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鄭南榕

聆聽鄭竹梅演講心得 以下文字來自我個人情感以及參考鄭南榕史料與講座感想，並經過AI潤飾 (記於上個月，今天才搬運來方格子):

1984年，《自由時代》雜誌創刊。在那個監控與槍口並存的年代，它一刊接一刊地出版，不曾停歇。那一年，台灣人權促進會也成立了。鄭南榕與眾多夥伴們，一起推開了威權的牢籠，最終在荊棘叢生的路上，開出一朵美麗的花。

鄭南榕從小就是學霸，成績優異。他是個外省與本省混血的孩子，出生在1947年，那個充滿創傷與裂痕的年份。這樣的出身，讓他的自我認同充滿矛盾與掙扎。他少年時常在牯嶺街的書攤流連，翻閱各式各樣的書籍。雖然他曾在大學就讀工程學系，卻發現自己更適合思考與探問本質，於是轉入哲學系。也因為這樣的選擇，他結識了被軟禁的自由主義者殷海光教授——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課餘時間，他與幾位同學常跑去探望這位思想的火種。鄭南榕是一位堅定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大三時因拒絕修習《國父思想》，而喪失學分。他在大學期間也認識了日後的伴侶葉菊蘭。

他曾經創業，但幾次皆以失敗收場。之後，他將全部心力投注在《自由時代》雜誌的創辦上，堅持傳遞國民黨不敢說的真相與自由的信念。他在每一期雜誌上都寫明：「本刊一律全部由總編輯鄭南榕負責，作者不另列名」，背面則大書「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展現他自由與責任並重的精神，和不畏強權的勇氣。《自由時代》報導國民黨掩蓋的貪污內幕、蔣家健康問題、對異議人士的迫害，甚至殺人事件，更重要的是傳達對政治自由的強烈訴求與渴望，也關注南韓的光州事件等國際人權議題。在一次又一次的查禁中，在無數次的運輸攔截與審查之下，這本雜誌始終沒有停刊。

鄭南榕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及許多社運夥伴，一同發起519綠色行動、228平反運動。他不只是總編輯、出版人，更是活躍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為了打破國民黨加諸人民的各種枷鎖與恐懼，他不惜冒著被判死刑的風險，在反國安法集會上公開用台語喊出：「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他曾寫道，他希望女兒那一代，不必再經歷他所經歷的痛苦與壓迫。他問：「難道我們這些做父親的，還要讓後代再受這種威權統治嗎？」「成為一個自由國度的契機。」「以活在世界的心情，活在台灣。」「這裡不是一條船，而是固定在地球的一塊陸地。」──這些筆記裡的句子，值得深思。它們寫出了鄭南榕對土地的愛與身份的認同，即使他是中國與台灣的「混血」，他仍深愛著這裡。他的思想中結合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那是一種浪漫而堅定的情懷。《自由時代》雜誌直到他自焚身亡的次年仍持續出刊，之後才停刊。能在層層監控與威脅之下，一人獨力組織、持續出刊數年，鄭南榕無疑是地表最堅毅的出版人與新聞人，沒有之一。他最終選擇自焚，結束自己的生命。那是他對極權最激烈的抗議，也是一種深沉的愛。

他拋棄了家人嗎？也許他心裡更深的渴望，是為了讓下一代有一個更自由的未來。他是個立體的人，身處在1980至1990年代那段世界劇變的時期。那是南韓民主化、中國六四、東歐解體、台灣解除戒嚴的年代。人民在高牆前不斷撞擊，有些政權走向開放，有些則更極權。台灣當時正掙脫國民黨建構的黨國體制，而鄭南榕，是那位用筆抵抗槍桿子的人。他也是一個平凡的人，有愛人、有女兒、有朋友、有社運夥伴、有牧師陪伴、有家庭。但他選擇用生命表達理念，用死亡喚醒沉睡中的社會。

在這個時代，言論自由，但我們面臨極權威脅(認知作戰)、錯假資訊、以及不負言論責任的政客媒體，我們必須深之自由與責任的相輔相成，沒有責任，就不可能會有完整的自由。甚至自由還可能一步步在我們沒有警覺下被極權吞噬、淹沒。在現在，立法委員們不負責任當薪水小偷，甚至濫用言論自由，還破壞民主憲政制衡，這是個嚴重的警訊。在講座後，我與竹梅聊了一下。她說，她的父親身處在那樣一個劇變的年代。而我們這一代，也正在進入新的動盪：極權的擴張、戰爭的陰影、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如反送中、白紙革命）、全球性的民主倒退。台灣內部也面臨著立法權過度擴張、民主演變為形式主義，甚至極權再起的風險。

而我，最近也參與罷免藍營不適任立委的行動。這些情勢讓我無可避免地感到焦慮與不安。竹梅對我說：「你不是一個人，還有一群人。每個時代，始終都有一群人。」她是溫暖的人，也許她的父親也是。而現在，我想說：我們每一代人，都會面對屬於我們的高牆。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有人要去奪回來。他不再只是歷史中的一個人名，他是我們這一代的靈魂借鏡，是風中仍在飄揚的火苗。當我們走在這條追求自由與真相的路上，不要忘記，他曾經在最黑暗的時刻，點起過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