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並不是什麼世界史或東亞史的專家，只是一位仍在學習的學生。但我仍希望，能夠從世界史與東亞史的視角出發，提醒大家：無論是歷史的悲劇、民主運動，還是極權統治的模式，這些事件看似獨立，實則彼此激盪、互相影響。它們固然帶有偶然性，但背後往往也存在著深刻的歷史脈絡與國際連動。
舉例來說，1919年的五四運動，長久以來被視為中國近代民族自覺的重要起點。但其實，它不只是中國人追求民族自決的運動，更受到同年朝鮮三一運動的啟發。朝鮮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發起和平抗爭，深深感動了中國知識分子，進而激發五四的群眾運動。而五四運動與三一運動的風潮，也延伸到了當時的台灣，催生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是殖民地台灣追求制度參與與民族自覺的重要一章。
時間快轉到1980至1990年代，整個歐亞大陸與東亞地區再次掀起民主浪潮。從東歐的共產政權崩解、柏林圍牆倒塌，到中國的八九民運與天安門悲劇，再到韓國與台灣從威權政體邁向民主社會——儘管這些運動發生於不同國家與制度，各自面對獨特的歷史處境與專制形式，但它們卻在同一歷史時空中交織共鳴，彼此激勵。結局雖有不同，有的以鎮壓告終，有的成功轉型，但這些運動都展現出人類對自由與尊嚴的共同渴望，那是一種勇氣，也是一種超越國界的愛。
1989年發生於中國的六四天安門屠殺，不僅震驚世界，也深深影響了同年東歐各國的民主轉型。當中國人民冒著生命危險走上街頭，要求言論自由、反貪腐與民主改革時，他們的勇氣激勵了全球許多爭取自由的人。而中國共產黨以坦克與機槍血腥鎮壓，讓世界看見了極權主義的冷酷，也讓東歐人民更加堅定：他們不要再走回共產專制的老路。
值得注意的是，東歐當時的共產政權本就陷入內外交困，當他們目睹中共毫不妥協地屠殺學生與市民，反而使得東歐改革派獲得道德優勢。德國統一運動者、捷克的異議知識分子，甚至波蘭團結工會的領袖們，都曾明言受到天安門事件的震撼與啟發。他們決定走出一條不同的路：以非暴力方式推動轉型，正面對抗極權。可以說，六四的血，雖染紅了北京的街頭，卻也灌溉了東歐民主的種子。
進入21世紀，從2010到2025年，東亞的民主震盪仍未止息。香港的雨傘運動與反送中抗爭、台灣公民社會對自由民主的捍衛，以及中國內部零星但堅定的異議之聲，這些運動彼此互動、相互呼應，成為東亞民主歷程中難以忽視的重要篇章。儘管有些運動遭到打壓、甚至以失敗收場，但它們所帶來的啟發，卻深刻影響了台灣，也感動了全世界。
反觀極權主義，其模式與技術也在歷史中不斷演化與互相借鏡。從納粹德國、蘇聯，到冷戰後的現代專制與極權國家(例如中共)，我們不難發現極權體制的統治術高度相似，甚至在資訊控制、民族主義操作、社會監控等方面不斷創新、彼此學習。這提醒我們，對極權的警覺不應鬆懈，歷史的悲劇可能再次上演，只是換了一張面孔、一套語言。
極權統治的暴力演化，往往從群眾動員的暴力開始，逐步發展為制度化的國家機器暴力。納粹德國在1930年代初期，便鼓動支持者攻擊猶太商家、知識分子與異議份子，例如1938年的「水晶之夜」即是一場全國性的反猶群眾暴力狂潮。這些群眾行動在黨國默許甚至組織下進行，最終演變成國家層級的種族清洗與滅絕：建立集中營、實行「最終解決方案」、工業化屠殺數百萬人，這是暴力的制度化與科技化極致。
毛澤東的中國也有類似的軌跡。在「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中，毛動員群眾進行批鬥與清洗，製造無數家庭悲劇與知識分子的毀滅性災難。這些運動中，紅衛兵與普通民眾在官方默許下進行暴力，甚至殺人、施虐，將意識形態轉化為「全民參與的正義」。而後，中共學會更加隱密與科技化的統治方式，進一步發展成為全方位控制的體制暴力，例如對西藏、維吾爾等地的嚴密監控與鎮壓、設立再教育營、乃至被國際媒體揭露的活摘器官指控，這些無不顯示：極權統治從來不是停滯不前的過去，而是不斷變形進化、與科技結合的現在進行式。
回顧納粹德國的興起，我們也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不安的歷史事實：西方民主國家的姑息與縱容，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希特勒政權的擴張與暴行。在1930年代，面對德國的重整軍備、入侵萊茵蘭、吞併奧地利，甚至進一步吞併捷克的蘇台德區，英法等國選擇了「綏靖政策」，試圖以退讓換取和平。結果不但沒有阻止納粹的侵略，反而使其更加膽大妄為，最終導致二戰全面爆發與數千萬人的死亡悲劇。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對極權勢力的妥協，不會換來和平，只會換來更大的災難。
令人痛心的是，類似的歷史劇碼似乎正在當代重演。中國共產黨以經濟改革開放為包裝，深度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與多數西方民主國家建立了密切的經貿關係。然而，這種合作關係往往建立在「經濟利益優先、人權原則退位」的前提下。當中共在國內持續打壓異議、箝制言論、迫害民族與宗教少數、甚至出口數位極權監控技術至全球時，許多民主國家卻選擇視而不見，甚至成為這場數位專制輸出的推手。國際企業與科技平台，也往往為了進入中國市場，主動配合審查與自我審查，無形中幫助中共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數位極權體系。
這種國際合作表面上帶來了「雙贏」，實則卻是對自由價值的自我背叛。我們不得不問：當年姑息納粹的代價難道還不夠慘痛？今天對中共的默許與合作，是否也會帶來另一場全球自由秩序的崩潰？極權主義從不孤立存在，它總是與國際局勢密切連動，在縱容中茁壯，在合作中擴張。這不只是中國人民的災難，更將是全球民主體系的危機。
因此，我們不僅要記住歷史的傷痛，更要警惕新時代的專制樣貌。對極權的警覺，不應止於過去，而要時時刻刻反思我們是否正在重蹈覆轍——只是披上了科技與現代化的外衣。
我想真誠呼籲大家，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朋友：在看待歷史時，請試著以更宏觀的視角、以全人類自由與人權為出發點去思考。唯有這樣，我們才能超越民族與國界的偏見，看清歷史中的結構性壓迫，才能避免陷入「見樹不見林」的陷阱。
歷史從來不只是記憶，更是呼喚；不只是過去，更關乎未來。願我們都能在他人的經驗中，看見自己的責任，並在歷史的激盪中，找到通往自由的方向。
因此，面對這些歷史與現實，我們不應只將其視為遙遠的他國故事，而應將它們視為對我們社會的深刻警示。歷史從不只是過去的事件，它總是回到我們的當下，質問我們是否還記得自由的價值、是否還願意為正義發聲。唯有記得、唯有回應，我們才能不重蹈覆轍，才能讓歷史成為未來的養分，而非悲劇的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