的他和同班同學一同創立了「路歧合作社」,和孩子們的距離更近了,無論是前往偏鄉帶營隊,或是在台北做演出,面對台下仍舊閃亮的無數雙眼。漸漸地,王珮蓉對於「家」的想像出現了更多新的變體。
那些曾經難以忽視的空缺,如今看來都是多重宇宙的傳送門,開放情境與可能性讓他任意地去穿梭。所謂的家本來就不一定得有死板的角色設定,缺一個誰,那就改劇本吧,誰叫他是個編劇呢?
說到底,他也是個浪漫且瘋狂的人,願意同時把手交給塑膠面板和算命阿姨,然後將兩種截然不同的體系給出的答案收入囊中,很荒唐但也很美麗,像是一個溫馴的黑洞。而在黑暗的彼方,也許會看見一處,滿山盛開可愛小花的——屬於他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