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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到舊
漢娜鄂蘭在《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描寫的艾希曼（Eichmann），幾乎不是我們想像中那種殘忍冷血的怪物。他的一生普通到甚至有些乏味，他遭遇過一些挫敗，但和那些真正身處壓迫與困境的弱勢相比，那些挫折根本不值得一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加入納粹黨，一開始
沒有心智和靈魂，語言不可能存在，但我們卻用語言去推測、逼近它們到底是什麼。
心智像一種不斷運作的 processing，它一直在變化，沒有靜止的狀態，我們無法直接觀測它，而只能從變化裡感受它的輪廓。
我們用語言去描述感知和表象世界，而這個過程本身就需要心智和靈魂。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心智和靈魂，我
我想討論一個具爭議且嚴肅的話題
漢娜．鄂蘭在討論極權與現代國家時曾提醒：真正危險的，不只是個人的惡，而是當制度開始合理化原本不可被合理化的行為。在死刑議題上，我始終無法忽視這個警告。
台灣社會在每一次重大殺人案件後，幾乎都會自動跳轉到「是否該判死刑」。但這種反射式反應，其實混淆了因果。大量研究早
我想，人生最悲哀的，莫過餘於可以自由的選擇伴侶，但不能選擇家人，出生在一個壞掉的家庭往往跟交了一個糟糕的伴侶一樣恐怖，我們無法選擇出生於的家庭的家人有沒有暴力傾向、會不會以愛之名壓迫你、會不會惡言相向、會不會""不小心""結束你的生命、會不會傷害別的家人、會不會控制慾很強...再者，我們的國家，有沒
我覺得標準化測驗有一個顯著的缺點：它難以判斷學生是否能妥善運用知識，乃至進一步拓展與論述，更多只能檢驗學生是否「知道」某個概念，而非是否能將知識轉化為理解、分析與創造。但它的優點在於，在形式上仍對所有人相對公平。
至少在不同教育經歷（例如自學與體制內教育）之間，標準化測驗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比較基準；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思想中一個極為重要、同時也極為真實的洞見在於：人並非作為單一或同質的存在，而是作為「複數的存在」（plurality）而存在。在《人的條件》中，鄂蘭明確指出，複數性並非一個附加的社會現象，而是人類政治生活得以成立的根本條件——正因為人彼此不同，行動、言說與公共
我們的世界，正走向孤立，還是合作？
近年來，國際秩序正面臨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之一。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逐步走向高度集權與民族主義動員的威權體制，對內持續加強對異議人士、藏人與維吾爾人的系統性壓迫，對外則以軍事、經濟與政治手段擴張影響力，並不斷對民主自由的台灣施加威脅。這種結合極端民族主義、
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競爭邏輯下，功績主義逐漸被自然化為評價個人的核心標準。個體被期待持續自我優化、強化生產力，彷彿連休息都必須轉化為「提升效率」的一環。這套價值不只存在於企業組織，也深刻滲透至學術界、自媒體、自由工作者乃至自學生的生活日常。成功被視為完全由個人努力所構成，而失敗則成為個人缺乏自律的證據
(以下資料(2014’2022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取自維基百科/1938年威瑪共和國併吞奧地利取自 換日線全球讀書會「納粹狂潮發源地」不是德國是奧地利？從一個「統獨」問題說起 撰文：黃哲翰)
1938年威瑪共和國併吞奧地利
奧地利原本陷入左右派之爭，民眾厭倦兩黨政治，於是總理陶爾斐斯效法義大利
獨裁極權有個特點是，它不只不尊重人（人民跟人權），它也不尊重專業，所以納粹跟中共與蘇聯等都有一些怪象，經濟發展的跌蕩起伏往往高於其他國家，走到最後經濟幾乎掌握在國家（更準確來說是黨）的手上，結局就是經濟大衰退，就是等於推翻啟蒙運動與科學革命的那段人類好不容易要走向進步的基礎，推翻經濟學理論與法學、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