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加護病房的護理師照會我，關於一位剛轉入治療的病人。
他是阿榮伯，一位在街頭突然倒下，由119送至急診的長者。急診醫師初步評估後，他點頭表示願意插管，當前雖病況危急，但生命徵象穩定，已轉至加護病房治療中。
但他身上沒有任何證件，也說不出家屬聯絡方式。
我走進加護病房，護理師告訴我，這位阿榮伯疑似為街友，過去從未在本院就診。據交班內容，他雖意識清楚，但因多年前罹患口腔癌，導致牙關緊閉、無法言語。
我走進病房，看見他靜靜躺在床上，身形瘦削、面容蒼白，眼神裡寫滿風霜。當他睜開眼與我對望時，那一瞬彷彿在說：我還在。
我輕聲自我介紹：「我是醫院的社工師，我知道您現在無法說話，我們可以用點頭、搖頭來對話，好嗎？」他緩緩點了點頭。
「您有子女嗎？」他點頭。
「現在有住的地方嗎？」他搖頭。
語言失能，但意志尚存。他用僅剩的力氣，向這個世界遞出一點訊息：我是無家可歸的。
我立刻展開背景查證。
從救護單得知他是在另一家醫院門口倒下的，離我們醫院不遠，我立刻聯絡該院社工。對方告訴我：就在兩天前的週末，阿榮伯曾因身體不適由救護車送達急診，當時醫師建議住院但他堅持離開。
我心頭一沉。
這意味著——他其實早已不適，卻又在陌生的城市角落撐了兩天，才倒下來。
我聯絡路倒地點轄區派出所，請求協助聯繫家屬。警方稍後回電表示曾撥打家屬的電話，但無人接聽。
我轉而向社會局求援，社會救助科告知，雖未由街友社工訪視，但曾由某家福中心服務過。
我終於聯絡到那位曾協助過阿榮伯的社工，拼湊出他的生活歷程：
阿榮伯是身心障礙者，罹患口腔癌後說話困難，進食也成問題。去年冬天，他曾因無力繳納房租，而流落街頭。後來在社工協助下租屋自立，並從事臨時工維生，生活曾短暫穩定。但好景不常，數日前再度因露宿街頭而求助家福中心，當時社工幫他聯繫了市區內的街友安置資源，即讓他自己搭車到市區。
「但他似乎沒有想要入住阿。」對方說道。她也提供了阿榮伯兒子的聯絡方式給我，表示因阿榮伯的案件已結案，倘後續有其他需求，則需要我再次通報脆弱家庭。
電話掛斷後，我情緒翻湧，憤怒與無力交織，轉頭向鐵娘子社工說：「他們也太草率了吧！也不確定阿伯是否可以入住或有沒有意願入住安置機構，明明戶籍地跟生活圈都在郊區，說話也不方便，這樣讓他自己搭車來市區……」
「讓他路倒送到上一家醫院，現在又路倒送到我們醫院，還插管了！」一瞬間，憤怒的情緒漲滿我腦袋。
鐵娘子社工也皺著眉：「我們不是上次才碰過類似個案？罹癌街友，被放上公車後又在市區路倒，真的……很令人難過。」
情緒沉澱後，嘗試撥打兒子電話，但始終無人接聽。眼前的病人，彷彿又回到了被世界斷線的狀態。
下午我再次撥打兒子的電話，這次他接了。他說會聯繫妹妹，一起到醫院一趟。
隔日，阿榮伯的兒子阿成大哥與女兒一同到院探視父親。
當我陪同他們到病房，阿成大哥面色冷峻，語帶防備地說：「我不想進去看他，他根本不是個爸爸。」
相較於兒子的冷漠，女兒走進病房，輕輕握住父親的手，眼淚無聲落下。床上的阿榮伯見到她，眼神激動，眼角瞬間泛起淚光。
阿成大哥告訴我，多年來，他們的關係早已疏離，甚至形同陌路。自己從小由爺爺奶奶帶大，父親對他幾乎沒有任何撫養或教養責任，如今接到通知來醫院，僅是基於身為人子的責任，他內心更多的是矛盾與不甘。而妹妹與他，是不同媽媽所生，由阿榮伯親自照顧，也相對的，妹妹與阿榮伯感情較為深厚。
醫師查房後向家屬說明病況，並詢問若將來無法脫離呼吸器，是否願意再度插管。家屬表示尊重父親的選擇。
我陪同兩人再度進入病房，與阿榮伯進行討論。在溝通的過程中，阿榮伯以點頭及表情明確表達：「他不希望再被插管、也不願急救」。護理師與我，協助阿榮伯及兩位子女共同簽署了「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這不只是放棄插管的決定，而是一份對自己身體與生命尊嚴的主張。
我與阿成大哥於後在病房外再次會談，
說明目前醫療團隊評估父親的身體狀況，已難以回到街頭生活，若病情穩定，也將需要長期機構照護，屆時，將需要思考長期照護與費用上的負擔。
他靜靜點頭，語氣鬆動了一些：「我知道了，到時候再說吧。我會固定來醫院，該簽署的文件我會簽署。」
病情漸穩，卻沒有讓一切變得比較容易。
專科護理師來電通知，阿榮伯預計將於本週六或下週一移除氣管內管。這意味著，他可能很快恢復自主呼吸，但也預示著另一個現實問題──「之後，誰來照顧他？」
我在加護病房的會客室再次與阿成大哥會談。這次的會談中，他的語氣依舊保留距離：「我本來以為他會走……我沒辦法一個人承擔照護費用。」
他再次說明，自己自小由祖父母帶大，父親沒有盡過任何撫養義務，還有很多的不良習慣造成他的負荷。而阿榮伯過往對女兒照護有加，但女兒卻很明確告知無意出面承擔照顧責任，讓他感到更加孤立與憤懣。「如果真的要付照護費用，那妹妹也該出一樣的錢。她不想負擔，我也不願意負擔。」
我靜靜聽著。
在現實責任面前，那些未曾癒合的家庭裂痕，再一次清晰地浮現。
我向阿成大哥說明，現已評估阿榮伯目前身分與家庭情境，將會啟動脆弱家庭通報，由社會局社工一同介入，協助家屬討論照顧與費用分擔的可能性。我也提醒他，這過程會需要更多耐心與對話，不單是責任的分配，更可能是彼此角色與期望的重新梳理。
阿榮伯的身體，似乎慢慢走過急性危機。移除管路後，他依然需要持續高流量氧氣支持，雖然尚無法清晰言語，但意識清楚。
家福中心的主責社工也到院探視，說明出院後可能需要安排中長期的機構照護。阿榮伯無法張口說話，因呼吸急促與牙關緊閉，只能氣息微弱地表示同意，由社工代為安排。
但接下來的路，卻並不順利。
我開始協尋合適的照護機構，卻在「氧氣流量」這個條件前屢屢受阻。多數長照機構設備有限，無法承接需要高流量氧氣的住民。即使部分單位願意勉強嘗試，也提出額外照護風險與人力顧慮。
另一方面，主責社工來電告知我，她曾經以電話與阿榮伯的兒子與女兒聯繫，子女皆已明確表示不願意出面照顧或承擔任何照護責任。社工說明下一步將召開家庭會議，協助釐清責任、溝通後續照護與費用議題。
某日上午8點，護理站來電通知阿榮伯已經於凌晨往生。
我致電阿成大哥，他告訴我，他已找好禮儀公司，正來院辦理父親的出院手續。
我至病房陪同阿成大哥辦理出院手續。他神情淡然，卻也有些疲倦。
等待的過程中，阿成大哥說：「我真的很納悶，怎麼最後會送到你們醫院……，而不是郊區的那家醫院，我那時還打電話到那家醫院，卻查不到名字，才發現，原來我沒聽錯。」
臨走前他說：「妳很有耐心，真的很謝謝妳。」
我說：「也許你爸爸就是和我們有緣吧，這是我該做的。」我微微點頭，眼眶早已泛紅。
走出病房，我撥了通電話給早先參與的社工，通知阿榮伯已往生，也向她致謝。這是網絡間彼此工作的交接，更是對整起過程最溫柔的落幕。
後記｜在裂縫中陪伴──醫務社工的角色與信念
醫務社工的工作，常常在時間壓力與倫理張力之間展開。
面對這位街友個案，我們不僅協助醫療決策與家庭溝通，更須面對一段歷經斷裂與疏離的親屬關係。
在制度資源不足與情感關係緊張之中，我們所扮演的，往往不是「解決問題」的角色，而是陪伴每一位當事人，走完他們能走的那段路。
這不是一個成功轉銜的故事，也不只是單純的一則社工紀錄。
它真實反映了在醫療體系邊緣，有些人如何被制度遺落、又如何在社工的介入下被重新看見。
我相信，即使我們無法彌補所有裂痕，仍可以成為那道縫隙中的微光。
在無聲的病房裡，看見病人表達尊嚴的意願；
在疏離的親情裡，守住最基本的相待與理解。
不是因為能改變什麼，而是因為我們願意留下，陪他們面對那些無法改變的一切。
社工小語｜
如果你也曾在工作中面對親情疏離、資源有限、制度掙扎，你會怎麼做？
歡迎留言分享你曾經陪伴過的「最後旅程」。
也許我們都不是解方，但我們願意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