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載於中時電子報人間副刊
春雷驚蟄，選一段路，像是中山北路映入眼簾的綠，走回家。在緩步行走的速度中，記憶慢慢浮現。享受時間的餘裕，像一刀劃過柳丁皮，汁液瞬間迸出，浮現滿是酸嫩又香甜的氣味。也是在這樣的三月中，杜鵑花節，台灣大學年年的盛事，椰林大道上滿眼的綠、粉紅、白色、紫色的花，今年依舊恣意地綻放著，土木系館前，排滿了戀愛告白的心。青春是一首曲調，讓我們把傷心絕情唱到極佳。時光快速地倒流，想起那年杜鵑花節大學博覽會，小小穿上雄女的高中制服，在社團攤位上招攬學妹。
台灣大學女同志文化研究社（λ，浪達）與Gay Chat是最早成立的大學合法社團，象徵著台灣大學自由、民主的學術風氣，畢業校友人才濟濟，二十多年過去了，至今卻仍然罕為人知。
我記憶中的浪達，始於與Gay Chat共同使用的午餐聚會教室：共401，共同大樓401教室。浪達以希臘文第十一個字母命名，象徵「自由」。那是同性戀仍被稱為酷兒的年代，酷兒queer，聽起來很酷，其實就是英文裡的貶抑詞、髒字，好比台語的「破麻」！我依稀記得在共同大樓裡偏遠的四樓，聽到一個娘娘腔男同志毫不掩飾地大聲說出「我是破麻！」的那分銳不可擋。男同性戀、女同性戀社團做些甚麼？上課、買便當、騎腳踏車、趕午聚、編刊物、上社課，甚至於帶營隊…，與一般的學術型社團並沒有差異。那是九○年代末，台大大新、大論社還帶著野百合學運的光環，學生會裡，卻發生過強迫曝光同志參選人的手段。
作為一個台中小孩，一九九五年讀完莊慧秋主編的《中國人的同性戀》，拆掉書皮，把書背反身放進書櫃裡，在聯考志願卡填上九個台大科系，就這樣我順利地進入台灣大學，第一個有著合法同性戀社團的學校。那時候，我並不知道，往後二十年我的人生會因此天翻地覆地變化…。如果沒有認識這些人？浥薇葉青維如樂昕佳怡，如果沒有遇上這些事？GLAD校園同志甦醒日、少女營、同志遊行…。我的人生會不會不同？
那時候還沒有一年一度盛大的同志遊行，甚至我們無法想像有一天會有同志大遊行。浪達與Gay Chat的指導老師，分別是外文系的張小虹老師與朱偉誠老師。張小虹，一代的文化明星也，她掛名指導，讓我們小同性戀們全都鍍金起來，既時尚，又潮流，女性主義地不得了。朱偉誠老師獲公費獎學金留學英國，師事同志研究大師Alan, Sinfield（1941-2017），返台任教，開設校園裡的同志研究課程，我們才得以在課表與成績單上刻寫下「同性戀文學與文化」。浪達、Gay Chat頂著台大學生的光環，串聯北部十三所大專院校的地上地下社團，以電影、藝文展、學生出櫃，舉辦光輝的「校園同志甦醒日」。
那時候在外文系、中文系、社會系的課堂上，這些酷兒徒子徒孫們到底有多招搖呢？我竟然記得在普通教室大課堂，有那麼一次分組報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關於弒父戀母伊底帕斯情結的三角形，如何解釋了異性戀機制是一種必然。眾目睽睽下，前社長浥薇上台嗆聲說：「這個異性戀腦袋所想出來的理論，我實在不能懂。」語畢，台下眾人轟聲雷動地拍手叫好。
今日想起來當然學會了謙卑。但青春怎可不輕狂。
那時人手一本邱妙津《鱷魚手記》，將它當作一本台大與台北地圖；下課後去女巫店聽陳綺貞或黃小禎。在清大壞女兒BBS上抄夏宇的詩、在地下社會BBS設個人版。校園同志甦醒日，匯聚了彼時同志學生運動以及性別團體的能量：娟芬學姊出版《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之後，被我們邀了一起去巴黎公社喝高粱；性解放的資源我們也接受，畢竟我們是從酷拉子王蘋姊姊的社課學「婆的反骨」。永遠忘不了友社政大奇娃，那那羅融Drama，一起穿著T-shirt牛仔褲，邋裡邋遢地闖進T吧，還是博愛路的BON！性別運動沸沸揚揚的時刻，我們啃著各種理論，街頭倡議每役必與。Queer Nation，同志國是我們唯一的故鄉。青春總有盡頭，我不知道九○年代同性戀的嘗起來是否特別苦澀，但我們還是完成了學業，繼續遵循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不僅因為我們是台大人，更因為在那當下，出國是伴侶結合唯一的想像。
時移事往，25萬人站上凱道，雨後天青，同婚專法通過。浪達人與Gay Chat依然站在同志運動的第一線，欣潔在婚姻平權大平台、小杜杜思誠現任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祕書長。而浪達少女營營長太后與太太共創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這些、那些，而始終覺得工作無聊的前社長葉青，卻無緣再見了。談起咖啡、煙、酒與文學，眼睛會閃爍光芒的他，活著的時候並沒有被稱為詩人，但曾經豢養過一隻名為「俠女」的貓。新世紀，葉青的告別式可以說是我們社團青春的輓歌。送別同齡的朋友，是八零年代愛滋風暴繼之以九零年代女同志憂鬱悲歌。
離開研究所，我自己也因為情殤與壓力，發了思覺失調。剛從萬芳醫院十三樓急性精神病房出院後，有一段時間我常到長老教會總會去打工，幫牧師抄寫聖經、整理筆記。那時我一周總有兩天去葉青和平東路的公寓，聊聊天。對於工作與同性戀（或：跨性別）進入社會，我們的看法南轅北轍。我主張同性戀要積極進入社會，不再把自己看待為邊緣弱勢。或許那源自於我的家庭與高中同學們所給予的愛，一直到社團畢業多年之後，我才逐漸把目光從共401教室拉開，看到我們之間的差異，明白我們截然不同的選擇。
作為2001年校園同志甦醒日的召集人，我的抽屜裡，始終留著一分新台灣週刊記者羅融所寫的活動採訪報導，不敢或忘。這分報導始終提醒著我是個堂堂正正的浪達人，要抬頭挺胸做浪達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