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阿陶正式從英國搬回來的那天，是下雨的。那種黏在皮膚上、台北特有的梅雨，像一層濕濕的回憶，鋪在他肩膀上。
「你怎麼沒叫車？」我問他，接過他那只看起來像歷經戰爭的行李箱。「想走走。畢竟……離開了。」
我們走過台北車站的地下街，經過某家還在賣鹹酥雞的攤子時，他突然停下來。
「這家還在耶。」
我笑：「你以為這四年是什麼？連政黨都沒有輪替耶？」
他沒有笑，只低頭說：「有些人一離開，就會想太多。以為時間改變了全部，結果台北根本沒變，只是你自己變得不認識了。」
後來我們去了一家新的黑膠唱片咖啡廳，名字非常偶像劇。咖啡廳裡很暗，有點像他以前英國住的宿舍那樣的昏黃光線，牆上貼著Nirvana的海報，還有一排寫滿手寫歌詞的便條紙。
「在倫敦的時候，每天上下學都會經過一座橋，那個橋下有個畫畫的老頭。他畫了一年，從來沒畫完。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我不想把記憶蓋上句點。」
我聽著，有點恍神。他突然問：「你記得我走之前，你寫給我的那張紙條嗎？」
我當然記得。
「別讓那些不理解你的人，讓你變成不是你。」
那張紙條，我當時摺成一隻鶴，放在他行李的側袋裡。他卻把它留了四年。
「那是我最難過的時候唯一的支撐。」他說。
我沒說話。那種四年沒見，卻又像昨天才分開的熟悉感，讓人心裡癢癢的。不是痛，也不是甜，就是一種介於習慣與錯過之間的未完成。
那天晚上，我們在我哥家聚會。長谷川也來了，還是老樣子，一進門就對著阿陶說：「你看起來沒變耶，連失眠的黑眼圈都跟我記憶裡一模一樣。」
阿陶笑：「妳也是，還是嘴巴毒得可愛。」
「可愛就好。」長谷川俏皮地挑眉，「你終於學會怎麼誇人了。」
吃完飯，我們在陽台聊天。我哥在裡頭大聲放著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只有我、阿陶和長谷川在外面，喝著啤酒，看夜空像一碗沒撒糖的黑糖粉粿。
不知過了多久，長谷川消失在樓梯間的影子裡。留下我們兩個。
「你真的知道你想要什麼嗎？」我問阿陶。
他沉默了一會，然後點頭。
「我不知道未來在哪裡，但我知道現在想留在你身邊。」
我心裡一震。
「世界末日都要來了，最後當然要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度過！」阿陶乾乾的再補了一句，雙手摟了一下我的肩膀。
不是轟然，不是浪漫爆炸，而是一種細水長流的踏實。就像四年前的那張紙條，終於在今天，有了回信。
夜深了，他走之前問我：「你覺得，我還適合這座城市嗎？」
我看著他那頭彷彿還沾著英倫霧氣的頭髮，笑著說：「你不適合這裡，這裡也不適合你。但有些地方不適合，卻值得停下來一陣子。」
他點頭：「那我就當作，是一份還沒做完的回家作業吧！」
但，其實我沒有說出口的是，接下來我又要飛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