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國與世界都蒙受巨大衝擊。在現實場域，不論邊境政策或「對等關稅」，特朗普衝擊波持續發威，就連學術界也未能倖免：白宮持續縮減公共科研資金，懲罰「存在意識形態偏見、未妥善應對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大學，這場風波最後演變為哈佛等高校與政府的劇烈對峙。
而以上種種也在理論場域激起波瀾，尤其是國際關係。特朗普對於多邊主義、國際組織、全球化毫不遮掩的敵意，以及對美國優先、MAGA議程的積極推動，都在國際關係學界激起辯論，不少學者為此探問：自由國際秩序是否已經終結？全球化又將走向何方？而這些探問本身，似乎又與國際關係圍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的經典辯論相共鳴，呼喚著當代對話的推陳出新。
5月15日，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國際關係大師講座」，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亦參與協辦，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衛·雷克（David A. Lake），以「國際關係學的歷史」為題，講述現實政治、學界互動，如何推動國際關係理論的迭代變遷。
雷克既是美國政治學會暨國際研究學會前會長、國際政治經濟學會創辦人暨主席，也在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發表大量經典著作，包括《國際關係中的層級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間接統治：美國國際層級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國大學通用政治學教科書《世界政治：利益、互動與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五篇，本篇為第五篇，聚焦現場問答後半段。
提問四：近期的市場動盪無疑讓許多人感到迷惘。隨著國際儲備日益轉向歐元和其他貨幣，人們顯然對於未來走向抱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您認為這是走向多極化國際體系的早期跡象，或只是美國主導地位的暫時挫折？
雷克：關於貨幣，其實美元依舊是焦點（focal point）。當然，不斷有聲音主張，歐元、人民幣可能會取代美元，但直到現在，幾乎所有交易都還是以美元計價，因此我不會太聚焦新貨幣取代美元的討論。
我認為更大的問題是，在這波國際經濟格局重整的過程中，美國還是不是各方信賴的經濟領袖？這是更棘手的問題。市場動盪是特朗普決策的結果，而我們對其中的不確定性知之甚少。沒人知道特朗普在想什麼、或者他為什麼這麼做。幾周前，我們有個小組討論，一群貿易專家參加與談，我主持了會議，小組裡幾乎每個人都坐著搔頭表示：「我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做。」這就是不確定性所在。沒人清楚特朗普的目標是什麼、他試圖實現什麼、未來又會如何發展，而比其他任何事，都更能削弱人們對美國的信心，也會削弱美國的經濟地位。且這究竟只是暫時現象、到了2028年我們又能重回「正常世界」，或者這一趨勢會持續下去，目前還很難斷定。
但如果相關趨勢持續，美國的地位無疑會被削弱。這未必會以「美元衰弱」的形式呈現，當然美元也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衰弱，但關鍵還是人們可能因為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以及隨之而來的不信任感，而紛紛對美拉開距離，開始發展獨立於美國的貿易網絡。
提問五：當前美國的學術自由遭受攻擊，特朗普正對哈佛大學、其他長春藤高校開戰。作為一位在美國教授國際關係和政治學多年的學者，您與同行學者間的對話有沒有受影響？您會擔心嗎？
雷克：我非常擔心，但比起擔心特定對話，我更擔心大學文化。其實政治學者間不太常談論政治議題，反而更常討論理論、實證檢驗等話題，而不是圍坐在午餐桌上討論日常事件。
但課堂討論確實受到壓制，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言論更加謹慎。當然，不同學科所受影響不同，在物理、科學領域，我認為人們並不特別擔心課堂討論；在社會科學領域，我們專注理論和實證趨勢，當然可能會有人會誤以為我在課上評論時政，但事實上我所做的並非發表意見，而是試著連結理論與證據；在人文學科，課上氛圍或許就更緊張。
而對大學來說，更大的影響無疑是財務層面。特朗普的作法，其實對終身職教授影響不大，卻會對大學的財務狀況產生毀滅性打擊，包括撤銷政府撥款、限制管理資金。當然，言論自由是一個問題，但更大的影響還是在大學的財務層面，除非政策有所逆轉，否則這將徹底改變美國高等教育的財政模式。
提問六：您會不會覺得，談論國際關係史時，只追溯至西發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又譯威斯特伐利亞）、或西發利亞體系的建立，其實相當荒謬？劍橋大學的薩拉科爾（Ayşe Zarakol）教授有一本著作《在西方之前：東方世界秩序的興衰》（Before the West: The Rise and Fall of Eastern World Orders），她就將國際關係史追溯到「成吉思汗王朝」（Chinggisid）的成形，也就是元朝、明朝時期。在我看來，如今的國際關係理論充斥美國、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特色，您對「非西方」（non-western）或「後西方」（post-western）範式的觀點有什麼看法？
雷克：我開宗明義就說，這是一部「以美國為中心」的歷史，事實也的確如此。西方理論包括歐洲發展的眾多學說，正如你所說，是始於西發利亞的主權觀念，以及國家體系是由主權單位組織起來的論述。而我們之所以關注這個論述，是因為這個系統已經主導了國際體系。
1984年，英國學派的創始人布爾（Hedley Bull）就與沃森（Adam Watson）合著出版了《國際社會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書中所謂「社會」，指的就是西發利亞體系。顯然，這個體系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單元特徵，至少在我們開始理解世界時就是這樣。
薩拉科爾的作品很吸引人，其他還有像古代中國在東亞的政治體系、非洲的政治體系等，研究這些歷史體系能夠啟發我們的想像力，促使我們去想像世界可能有所不同。但到頭來，它們不是我們當今生活的世界，西元1000年到20世紀初的歐亞大陸，也不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空。
當然，這些研究確實開拓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去思考不同的歷史結構，以及它們的演化與興衰。因此我絕不會聲稱其他體系毫無參考必要，但我想說的是，以1648年（《西發利亞和約》的簽署年）為起點、將國家視為國際政治的原始單位，並非完全不正確。
我們可以用任何理論假設世界，理論的核心也總是包含一系列關於世界的假設，西方理論、北美理論、美國理論，無論你怎麼稱呼，確實都假設國家是分析單位，事實也證明這種假設相對有用。
到了1970年代，越來越多研究關注「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以及「國際社會行為者」（international social actors）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例如基歐漢（Robert Keohane）與奈伊（Joseph Nye）從1970年代初發表的一系列著作。
顯然，隨著學者們體認到其他行為體的作用，以國家為分析單位的假設正被慢慢打破，企業、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扮演的角色與日俱增。即便我們仍固守國際政治始於西發利亞的假設，卻也對其運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提問七：全球事件推動了國際關係理論的進展，正如近來的各種發展：美元、美國國債、關稅，一切都與國際政治相互交纏。您認為，依照這個趨勢，國際政治經濟學（IPE）與國際關係理論會不會在未來合流（convergence）？
雷克：我不確定兩者真的有巨大分歧。在我看來，國際政治經濟學始終是國際關係領域的核心，我初出茅廬時就是國際經濟學者，第一本專書就是研究貿易與貿易政策，所以我始終把國際政治經濟學視為國際關係領域的一部分。
兩者之所以會有分歧，我想是因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根植於國內政治，以及國際經濟如何造成同一社會群體的內部分化、也就是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再來就是這種分化又如何反映到政策中。國際政治經濟學對貿易融資、跨國投資如何影響任何國家內部的不同群體，建構了很好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並傾向關注開放經濟政治學（open economy politics，OEP）。但如果在宏大理論（grand thoery）層面，或在檢視大國競爭的層面，這些文獻就往往忽略國內政治，例如傳統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學者，就對國內政治隻字不提。
這是兩者分歧所在。不過展望這個領域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我認為國內政治的角色會越來越重要。例如我剛才提到的開放式問題：中美競爭存在哪些利害關係？在這個問題上，國內政治就是美國局勢的核心，你或許不能完全理解特朗普，但你無法在不考慮國內政治的前提下，理解圍繞特朗普的政治關係。即便我們探索中美關係的未來，也必須某種程度上引入國內政治，而這正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過去幾十年來，一直耕耘的場域。
因此我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子領域，並沒有全然脫離國際關係的整體，反之，是融入到了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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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