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我看了一部關於英國知名主持人 Jimmy Savile 的紀錄片。這位生前風光無限、慈善活動滿滿、主持生涯橫跨半世紀的名人，在死後卻被揭露為長年性侵、性騷擾的慣犯，受害者遍布各年齡層，甚至包括兒童。當人們試圖討論「藝人的私德是否該與作品分開看待」時，英國社會選擇下架他的節目、撤除榮譽，試圖補上這段被掩蓋的歷史。
我很難不把這樣的事件聯想到自己。
在我阿公過世之後，我才從媽媽口中知道，她曾是他的性騷擾受害者。那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晚上，我幾乎無法理解眼前這個和藹長輩竟會做出這樣的事。當我顫抖著問媽媽為什麼不報警，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報警了，就沒錢養你了。」
這句話像刀一樣切進我的胸口。她不是不知道那是錯的，而是在那個時代，那樣的家庭、那樣的社會結構下，她根本沒有餘地選擇。
事後我回頭去看這整個結構——我發現，加害者的財富、名聲與社會地位，不僅保護了他們自己，更壓迫了受害者，使他們無法反抗，甚至要為了活下去選擇沉默。那些榮耀與成就，在某些情況下，其實也是犯罪的工具。
更令我在意的是，當這樣的加害者被揭露多年後，他在網路上的介紹仍以「知名主持人」、「慈善活動推手」為開場，而不是「性侵加害人」。這樣的排序本身，就是一種傾斜的紀錄方式。
我們的社會似乎還不願承認：某些人的「成就」，其實是踩在他人沉默的傷口上堆疊出來的。
與 Jimmy Savile 醜聞相似的是：性騷、性侵的被害者，總是比加害者更先被質疑。
而加害者的死亡，對外界來說或許是「事件結束」，但對被害人來說卻是另一個深不見底的開始——那些遲來的報導，那些社會對真相的猜測，那些輿論的二次傷害。甚至有些人，到生命最後一刻也沒能成功立案。
在這樣的世界裡，若我們繼續高舉犯罪者的成就與影響力，那不只是在傷害被害人，也是縱容未來的另一個加害者。「作品歸作品，人歸人」這句話，或許在某些情況下成立，但當那些「作品」正是壓迫的工具，當那些「人」曾用影響力製造沉默，難道我們不該重新審視那些過度光鮮的歷史嗎？
我無法改變過去，也無法幫媽媽討回什麼。但我相信，每一個願意說出來的聲音，都在為這個世界推開一點點縫隙。
我原以為，這樣的故事會在媽媽那一代結束。但沒想到，輪到我自己，也遇上了同樣的抉擇。
我的爸爸是名性侵加害人。出獄後，他再次回到我身邊，而我卻無法真正逃離。為了醫療費、為了完成學業，甚至因為監護權的限制，我只能選擇容忍他的性騷擾。那不是選擇，是不得不。我終於明白媽媽當年說「沒錢養你」的那種無奈，也更加清楚：法律再怎麼嚴峻，也得在程序跑完、證據確立之後，才會開始保護你。
但在那之前呢？在漫長的等待裡，加害者依然可以呼吸、可以控制、可以騷擾，而我們只能學會沉默、學會壓抑、學會活著。
願有一天，這樣的選擇不再需要發生。
願我們不再敬仰一個人的光芒到忘了他是如何踐踏他人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