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1971年真實刑案
雨點敲打著窗戶，像無數細小的指節在叩問。2025年深秋的這個潮濕夜晚，我，張介安，在父親張明哲書房那盞光暈昏黃的老檯燈下，指尖撫過一本硬殼筆記本的封面。深藍色的布面早已泛白，邊角磨損得厲害，散發著陳舊紙張與淡淡霉味混合的氣味。父親的記者生涯，濃縮在這滿滿一書櫃的採訪本裡，如同沉入時間深海的錨。我隨手抽出的這本，封底內頁一行褪色鋼筆字猛地刺入眼簾：「民國60年冬，台南學甲鄭宅血案。未竟之事。」日期是1971年。學甲？鄭宅？我這二十年跑過無數社會新聞線，卻從未聽聞這樁「血案」。心頭莫名一緊，彷彿觸動了父親埋藏半個世紀的遺憾開關。
翻開內頁，密密麻麻的藍黑墨水字跡，夾雜著幾張泛黃的剪報和手繪的簡陋現場位置圖。父親的字跡，蒼勁中帶著年輕時的急切。報導主角是個名叫鄭永福的男人，經營著一家小漁具行。1971年12月4日那個寒夜，他位於學甲鎮郊的磚造平房，成了人間煉獄。鄭永福、他年邁的母親鄭林好、妻子王美雲，以及年僅八歲的小女兒鄭雅雯，一家四口，無一倖免。手段殘暴，近乎虐殺。剪報上冰冷的鉛字描述著現場：「…屋內血跡斑斑，慘不忍睹…凶嫌手段凶殘…」旁邊，父親用紅筆重重圈出了一個名字：林國雄——鄭永福的小舅子，王美雲的親弟弟。
「據鄰居陳述，」父親筆記寫道，「林國雄（時年廿五歲）與姐夫鄭永福因漁具行合夥財務糾紛，長期不睦。案發前數日，兩人曾在店內激烈爭吵，林國雄揚言『要讓鄭家後悔』，聲傳戶外。」筆記的空白處，父親用更小的字體補註著疑點：「動機僅為錢財？衝突頻仍，為何獨此夜驟下殺手？是否有更深的隱情或外力介入？」 我彷彿看見年輕的父親，頂著那個年代記者常見的平頭，眉頭緊鎖，在煙霧繚繞的報社編輯室裡反覆推敲這些字句，指尖被廉價香菸熏得焦黃。
警方很快鎖定林國雄。案發翌日凌晨，他渾身濕透，神情恍惚地在台南市區被巡邏警員發現。筆記裡貼著一張翻拍的黑白照片，一個瘦削的年輕人被兩名警察架著，頭深深低下，看不清表情。父親引用當時承辦此案的資深刑警「老吳」（化名）在非正式場合的感嘆：「抓到他時，整個人像被抽掉魂…問什麼都點頭，眼神是空的。說『人是我殺的』，很平靜，平靜得讓人發毛。」林國雄供稱，因積怨爆發，當晚潛入姐夫家理論，衝突中「失去理智」，持屋內尋得的鐵鎚、柴刀行凶。警方宣佈迅速破案。
然而，父親的筆記並未停在此處。他用紅筆在「失去理智」四個字下狠狠劃了兩道線，旁邊打了個巨大的問號。他訪談了當時未被警方深入調查的關鍵人物——鄭永福的合夥人，漁產合作社（化名）的理事李金財（化名）。李金財對父親透露：「永福出事前幾天，心神不寧，跟我提過一筆糊塗帳，說合作社那邊有人（指林國雄經手的一筆款項）對不上，數目不小，他逼問國雄，國雄支支吾吾…後來就吵起來了。」李金財欲言又止，最後只說：「國雄那孩子…以前不這樣的，會不會是…被人帶壞了？或者，逼急了？」「被人帶壞」、「逼急了」——父親在旁邊重重寫下這幾個字，又圈了起來。他懷疑林國雄背後是否有人指使或牽涉更複雜的利益（例如合作社的帳目問題），但這條線索，在當時「凶手已認罪」的氛圍下，似乎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筆記最後幾頁，字跡愈發潦草，充滿無力感：「關鍵證詞未獲深入追查…偵查方向過早收束…速審速決之勢已成…真相恐永埋於司法程序與時光塵埃之下。」
我闔上筆記本，冰涼的觸感貼著掌心。父親「未竟之事」四個字，沉甸甸地壓在心口。他當年服務於「正聲晚報」（化名），或許受限於時代環境與媒體資源，無法深挖。如今，二十年記者生涯磨鍊出的直覺告訴我，這案子底下有未曾翻動的淤泥。
循著父親筆記裡模糊的線索，我驅車南下，重返早已物是人非的學甲。鄭家舊址如今是一片雜草叢生的荒地，鄰近蓋起了嶄新的社區活動中心。幾經輾轉，在學甲老市區一條窄巷深處，我找到了當年慘案的「第一發現者」——已經九十高齡、滿頭銀髮的周水木老先生（化名）。他坐在藤椅上，午後的陽光斜斜照進昏暗的客廳，空氣裡浮動著塵埃。
「鄭家…唉…」周老伯渾濁的眼望向虛空，聲音沙啞如砂紙摩擦，「那晚…風很大，吹得窗戶咿咿呀呀響…我起夜，聞到…聞到風裡有股鐵鏽味…」他乾枯的手微微發顫，「我推開鄭家的籬笆門…門沒鎖…客廳燈還亮著…就看到…」他猛地閉上眼，喉頭滾動，說不下去了。許久，才喃喃道：「造孽啊…國雄那孩子…以前見了人會靦腆笑，幫他姐扛米…怎麼就…」 我輕聲問：「老伯，您記得案發前，有沒有見過什麼陌生人找過國雄？或者…合作社的李金財先生？」 周老伯皺眉思索，緩緩搖頭：「金財…有陣子是常來和永福談事情，臉色都不太好…陌生人？」他努力回想，「好像…案發前一兩個禮拜，是有個穿西裝、頭髮抹得油亮的生面孔，在巷口跟國雄講過話…國雄看起來…很緊張的樣子。」「油亮頭髮的西裝男」——這在父親的筆記裡完全沒有記載！我追問細節，老人卻只搖頭：「太久了…記不清臉了…只覺得那人…不像我們這裡的。」
告別周老伯，我立刻轉向父親筆記中的關鍵人物——已退休多年的前漁產合作社理事李金財。幾番周折，終於在台南安平區一處靜巷的宅院裡見到了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他坐在輪椅上，面容清臞，眼神卻依舊銳利。當我表明身份，提到父親張明哲的名字和那本陳舊筆記時，他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張記者…你父親…是個認真的人。」李金財的聲音低沉而緩慢，帶著歲月的鏽跡，「當年他來找我…問了很多。有些話…當時不能說，也不敢說。」他示意照顧他的外勞離開客廳，屋內只剩下我們兩人，空氣彷彿凝固了。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不會再開口。終於，他抬起眼，直視著我：「永福發現合作社那筆對不上的帳…數目不小。他認定是國雄手腳不乾淨，逼得很緊，說要告官，讓國雄去坐牢。」老人嘆了口氣，充滿無奈，「國雄走投無路…來求過我。我…我當時自身難保，也怕合作社的醜聞爆開…只能暗示他…或許…該去『求求』能幫他『解決問題』的人。」「解決問題」？我的心猛地一沉。
「你是指…」我謹慎地追問。
李金財的目光飄向窗外，聲音壓得更低：「鎮上…當時有個叫『海龍會』（化名）的…他們放款，也『處理』麻煩…」他沒有再說下去，但那未盡之言像冰冷的蛇纏上我的背脊。他搖搖頭，臉上刻滿了深沉的悔恨與疲憊：「後來…就出事了。太快了…快得讓人反應不過來。警察很快抓了國雄…案子就這樣定了。誰還敢多嘴？多說一句…可能就是下一個鄭家。」他閉上眼，靠在輪椅背上，彷彿用盡了所有力氣，「你父親…嗅到了不對，但那個時候…『海龍會』的人…放話了。報社也有壓力…」他睜開眼，眼神裡有種看透世事的悲涼，「你現在查？太遲了…那個油頭西裝的，是『海龍會』的帳房，叫阿坤（化名）的，早十幾年就肝癌死了。所有線索…都跟著人進了棺材。」 最後一句話，像一塊巨石，重重砸在我心頭。
回到台北，我抱著最後一線希望，申請調閱當年完整的司法卷宗。檔案管理員搬出幾個厚重的、落滿灰塵的硬紙盒。「鄭宅滅門案…民國60年…」他戴著白手套，翻找著泛黃的目錄，「哦，在這裡。不過…」他抬頭看我，帶著一絲歉意，「這些非常早期的卷宗，有些附件…特別是當年非主要偵辦方向的雜項筆錄、訪查紀錄…在幾次檔案移轉和庫房淹水後…遺失了不少。」他遞過來的卷宗，果然顯得單薄。林國雄清晰得近乎機械的自白書、現場照片、幾份主要證人的筆錄…都在。唯獨缺少了父親筆記中提到可能對林國雄不利的「合作社帳目爭議」細節記錄，更沒有周老伯和李金財口中指向「海龍會」或「油頭西裝男」的任何蛛絲馬跡。那些可能證明林國雄是否被脅迫、或指向幕後真正黑手的旁證，如同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從歷史的檔案中精準地抹去。李金財那句「太遲了」，在我腦海中轟然迴響。
坐在父親曾經伏案疾書的書桌前，檯燈依舊昏黃。那本深藍色的筆記本攤開在桌上，父親寫下的「未竟之事」和那些觸目的紅筆問號、圈畫，刺痛著我的眼睛。五十四年過去了，鄭家四口的血早已滲入台南學甲那片土地，無聲無息。林國雄，這個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名字，他究竟是喪心病狂的屠夫，還是被債務與黑勢力逼入絕境、進而被推出來頂罪的棋子？抑或兩者皆是？父親窮追不捨卻被迫止步的疑點——那筆神秘的合作社爛帳、李金財含糊的「暗示」、「海龍會」若隱若現的陰影、還有周老伯記憶裡那個詭異的「油頭西裝男」——所有的線索，都指向案中案的可能，卻都在半個世紀的時光沖刷與人為的沉默（或湮滅）下，斷得乾乾淨淨。
真相，或許永遠埋葬在1971年那個血腥寒夜與隨後的層層迷霧之中。法律上的「結案」，並不等同於抵達了真實的核心。作為記者，我能做的，竟是如此有限。我拿起筆，不是為了寫一篇揭開真相的爆炸性報導，而是開始一字一句地，將父親那本褪色的筆記本內容，連同我這短暫追尋所得的碎片——周老伯顫抖的講述、李金財充滿悔恨的暗示、以及檔案中那片刺眼的空白——全部輸入電腦，仔細存檔。每一個字鍵入，都像在填補時間鑿出的深坑。窗外，台北的霓虹冷漠地閃爍，而我眼前的螢幕光，微弱卻固執地亮著。父親的「未竟之事」，我依然無法完成。但至少，這些疑問、這些被塵封的細節、這些指向深淵的隱晦線索，不該就此徹底消失。它們需要被記錄，以最原始的面貌保存下來。
保存，是另一種形式的抵抗。抵抗遺忘，抵抗時間對真相那無情的稀釋。或許在未來某個不可知的時刻，當新的碎片偶然浮現，這些凝固的文字能成為重新拼圖的一塊基石。我將檔案加密，命名為「學甲疑雲—張明哲、張介安筆記」。關上電腦，書房重歸寂靜，只有父親書櫃裡那些排列整齊的舊採訪本，在昏暗中沉默佇立，像一群無言的見證者。我知道，這份沉重的遺產，已悄然交棒。無解的疑問本身，亦是歷史真實的一部分，值得被銘記。
後記：塵埃的重量
鍵入最後一個句號，將那份命名為「學甲疑雲—張明哲、張介安筆記」的檔案加密存妥，我關上電腦，書房瞬間陷入一種過於沉重的寂靜。窗外，台北的夜依然喧囂流淌，霓虹燈光無聲地切割著玻璃，映照著書桌上那本深藍色、封面磨損的筆記本。父親張明哲的筆記本。
距離那個在父親書房無意間翻出這本塵封筆記的潮濕秋夜，已過去數月。這幾個月裡，我彷彿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牽引著，重走了父親半個世紀前在台南學甲那條充滿疑雲與血腥氣味的未竟之路。四十五歲的我，二十年記者生涯自認見過不少世面，剖析過人性明暗，卻從未像這次追尋一樣，被一種深沉的無力感與歷史的寒意如此緊緊攫住。
父親筆記本裡那些褪色的藍黑墨水、急促的紅筆圈畫、巨大的問號，以及「未竟之事」那四個沉重如鉛的字，不再只是紙頁上的符號。它們化作了九十歲周水木老伯顫抖的嗓音裡描述的「風中的鐵鏽味」；化作了輪椅上的李金財老先生眼中那抹複雜難言的悔恨與恐懼；化作了檔案室裡那些遺失頁碼的刺眼空白，以及卷宗中林國雄那張模糊黑白照片裡，低垂頭顱下看不見的眼神。
我終究未能解開父親當年的疑惑，也未能為那湮滅在1971年寒夜裡的鄭家四口——鄭永福、鄭林好、王美雲、小雅雯——討回一個更清晰、更完整的真相輪廓。李金財口中那個「能解決問題」的「海龍會」、周老伯記憶裡巷口那個讓林國雄緊張的「油頭西裝男」阿坤，這些指向幕後可能的幽靈，早已隨著當事人的死亡或沉默，徹底消散在時間的洪流中。司法檔案裡關鍵線索的遺失，像一道無法跨越的斷崖，冰冷地宣告著某種終結。
林國雄，這個背負滅門血案罪名伏法的人，他臨死前那「平靜得發毛」的認罪背後，究竟藏著什麼？是單純被財務糾紛與憤怒吞噬理智的瘋狂？還是被無形黑手脅迫、利用，最終推上斷頭台的絕望棋子？抑或，是兩者交織釀成的悲劇？這個問題，如同父親當年重重劃下的紅線和問號，依舊懸在半空，沒有答案。法律程序畫下的句點，並未真正終結縈繞在知情者心頭、沉澱在歷史縫隙裡的巨大疑問。
那麼，我耗費心力整理父親的筆記、南下走訪、調閱殘缺卷宗，將這些零碎的、充滿疑點的、最終指向死胡同的線索，鉅細靡遺地記錄存檔，意義何在？
坐在父親當年可能坐過的位子，看著這滿櫃他留下的採訪筆記，我忽然明白了。
真相，有時就像沉入深海的船骸，被層層淤泥覆蓋，被時間侵蝕，被刻意遺忘。並非每一次追尋，都能打撈起完整的殘骸。記者手中的筆，也並非萬能的手術刀，總能精準剖開所有謎團。父親窮盡當年的力量未能做到，我擁有更多資源的今日，依然未能做到。
然而，「記錄」本身，就是一種對抗。對抗遺忘的必然，對抗時間對細節無情的稀釋，對抗那些可能存在的、意圖讓某些事物永遠沉入黑暗的力量。將父親的疑問、他的觀察、他的無力感，連同我重新挖掘出的蛛絲馬跡——周老伯的恐懼、李金財的暗示、檔案中那片刺目的空白——一併保存下來，就是將這些「未竟之事」的份量，原原本本地承載下來。這些文字，是歷史迷霧中的路標，標示著此處曾有過巨大的傷痛與未解的謎題；它們是凝固的疑問，提醒著後來者：此案，並非表面那般簡單；此處，曾有暗流洶湧。
我無法完成父親當年的心願，為「學甲鄭宅血案」蓋上一個真相大白的印章。但我至少能將他點燃的火種，連同我拾撿的柴薪，一併封存於此。讓這份沉甸甸的疑惑，這份指向深淵卻又無路可進的挫敗感，得以以最原始的姿態留存。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當新的證據偶然浮現，當某個塵封的角落被不經意地照亮，這些凝固的文字能成為重新拼湊圖景的一塊基石，讓後來的追尋者少走一些彎路。
新聞工作的意義，有時不僅在於揭示已知的答案，更在於誠實地面對那些「未知」與「未解」，並勇敢地將它們標記出來。真相或許永恆地殘缺了，但追尋的過程、記錄的堅持，以及對「未竟之事」的敬畏本身，構成了另一種真實，一種關於歷史複雜性與人性幽微的真實。
父親的筆記本靜靜躺在桌上，像一塊來自過去的碑石。而我的硬碟裡，那份加密檔案靜靜躺著，是一塊指向未來的路標。它們共同承載著一份無法卸下的重量——那是塵埃的重量，也是真相殘片與永恆疑問的重量。
張介安
西元二零二五年 夏 記於台北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