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國與世界都蒙受巨大衝擊。在現實場域，不論邊境政策或「對等關稅」，特朗普衝擊波持續發威，就連學術界也未能倖免：白宮持續縮減公共科研資金，懲罰「存在意識形態偏見、未妥善應對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大學，這場風波最後演變為哈佛等高校與政府的劇烈對峙。
而以上種種也在理論場域激起波瀾，尤其是國際關係。特朗普對於多邊主義、國際組織、全球化毫不遮掩的敵意，以及對美國優先、MAGA議程的積極推動，都在國際關係學界激起辯論，不少學者為此探問：自由國際秩序是否已經終結？全球化又將走向何方？而這些探問本身，似乎又與國際關係圍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的經典辯論相共鳴，呼喚著當代對話的推陳出新。
5月15日，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國際關係大師講座」，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亦參與協辦，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衛·雷克（David A. Lake），以「國際關係學的歷史」為題，講述現實政治、學界互動，如何推動國際關係理論的迭代變遷。
雷克既是美國政治學會暨國際研究學會前會長、國際政治經濟學會創辦人暨主席，也在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發表大量經典著作，包括《國際關係中的層級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間接統治：美國國際層級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國大學通用政治學教科書《世界政治：利益、互動與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五篇，本篇為第四篇，聚焦現場問答前半段。
雷克：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新冷戰」會影響人們對國際關係的思考與研究，雖然如何影響目前還很難說，畢竟我們都當局者迷，就像沃爾茲也不接受自己的國際政治理論受到一絲批評。
我們沒有預測到1990年與1991年的變化，沒人預見冷戰會如何結束，也沒人預見它會如何影響理論，而認為冷戰終結對建構主義產生巨大影響、引入新賽局理論，並讓學界關注國家所做的選擇、而非結構所框限的行為，這些其實都是後見之明。同理，因為當下我們也正身處變局，「新冷戰」的真實影響其實不那麼容易觀察。
但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現實主義作為範式（paradigm）的復興。這也是政策圈大多數人的觀點：接受了競爭是全球政治固有的簡單概念，並以此作為政策基礎。我認為中美雙方都是如此，都認為衝突不可避免。
如前所述，現實主義依舊活躍，例如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在2001年出版了《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這本書。在他的底層邏輯內，現實主義是正確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美國應該先下手為強，直接掐死中國這個「搖籃裡的嬰兒」。這是一種簡單的表述，也是一種簡化的主張，完全忽略了理念（ideas）與選擇（choice）在國際政治的作用。反之，中國也接受了這種說法：美國正在圍堵中國，正如米爾斯海默所建議的，「殺死搖籃裡的嬰兒」，所以美國將持續侵犯中國的發展能力。
於是在美國對中國懷有敵意，中國也對美國懷有敵意的情況下，雙方的敵意螺旋持續上升。事到如今，這些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並在雙方的政策界都佔有一席之地。而米爾斯海默的觀點之所以能在政策圈受到重視，是因為他說出了決策者想聽的話，並強化了他們關於世界本質的概念性觀點。但其實這套說法並非完善理論，也缺乏實證基礎，不過從結果來看，現實主義確實有所復興。
至於新冷戰會如何發展，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大哉問，也能為學界帶來新觀點與想法。最關鍵的，或許就是中美到底各自要什麼、這些目標能否相容，但在我們身處持續上升的敵意螺旋時，其實無法很好的回答這個問題。
提問二：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您剛剛提到，沒有迫切深入探討國際關係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或理論辯論的必要，您也強調中層理論（mid-level theory）、個體層面的理論，或許這是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下一步，正如學者們也提到，多元化或對話可能是國際關係的下一個發展方向。您是否認為，這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終點？未來美國、亞洲、台灣的各地學者們，是否就不再需要探尋國際關係知識生產的核心內裡？第二，學者們也持續耕耘國際關係理論的不同維度與多樣性，例如有學者試圖建構非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視角，或是從全球南方國家的角度出發，您怎麼看這一趨勢的前景？
雷克：宏大理論（grand theory）很常被與範式一起通稱，但範式本身並非理論。
以沃爾茲的名著《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為例，他的論證非常清晰：權力平衡的形成，往往是因為國際是無政府狀態、且由渴望生存的個體組成。從這兩個假設出發，沃爾茲推斷權力平衡將會出現。而這個論述與兩個假設本身，都與現實主義密切相關。
但其實從這兩個假設出發，也可以導出各國合作建立制度、建立集體安全的結果。例如鮑威爾（Robert L. Powell）就寫了一系列文章，證明從相同的假設出發，你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預測結果。這不代表著前述推論是錯的，卻意味著推論本身是不足的，而這些不同結果的預測不該發生在同一個理論內。這意味著你需要對世界進行額外假設，才能做出預測。
因此範式一直在引導觀點，現實主義其實就像哲學方法：你認為世界是競爭性的嗎？這是一個強權即公理的霍布斯式（Hobbesian）世界嗎？以上都是對看法與觀點的引導，但不是理論，因為你無法驗證它，所以其實更像信仰。
而我們對宏大理論的辯論時常陷入這種「神學討論」（theological discussion）的陷阱，爭辯哪一套關於世界的假設才是正確的，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洛克（John Locke）還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政治理論家們已經就此爭論好幾百年，但沒有任何解決方案。
當然，這些差異確實激發出許多範式化思考或宏大理論，但人們還是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範式會影響理論發展，但學者也需要在範式中添加大量內容，才能真正進行預測。
因此我認為就範式進行辯論，基本是在浪費時間，學界近年真正取得進展的，還是在中層理論這個領域。這些理論試圖理解特定現象，從而減少公眾和學術界的爭論。例如，我們已經理解為何民主國家間不會爆發戰爭，這有實證基礎、完善理論進行支撐。但這究竟是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誰知道呢？我們又為什麼要在意呢？
其他領域也是如此。我們或許不能摸清特朗普（Donald Trump），但我們已經對貿易政策有了大量知識積累，至於這是自由主義、建構主義或現實主義？不重要，但只要你告訴我，你正從事哪個行業，我就可以回答你，你會更偏好保護主義或自由貿易。
而這些問題，其實都超越了範式之爭，且學界的相關研究不斷推陳出新。這就是我想說的，我認為國際關係領域正朝這個方向發展，我自己也提倡這種以問題為導向的理論，且這些理論能針對你想理解的主題量身訂做。
至於非西方或全球南方視角的國際關係理論，現在還是相對較小的學者群，但我認為未來應該會繼續發展壯大。不過對我來說，這派似乎還缺一些理論深度，內容往往太過瑣碎，或許可以從一些日常題材中稍微抽離。不過重點是，這些聲音大多來自美國之外，為對話帶來了新聲音，不過這確切能做出什麼貢獻，我目前也還不清楚。
提問三：回顧歷史，您認為兩個霸權國家有可能和平共處、甚至進行合作嗎？目前圍繞著中美暫停加徵關稅，已經有許多討論，許多台灣人也對中美能親密和平到什麼地步感到不安，甚至擔心台灣被當成談判籌碼。兩個強大的霸權國是否真的能夠和平共處？
雷克：這是與當下息息相關的問題。不幸的是，歷史上多數大國之間的權力過渡，都充斥暴力，或至少經過冷戰。當然，也有和平交接權力的案例，最著名的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與美國。
在整個19世紀，英國都是拉丁美洲的霸主。之後隨著美國成長與發展，後者開始接管西半球的角色，美英兩國也為此不斷過招，過程當中出現一些摩擦，但最終達成了和平過渡：英國退居二線、成為第二大國，而美國則成為拉丁美洲的霸主。而過程當中最棘手的部分，就是1895年的委內瑞拉邊境危機，當時美國和英國幾乎開戰，但最終還是避免了戰爭。美國堅持其主張，英國也承認談判結果，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案例，證明權力的和平過渡其實是可能的。
但這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為美英在該地區有著相對相似的利益：兩國都想要貿易、希望有穩定的財政狀況來償還貸款，也希望進行投資，尤其是在農林礦等原物料上。而正是因為兩者擁有共同利益，所以願意共同努力，實現和平過渡。
但其他的歷史性過渡，就相對緊張。一來是彼此利益的互不相容，例如德國在二戰中試圖稱霸歐洲大陸，就明顯不受其他國家歡迎，德國與後來成為同盟國的國家間，在利益上存在著根本的不相容性；二來是因各種錯誤政策催生誤解，導致了原本可以避免的衝突和緊張局勢反覆發生，至少這是針對美蘇冷戰的主流「修正主義式」看法，也就是斯大林（Joseph Stalin，又譯史達林）的舉動讓美國誤會，反之亦然，最後雙方陷入惡性循環，衝突不斷升級、誤會成了現實。有些學者認為冷戰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但也有學者主張，這是源於一系列誤解。
那麼中美現在是什麼狀態？兩個佔據主導地位的大國，是否就像過去的英美，彼此利益可以相容？又或是具有不可避免的分歧，就像冷戰期間的美國與蘇聯？如果是這樣，雙方衝突是否可以避免？或是會隨著誤會不斷加深，導致雙方陷入原則上本可避免的惡性循環？
答案就像我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所說，中美之間的狀態目前還無法下定論，這對我來說是懸而未決的大哉問，但我擔心我們正陷入誤解的螺旋（in the spiral of misunderstanding）：中國認為美國試圖圍堵自己，因此採取更強硬的外交政策，而這又強化了美國的觀點，認為中國的發展目標帶有擴張主義，最終導致了貿易戰等一系列衝突。
而一系列誤解是否能夠避免，這是開放性問題。但在我看來，關鍵還是箇中利害關係如何、雙方的共同利益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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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