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泰源：沉默卷宗裡的槍聲》

改編自1970年真實刑案

2025年，我整理恩師遺物時發現1970年泰源事件的秘密筆記。

五名政治犯為奪取武器殺死兩名管理員的瞬間，成為戒嚴法下無可辯駁的殺人鐵證。

軍事法庭的審判如快刀斬亂麻，辯護律師甚至無法見到當事人。

恩師在筆記邊緣顫抖著寫下：「程序即正義，程序死，正義亡。」

四十年後，當我循著線索找到當年唯一健在的辯護助理，老人渾濁的眼中映著台東未散的海霧：

「他們只想奪槍，沒想殺人……但誰會在乎？」

卷宗深處，一張泛黃的看守所輪值表上，兩個被紅筆圈出的名字旁，赫然還有第三個未被調查的名字。

抽屜深處那股混合著舊紙張、南方潮氣與時間塵埃的味道，在2025年五月這個悶熱的午後，猝不及防地撞入我的鼻腔。恩師吳明遠教授離世五年，師母終於決定清理他那間堆滿書籍與雜亂手稿的書房，電話裡的聲音帶著如釋重負的疲憊：「介安，你是他最看重的學生，這些……或許對你有用。」

紙箱沉重。大部分是泛黃的專業期刊、夾滿各色便籤的法律專著，字裡行間爬滿恩師嚴謹又時而鋒利的批註。直到我翻到箱底，一個毫不起眼的牛皮紙檔案袋，邊緣磨損得起了毛，用一根褪色的棉繩潦草繫著。封面上沒有任何文字，只有吳教授那手辨識度極高的、力透紙背的行楷，寫著一個年份：1970。

心臟像是被一隻冰冷的手攥了一下。1970，那是一個屬於禁忌、高壓和鐵幕陰影的年代。我解開棉繩，手指竟有些微顫。裡面沒有正式文件，只有一本薄薄的、硬殼封面已斑駁脫落的筆記本。翻開扉頁，一行稍顯潦草的字跡映入眼簾：

泰源觀察紀略——吳明遠 絕密

「泰源」……這個地名像一枚燒紅的鐵釘，猛地燙進我的記憶深處。那個在台東海岸線旁、被高牆和鐵絲網禁錮的島嶼監獄，那個在戒嚴年代諱莫如深、只存在於歷史夾縫和長輩壓低聲音的片段講述中的名字——泰源事件。恩師竟然參與其中？還是以「觀察員」的身份？一股寒意順著脊椎悄然爬升。

我幾乎是屏著呼吸，翻開了第一頁。紙張脆黃，墨跡也因潮濕暈染開些許，但字裡行間透出的冷峻與壓抑，瞬間將我拽入了半個多世紀前的時空漩渦。

吳明遠筆記 - 1970年2月8日 台東·泰源

海風帶著鹹腥和鐵鏽味，永無止境地刮著。這裡與其說是監獄，不如說是一座巨大的、被遺忘在太平洋波濤邊緣的混凝土堡壘。潮濕滲透進每一塊磚石，也滲透進每一個在此間喘息的生命裡，無論囚徒還是看守。高牆之上哨塔林立，黑洞洞的槍口沉默地指向灰濛濛的天空和更遠處墨綠色的山巒。

我被賦予的身份是「法律觀察員」，由「國家法制研究與發展中心」（註：化名）派遣，名義上是研究特殊時期司法實踐。然而踏入這森嚴之地，我就明白這頭銜是何等虛妄。這裡的一切，只遵循一個法則——戒嚴法。最高指揮部（註：化名）的意志，如同高懸於所有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空氣緊繃得如同拉滿的弓弦。關於監區裡那批特殊的「思想犯」——代號「燈塔社」（註：化名）成員的暗流湧動，連我這個初來乍到的外人都能嗅到一絲不尋常。他們大多年輕，眼神深處燃燒著被強行壓抑卻不肯熄滅的火焰。領頭的那個，陳海生（註：原江炳興），瘦削，顴骨很高，沉默時像一塊礁石，開口時卻有種奇異的、能攫住人心的力量。他的副手，林文義（註：化名），眼神銳利如鷹，行動間帶著一種壓抑的爆發力。還有鄭國雄（註：化名）、謝明德（註：化名）、黃志誠（註：化名）……他們的名字被看守們帶著混合了輕蔑與一絲不易察覺的忌憚低聲提及。

今天下午，例行巡視監區。經過陳海生所在的工場，他正低頭縫補著什麼。擦肩而過的瞬間，他抬起頭，目光並非看我，而是投向工場角落堆放廢棄工具的區域。那眼神，沒有憤怒，沒有絕望，只有一種近乎冷酷的、穿透一切的專注。像在丈量距離，評估障礙。我的心驟然沉了下去。那不是囚徒的眼神。那是……戰士在審視戰場。

吳明遠筆記 - 1970年2月9日

預感成了現實。一場風暴在死寂中爆發，迅猛、慘烈得令人窒息。

午後的警報撕裂了泰源沉悶的日常。尖銳、淒厲，帶著金屬摩擦的噪音，瞬間蓋過了海浪的嗚咽。我從臨時辦公室衝出去，混亂像墨汁滴入清水般急速蔓延。看守們如臨大敵，荷槍實彈地向核心監區湧去，呼喝聲、雜沓的腳步聲、拉槍栓的冰冷脆響混成一片。

消息如同瘟疫般在壓抑的空間裡傳播開，帶著血腥味：陳海生、林文義他們動手了。目標是武器庫。而代價，是兩條看守的生命。

後來，在瀰漫著消毒水氣味和無形恐懼的臨時訊問室裡，我聽到了支離破碎的官方報告：衝突發生在通往核心區域的狹窄通道。陳海生、林文義等人利用短暫的管理空隙，伏擊了當值的兩名管理員——李國忠（註：化名）和王振華（註：化名）。報告措辭冰冷：「手段極其凶殘」、「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奪槍過程中蓄意殺害」。

「蓄意殺害」……這四個字像燒紅的烙鐵，燙在紙頁上，也燙在每一個聽聞此事的人心上。無論他們追求的目標被賦予何種意義，這瞬間噴濺的、屬於無辜者的鮮血，已將他們推向了無可挽回的深淵。在戒嚴法的天羅地網下，這更是足以將他們釘死在「叛國者」與「殺人犯」雙重恥辱柱上的鐵證。

我站在通道入口，看著地上尚未完全清理乾淨的暗褐色痕跡，濃烈的漂白水味道也無法完全掩蓋那股鐵鏽般的腥甜。胃裡一陣翻攪。理想？革命？在這片刺目的污漬面前，所有宏大的詞彙都顯得如此蒼白而遙遠。兩條鮮活的生命，李國忠和王振華，他們是誰？家裡是否也有倚門而望的妻兒？沒人會在意了。他們的名字，注定只成為這場風暴中一個冰冷的註腳，一個證明「暴徒」罪行的符號。

吳明遠筆記 - 1970年3月

審判在一種令人窒息的「高效」中進行。地點並非普通的法庭，而是由「東部防衛司令部」（註：化名）直接設立的軍事法庭。庭長姓嚴，嚴鐵心（註：化名），人如其名，面孔如同花崗岩雕鑿而成，眼神銳利得能穿透人心。整個法庭瀰漫著一種無形的、令人膝蓋發軟的威壓。旁聽席寥寥無幾，除了幾位如我這般身份特殊的「觀察員」，便是神情肅殺、肩章閃亮的軍官。

陳海生、林文義、鄭國雄、謝明德、黃志誠五人被押上被告席。手銬腳鐐沉重，走動時嘩啦作響，撞擊著冰冷的水泥地面。他們穿著統一的囚服，剃著光頭，臉色在法庭慘白的燈光下顯得蠟黃憔悴，但背脊卻挺得筆直，眼神中沒有恐懼，只有一種近乎殉道者的平靜，以及燃燒殆盡的灰燼般的疲憊。

審判過程更像是一場早已寫好結局的儀式宣讀。公訴方軍官的聲音洪亮而缺乏情感，列舉的罪狀清晰無比：組織叛亂、意圖顛覆、非法持有武器（未遂）、最核心的，是「於叛亂行動中，共同故意殺害李國忠、王振華兩名執勤管理員」。證據鏈條簡單粗暴——現場痕跡、奪獲的凶器（一根帶血的鐵棍和一把磨尖的螺絲刀）、參與行動的倖存看守的證詞筆錄——那些證詞被當庭宣讀，證人本人並未出庭。

真正的觸目驚心，在於辯護的形同虛設。

法庭為陳海生他們指定的辯護人，是一位姓郭的律師（註：郭守仁，化名）。郭律師看起來五十多歲，頭髮花白，帶著厚厚的眼鏡，鏡片後的眼神充滿了焦慮和無能為力。整個審判過程中，他的存在感稀薄得如同空氣。最讓我感到一股寒意直衝頭頂的是，在審判開始前，我親眼看見郭律師被兩名憲兵客氣但不容置疑地攔在臨時關押室門外。

「長官命令，非常時期，為確保安全，禁止接觸。」憲兵面無表情。

郭律師徒勞地揮舞著手裡的辯護提綱，聲音因激動而發顫：「我是他們的辯護律師！我連我的當事人面都沒見到一次！這符合哪一條程序？！」

「抱歉，律師，這是命令。」憲兵的聲音毫無波瀾。

郭律師最終頹然地放下手臂，眼鏡滑落到鼻尖，臉上是深深的屈辱和絕望。

庭審中，輪到郭律師發言時，他試圖提出程序質疑，試圖詢問證人為何不到場接受質詢，試圖強調被告在高壓環境下的心理狀態……但每一次，都被嚴庭長冰冷地打斷：「辯護人，請圍繞本案事實發言。無關問題勿要糾纏。」「程序問題，本庭自有考量。」「你的發言時間有限。」郭律師的聲音在空曠的法庭裡顯得微弱而徒勞，如同試圖用紙片去阻擋呼嘯的子彈。

陳海生要求做最後陳述。他站得筆直，目光掃過法官席上那些冰冷的肩章和面孔，聲音沙啞卻清晰：

「我們所為，只為心中所信之國與民。李、王兩位之死，非出本願，情勢所逼，萬分遺憾。然此審判，非為求真相與公義，僅為……」

「被告！」嚴庭長猛地敲響法槌，聲音如同驚雷炸響，「法庭之上，不得妄議審判！不得宣揚叛亂思想！陳述完畢！」

陳海生的話戛然而止。法警上前一步。他嘴角似乎扯動了一下，最終歸於沉寂。那未完的話語，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了死寂的法庭裡，也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休庭間隙，我坐在冰冷的金屬長椅上，手指不受控制地微微顫抖。翻開筆記本，想記錄下這令人窒息的一切，筆尖卻懸停在紙頁上方，久久無法落下。最終，在那頁記錄著法庭壓抑氛圍的空白邊緣，我用力地、幾乎是刻劃般地寫下了一行字，墨水深深洇入紙背：

程序即正義。程序死，正義亡。

——吳明遠 於1970年軍事法庭

那行字，像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烙印在泛黃的紙頁上。

吳明遠筆記 - 1970年4月

判決毫無懸念。

法庭以最迅捷的速度宣布：陳海生、林文義、鄭國雄、謝明德、黃志誠五人，觸犯《懲治叛亂條例》及陸海空軍刑法相關條款，犯「叛亂及故意殺人罪」，情節重大，均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宣判那一刻，法庭裡落針可聞。五個人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彷彿早已預知這最終的歸宿。沒有喊冤，沒有痛哭，只有一片死水般的沉寂。他們被押下去時，鐐銬的聲響在死寂中格外刺耳，彷彿敲打在每個人的靈魂上。

我坐在旁聽席，身體僵硬。目光下意識地搜尋郭律師。他獨自一人坐在辯護席上，低著頭，雙手緊握成拳，放在膝蓋上，指節因用力而泛白。厚重的眼鏡片反射著法庭頂燈慘白的光，看不清他眼中的神情，只能看到那花白的頭髮在微微顫動。那是一個律師尊嚴被徹底碾碎後的絕望姿態。

判決書像冰冷的雪花片般迅速生成、下達。一切程序在「戡亂時期」的最高效率下運轉。上訴？在軍法體系內，這更像是一種徒勞的過場，一個注定被駁回的註腳。行刑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被核准。

離開泰源前，我最後一次望向那座巨大的、被高牆和鐵絲網圍困的灰色堡壘。它沉默地矗立在台東陰鬱的海岸線上，海浪拍打著礁石，發出永恆的、空洞的嗚咽。潮濕冰冷的海霧瀰漫上來，模糊了視線，也模糊了那高牆內剛剛發生的一切血腥與不公。濃霧深處，彷彿還能聽到那刺耳的警報聲，看到地上那抹無法洗淨的暗紅，以及陳海生最後被強行打斷時，眼中那一閃而逝的、複雜到難以言喻的光。

濃霧如巨大的、濕冷的裹屍布，吞噬了監獄的輪廓，也吞噬了所有尋求答案的可能。真相，連同那五個年輕的生命，被永遠地封存在了這片被詛咒的海岸。

筆記本記錄到這裡，中斷了。後面是幾頁空白，彷彿恩師已無力再書寫。只在最後一頁，貼著一張小小的、從報紙上剪下的訃告，時間正是1970年4月某日，簡潔到冷酷的幾行字，宣告了陳海生等五人被執行槍決的消息。

台東的五月，空氣中飽含著太平洋的水汽，黏稠而沉重。2025年的陽光，似乎也無法完全穿透當年那場事件留下的厚重陰霾。我合上恩師那本沉甸甸的筆記，指尖彷彿還殘留著紙張的粗糲和墨跡的冰冷。那些半個世紀前的字句，帶著海腥味和鐵鏽氣，沉重地壓在胸口。

恩師筆記裡那個徒勞掙扎的郭律師——郭守仁。這個名字成了我追尋真相殘片的唯一線索。幾經周折，動用了不少老關係，才在台東市郊一個老舊安靜的安養院裡，找到了他。歲月無情，當年的郭律師，如今已是九十二歲高齡的郭老先生。他坐在輪椅上，面對著安養院花園裡一片開得有些頹敗的杜鵑花，身形佝僂瘦小，像一株被風霜侵蝕殆盡的枯樹。厚厚的鏡片後，眼睛渾濁，蒙著一層灰白的翳。

「郭老伯，」我蹲在他輪椅旁，盡量放輕聲音，海浪聲隱隱從遠處傳來，「我是吳明遠教授的學生，張介安。吳教授……他幾年前過世了。」

老人遲緩地轉過頭，目光空洞地掠過我的臉，似乎在辨認一個極其遙遠模糊的影子。「吳……明遠？」他的聲音沙啞含混，如同老舊風箱的摩擦。

「是，他曾在1970年，作為觀察員在泰源……」我小心翼翼地提起那個塵封的地名。

「泰源……」老人的嘴唇無聲地蠕動了幾下，渾濁的眼睛裡似乎有什麼東西極其微弱地閃動了一下，像即將熄滅的火星。他枯枝般的手指無意識地抓緊了蓋在腿上的薄毯，指關節凸起，微微顫抖。

「是關於……陳海生他們的案子。」我屏住呼吸，說出了那個核心的名字。

「陳……海生……」這一次，老人的反應清晰了一些。他慢慢抬起頭，透過厚厚的鏡片，那渾濁的目光彷彿穿透了我，也穿透了安養院斑駁的牆壁，投向了半個世紀前那片被高牆和鐵絲網禁錮的海岸，那片瀰漫著血腥與絕望的海霧。他的喉結上下滾動，發出艱難的、如同砂紙摩擦的聲響。

「他們……」他停住了，似乎在積攢力氣，又像是在與記憶中某個無比沉重的畫面搏鬥。安養院花園裡很安靜，只有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和遠處海浪永不停歇的嘆息。

「他們……只想奪槍……」老人的聲音忽然清晰了一點，帶著一種沉埋多年、終於破土而出的悲愴，「沒想殺人……真的……沒想……」 他重複著，像在說服我，更像在說服那個早已逝去的年代，說服那個不容辯駁的冰冷判決。「通道太窄……太黑了……李國忠……他衝過來……太突然……推搡……鐵棍……誰先動的？看不清……看不清啊……」

他的呼吸急促起來，渾濁的眼睛裡湧上水光，卻無法凝聚成淚，只是在灰翳後痛苦地閃爍。「太亂了……太亂了……等看清……人已經……」

老人猛地停住，胸口劇烈起伏，彷彿被那段記憶扼住了喉嚨。他大口喘著氣，片刻後，那剛剛凝聚起的一點神采迅速黯淡下去，被更深的茫然和疲憊取代。他緩緩地、幾乎是微不可察地搖了搖頭，乾癟的嘴唇吐出最後幾個字，輕得像一聲嘆息，卻帶著穿透歲月的沉重：

「但誰會在乎？……誰在乎呢？……軍法如山……殺人償命……天經地義……誰在乎……真相？」

他不再看我，目光重新投向那片無精打采的杜鵑花，彷彿剛才那短暫的情緒波動耗盡了他所有的力氣，只留下一個被時光徹底風乾的軀殼，沉默地陷在輪椅裡。遠處台東的海霧，似乎從未真正散去，瀰漫在老人渾濁的眼底，也瀰漫在這段被刻意遺忘的歷史深處。

回到台北，恩師書房的燈光成了我唯一的慰藉。窗外是2025年繁華都市的璀璨夜景，流光溢彩，車水馬龍，一個與1970年的死寂、高壓截然不同的世界。然而，郭老先生那句「誰會在乎？」如同幽靈的低語，在寂靜的夜裡反覆迴響。恩師筆記上那句「程序死，正義亡」的刻骨箴言，在眼前灼灼發亮。

一種強烈的不甘驅使著我。我再次打開那個承載著太多沉重記憶的牛皮紙袋，把裡面的東西全部倒在寬大的書桌上。恩師的筆記本、幾張模糊不清的舊剪報、幾份無關緊要的油印通知……我一件件仔細地重新檢視，指尖拂過每一寸紙面，不放過任何一絲可能的痕跡。

就在那本硬殼筆記本封底內側一個極其隱蔽的、幾乎與封面顏色融為一體的夾層裡，我的指尖觸到了一小片異常。小心翼翼地用鑷子挑開封口處的舊膠痕，一張對折起來的、邊緣已經磨損起毛的薄紙片滑落出來。

紙片不大，比巴掌略小，紙質薄脆泛黃，顯然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展開一看，是一份用老式打字機打印的表格，抬頭是模糊的油印字跡：

泰源技能訓練所 第三監區 管理勤務輪值表

1970年2月

表格清晰地列著日期、班次（日班/夜班）、以及對應的管理員姓名。我的目光急切地掃向那個致命的日期——2月9日。日班的兩個名字，被一種刺目的、早已乾涸成暗褐色的紅墨水，粗暴地圈了出來：

李國忠（日班 - 通道崗）

王振華（日班 - 庫房巡查崗）

這兩個名字，像兩處永不癒合的傷疤，烙印在表格上，也烙印在歷史中。

然而，就在這兩個被紅圈禁錮的名字下方，緊挨著夜班的欄目裡，還有一個名字。它沒有被紅筆圈註，孤零零地躺在那裡，彷彿一個被遺忘的幽靈：

夜班 - 核心區巡邏崗： 趙德標

這個名字……趙德標？

我的心臟驟然狂跳起來。恩師的筆記裡，郭老先生斷續的回憶裡，甚至官方那份冰冷的報告裡，都從未出現過這個名字！他當時在值夜班？核心區巡邏崗？這位置……與白天爆發衝突的核心通道和武器庫區域，難道沒有關聯？在事發後鋪天蓋地的審查和審判中，為什麼這個名字像水汽一樣蒸發了？沒有他的證詞？沒有對他崗位的複核？他是否看到了什麼白天輪值者未曾留意的東西？或者……他本身的存在，就是某個被刻意忽略的環節？

一股冰冷的戰慄瞬間席捲全身。我猛地抬起頭，書桌上檯燈的光暈在眼前晃動、模糊。窗外城市的喧囂彷彿瞬間被抽離，耳邊只剩下自己血液奔流的轟鳴，以及台東海浪永不停歇的、空洞的嗚咽。

濃霧。半個世紀了，泰源上空那片濃重的、帶著血腥味的海霧，從未真正消散。它只是沉降下來，凝固在泛黃的卷宗裡，沉澱在倖存者渾濁的記憶中，最終，隱匿在這張被紅筆圈註卻又遺漏了關鍵名字的輪值表上。

真相，或許比冰冷的「蓄意殺害」四個字更加破碎、幽暗，也更加……令人窒息。它被埋得太深，深到連那個時代的親歷者都已無力挖掘，或者，不願再觸碰。

我久久地凝視著「趙德標」那三個普通的鉛字，指尖冰涼。恩師當年是否也發現了這張表？發現了這個被遺漏的名字？他最終選擇將其深藏，是感到了更深的無力，還是嗅到了某種無法言說的危險？

書桌一角，靜靜躺著一張「民間司法正義促進會」（註：化名）的邀請函，他們正在籌備一個關於戒嚴時期司法轉型正義的小型文獻展。燈光下，那張泛黃的輪值表邊緣，「趙德標」的名字像一道幽深的刻痕。

沉默良久，我拿起手機，撥通了促進會聯絡人的號碼。海霧或許永不消散，但總得有人，把被掩埋的碎片，重新置於光下——哪怕它照亮的，只是一片更深的迷茫。

「喂，李秘書長嗎？我是張介安。關於你們籌備的展覽……我這裡，有一份恩師吳明遠教授留下的材料……或許，值得一個角落。」我的聲音在寂靜的書房裡響起，有些乾澀，卻異常清晰。

後記：海霧深處

擱下筆，或者說，敲下文檔的最後一個句點，台東海岸那揮之不去的鹹腥與鐵鏽味，彷彿又一次瀰漫在書房的空氣裡。那不是來自窗外2025年的台北，而是穿越了半個多世紀的時空，從恩師吳明遠那本泛黃的筆記中，從垂暮的郭守仁律師渾濁的眼底，從那張隱匿了五十五年的輪值表上，無聲地滲漏出來。

書寫《血色泰源：沉默卷宗裡的槍聲》的過程，是一場沉重而孤獨的跋涉。我，張介安，一個在相對寬鬆年代成長起來的記者，試圖循著恩師遺留的微弱足跡，去觸碰那個被高牆、鐵絲網和戒嚴鐵幕所隔絕的1970年。每一步，都踩在歷史的斷層上，腳下是無數被封存、被扭曲、被遺忘的碎片。

恩師的筆記，是風暴眼的第一手觀察。他筆下軍事法庭的冰冷威權，辯護律師郭守仁被攔在關押室外的絕望，以及陳海生等人最後陳述被打斷時那沉重的靜默，無不印證著那個時代「程序正義」的徹底淪喪。那句刻在紙頁邊緣的「程序死，正義亡」，像一記警鐘，穿越時空，重重敲在我的心上。它不僅是恩師個人的悲鳴，更是那個荒誕年代最精準的註腳——當法律淪為純粹暴力的工具，當辯護權被粗暴剝奪，真相便失去了容身之所，留下的只有權力意志單方面書寫的「鐵案」。

在台東安養院找到郭守仁老先生，是追尋路上最令人心碎的一環。歲月幾乎已帶走他所有的神采，但提起「泰源」、「陳海生」，那渾濁眼底瞬間閃過的痛苦微光，那句反覆囁嚅的「他們只想奪槍，沒想殺人……但誰會在乎？」，比任何控訴都更有力量。它道盡了小人物（此處可視語境決定是否加「的」）無力，道盡了在「軍法如山」、「殺人償命」的宏大敘事下，個體遭遇的複雜情境、瞬間的混亂與失控，是如何被徹底簡化、抹平的。他的嘆息，是歷史的回響，是程序正義缺失下，注定無人傾聽的微弱辯解。

而那張意外發現的輪值表，那個未被紅筆圈註的名字——「趙德標」，它帶來的並非撥雲見日的釋然，而是更深沉的迷霧。它像一個幽靈，突兀地闖入看似「蓋棺論定」的敘事裡。為什麼是他？為什麼他被忽略？他看到了什麼？或者，他本身的存在是否指向了某個被刻意迴避的環節？這些問題，如同台東海面上終年不散的濃霧，在我心頭縈繞不去。它尖銳地提醒我：歷史的真相，遠比官方檔案和單一敘述要破碎、幽暗得多。試圖在半個世紀後拼湊出一個清晰、完整的「真相」，不僅是對歷史複雜性的輕慢，更是一種不自量力的僭越。

有讀者或許會問：發現了「趙德標」，然後呢？為何不追查下去？為何在懸念處戛然而止？

這正是恩師的筆記、郭老的嘆息和這張輪值表共同教會我的敬畏與界限。

作為記者，我的使命並非扮演全知全能的歷史法官，去「偵破」一樁塵封半個世紀的懸案。那樣做，不僅可能因史料湮滅、人證凋零而徒勞無功，更可能在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陷入另一種臆測的漩渦，甚至對逝者和那段沉重歷史造成新的傷害。我的角色，是發掘者、傳遞者和提問者。

發掘恩師刻意隱藏的線索，傳遞郭老律師臨終前未能發出的微弱聲音，讓那張被遺忘的輪值表重見天日——將「趙德標」這個被歷史塵埃掩埋的名字，連同它背後無盡的疑問，置於轉型正義的微弱燈光下，這本身已是一種意義。它戳破了單一敘事的堅硬外殼，暴露了歷史審查的刻意疏漏，迫使後來者正視：那場悲劇的細節，或許永遠沉沒在時間的海底，但程序的不公、辯護的缺失、審查的粗暴，才是真正扭曲真相、吞噬正義的巨獸。那張表，是一個沉默的證人，它無聲地控訴著：當程序死亡，連追尋碎片真相的道路，都佈滿了荊棘與迷霧。

我將輪值表的副本交給了「民間司法正義促進會」。在關於戒嚴時期的小型文獻展上，它或許只是角落裡一張不起眼的泛黃紙片，旁邊標註著簡單的說明：「1970年泰源事件涉案監區輪值表原件（局部），由吳明遠教授遺物中發現，其中夜班管理員『趙德標』未見於任何公開調查記錄。」

這便足夠了。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遺忘的抵抗，對簡化敘事的質疑，對「程序正義」價值的一次微小卻堅定的重申。它提醒著每一個駐足觀看的人：歷史並非非黑即白的定論，在那些被宏大敘事遮蓋的角落裡，還有無數未被圈註的名字、未被傾聽的聲音、未被理清的瞬間。追求正義的道路，往往不是抵達一個清晰的終點，而是在迷霧中，不斷辨認、挖掘、並銘記那些被掩埋的碎片，讓它們發出微弱卻固執的光芒。

台東的海霧或許永不消散，正如歷史深處某些幽暗的角落，可能永遠無法被完全照亮。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追尋。恩師吳明遠的筆記，郭守仁律師的嘆息，還有那張寫著「趙德標」的輪值表，它們共同構成了一份沉重的遺產。這份遺產告誡我們：守護程序，即是守護接近真相的可能；銘記破碎，方能抵抗遺忘的侵蝕；在濃霧中堅持提問，哪怕沒有答案，也是對抗歷史虛無最堅韌的姿態。

追尋的意義，有時恰恰在於這追尋本身，在於那份面對深淵般的迷霧，依然選擇舉起火把的勇氣——即使那光芒，只能照亮腳下方寸之地，和那張紙上，一個被時光遺忘的名字。

張介安

於台北

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