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絕境」成為一種選擇—Netflix於2021年推出韓國影集《魷魚遊戲》講述一群陷入人生絕境的人，收到神秘組織邀請參加一場高額獎金的生存遊戲。456名參賽者被帶到一座與世隔絕的海島上，被迫參與六項童年遊戲，如「一二三木頭人」、「戳椪糖」、「拔河」等。這些看似簡單的遊戲，卻隱藏著致命的規則：失敗者將被當場處決，唯有最終的勝利者能獲得456億韓元的巨額獎金。
第二季於2024年播出，劇情安排主角化身為復仇者，試圖揭發這遊戲背後的權力結構，甚至潛入組織成為新一屆參賽者。然而這恰恰驗證了本劇最殘酷的隱喻：所謂反抗，不過是遊戲設計者預留的「餘興節目」。當主角在第二季結尾渾身浴血卻仍深陷泥淖，當他發現自己摧毀的只是龐大機器的一顆螺絲釘，這比第一季的結局更令人絕望，它暗示所有「小人物逆襲」的敘事，終究是資本邏輯精心包裝下的安慰劑。
這也是為何我不在乎第三季結局的原因。無論編劇讓主角「逆襲成功」或「壯烈犧牲」，都不會改變作品的終極啟示：系統性暴力從不在乎個體的成敗。就像現實中的抗爭者往往被收編成體制的裝飾品，或被抹黑成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激進份子，《魷魚遊戲》第二季的真正價值，在於揭穿「反抗幻象」本身亦是遊戲的一環。那些期待第三季出現「推翻高牆」結局的觀眾，或許尚未意識到自己正重複著劇中人的天真，我們總期待著下個賽局會不同，卻忘了自己從未離開過賭桌，卻忘了最終勝利者終將會是莊家。
《魷魚遊戲》最令人戰慄的，並非死亡遊戲的血腥，而是那群「自願留下」的參賽者。他們明知失敗的代價是死亡，卻仍在投票決定去留時，以過半數的贊成票讓遊戲繼續進行。這看似荒謬的決定，實則是一場關於「自由意志」的悖論：當現實的絕望比死亡更加窒息時，人們是否可能將賭注押在一場虛妄的希望上？
劇中角色的背景揭露了共同的絕境，負債、失業、家庭破碎、被社會拋棄。然而，同樣是走投無路，有人選擇以命相搏，有人寧可回到地獄般的現實。這差異背後，隱藏著人性更深層的掙扎。繼續遊戲者往往相信「自己會是最後的贏家」，這份近乎自欺的樂觀，實則是絕望者最後的生存本能，如同現實中傾家蕩產買彩券的賭徒，他們並非盲目，而是需要一個「可能」來逃避當下的無解，哪怕明知那樣機率是微乎其微，甚至接近不存在。選擇退出者，或許仍殘存某種底線，寧願面對已知的屈辱，也不願成為殺人機器中的齒輪。這種「消極抵抗」，反而成為人性最後的微光。
這讓人不寒而慄，所謂「自願」，不過是在兩種毀滅之間的被迫抉擇。而現實中，無數人何嘗不是在「高壓工作」與「失業貧困」、「房貸枷鎖」與「流離失所」之間，做出類似的「非自願選擇」？
劇中參賽者多被設定為「自業自得」的形象：賭徒、詐欺犯、脫北者、貪婪的投機者……彷彿暗示他們的困境源於個人缺陷。但若細究，會發現這正是社會最危險的謊言，將系統性壓迫歸咎於個人失敗；現實中，貧窮從來不是純粹的「咎由自取」。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本就建構在「必然有失敗者」的邏輯上，當教育、醫療、居住權被商品化，弱勢者從出生便背負結構性不平等。就像劇中的「貴賓」們戴著金面具觀賞廝殺，冷眼的看待底層為了生存掙扎。
然而，《魷魚遊戲》更尖銳的地方在於，當一個人被系統摧毀到失去所有選擇，是否連「反抗」都成了特權？那些選擇繼續遊戲的人，與其說是「貪婪」，不如說是連「好好活著」都成了一種奢望。這讓觀眾不得不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努力就能翻身」，是否只是倖存者偏差下的傲慢？
在第一季片尾時，男主角染著紅髮、提著巨額獎金，卻在月臺茫然駐足。他贏得了遊戲，卻失去家人、朋友，甚至生存的意義。這暗示了一個存在主義式的困境，當我們歷經千辛萬苦「戰勝命運」，最終得到的，可能只是另一座虛無的牢籠。反觀現代人的「平凡生活」何嘗不是如此？朝九晚五的循環、房貸與育兒的壓力、對退休生活的渺茫期待……許多人咬牙度過難關後，發現自己不過是從一個遊戲進入另一個遊戲罷了；這呼應了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的懲罰，日復一日推著巨石上山、推著巨石下山，永無止境，毫無意義。
但《魷魚遊戲》的深意，或許在於提供另一種視角，如果「成功」只是資本主義的誘餌，「平凡」是否可能是自由的起點？西西弗斯的懲罰之所以絕望，在於他認定「推石」毫無意義；但法國哲學家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反問：若他能在過程中找到尊嚴與反抗的意志，是否便戰勝了諸神？同理，當代人的「平凡日常」若能被重新詮釋為「對系統性剝削的靜默抵抗」，或許正是建構新價值的契機。
該劇的真正啟示，不在於渲染絕望，而在於逼迫觀眾直視一個問題：當社會將人逼至懸崖，我們是否只能擁抱虛無？劇中選擇退出遊戲的人，儘管回到悲慘現實，卻在某種程度上保有了「不參與遊戲」的自由。這提醒了我們，有時，拒絕系統所定義的「勝利」，本身就是一種勝利。姜曉與智英在玻璃橋前的對話、阿里對男主角的信任……這些短暫的人性微光，證明即使在最殘酷的遊戲中，「同理心」仍能創造超越生存的意義，或許我們必須重新定義「重生」，真正的重新出發或許不是逆襲成為贏家，而是如主角成奇勳，雖然痛苦但仍試著直面創傷。這同時暗示了一種可能，絕境中的救贖，始於拒絕遺忘與冷漠。
該劇之所以震撼，在於它是一面扭曲的鏡子，映照出當代文明的荒誕。當我們質問「他們為何不退出遊戲」時，或許更該反思，是什麼讓現實成為另一場溫水煮青蛙的生存競賽？最終，這部劇挑戰觀眾的不僅是對虛構暴力的承受力，而是對現實的清醒認知，第二季的反抗戲碼越是激烈，越凸顯系統吞噬個體的必然性。
為五斗米折腰的你我，只能在平凡中培育抵抗的韌性，認清「成功逆襲敘事」的毒性後，重新定義成功與勝利，放下「變更好」、「要更多」的過重執念，選擇在裂縫中活出人的溫度，並在與他人的連結中定義「生存的意義」，這不是消極的認命，當同事情誼取代辦公室競爭、當社區共餐打破孤獨死循環、當我們停止用KPI衡量生命價值，這些微小實踐，都是對巨型遊戲機制的日常叛變。真正的勝利從不在結局，而在於我們能否如卡繆筆下的薛西弗斯，在無盡的荒謬中唱出歌謠，就算被視為消極的認命又如何，真理也許其實就是，心靈充足、平凡是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