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為鐮：父親的真相種子

改編自2012年真實刑案

2012年，我站在法院外，看著陳正宏、林志輝、黃國偉三人終於獲判無罪。

二十年前，父親在追蹤此案時意外身亡。

如今我接過他的筆，用二十年記者生涯見證這場遲來的正義。

當鎂光燈閃爍，我知道父親也在見證。

2012年8月31日，台北。空氣裡瀰漫著一種緊繃的濕熱，像一塊吸飽了汗水的舊海綿，沉甸甸地壓在每個人的頭頂和心上。高等法院刑事庭外，黑壓壓的人群擠得水洩不通。記者、聲援者、純粹好奇的路人，還有那些被歲月磨礪得只剩下執著眼神的老面孔，全都匯聚在這一小塊被陽光烤得發燙的柏油路面上。汗味、相機金屬的冷冽氣息、還有某種難以言喻的、壓抑了太久終於要破土而出的期待，混雜在一起。

我，張介安，穿著那件穿了五年、領口有點磨損的淺藍色襯衫，擠在攝影機和麥克風叢林的最前線。四十五歲，頭髮已見零星灰白，鏡片後的雙眼因為無數個趕稿的深夜和眼前這漫長的等待而佈滿血絲。背脊挺得筆直，手心卻在褲袋裡緊緊攥著一個硬物——那是父親張明哲留下的一個老舊、邊角磨得發亮的深棕色皮革筆記本。隔著薄薄的布料，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它堅硬的稜角，以及那幾乎要穿透皮革、烙印在我皮膚上的四個字：「真相是光的種子」。那是父親的字跡，蒼勁有力，是他留給這世界最後的墨跡，也是烙在我生命裡的印記。

法院厚重的大門終於在無數雙焦灼目光的注視下，「嘎吱」一聲，帶著一種沉悶的莊嚴感，緩緩開啟。人群瞬間騷動起來，像被投入石子的水面。推擠的力量從身後傳來，我努力穩住腳跟，將錄音筆高高舉過頭頂，喉嚨發緊。

首先出來的，是「司法公義促進會」的幾位核心成員。他們臉上的表情是凝固的，像戴著石膏面具，眼神直勾勾地望著前方洶湧的人潮，嘴唇抿成一條毫無波動的直線。沒有笑容，沒有如釋重負的嘆息，只有一種近乎虛脫的平靜，以及眼底深處那抹揮之不去的、沉甸甸的疲憊。二十年了。這條路，他們走得太久，每一步都踩在荊棘和絕望之上。此刻塵埃落定，巨大的空茫反而先於喜悅襲來。他們只是機械地、緩慢地移動著腳步，彷彿每一步都需要耗盡殘存的力氣。

緊接著，主角出現了。

陳正宏、林志輝、黃國偉。

當他們的身影終於跨過那道象徵著司法權威的門檻，暴露在八月熾烈的陽光下，暴露在無數閃爍的鎂光燈和複雜難辨的目光中時，時間彷彿在那一刻被按下了暫停鍵。空氣凝滯，所有的喧囂都退得很遠。

陳正宏走在最前。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蒼老太多，像一棵被雷電反覆劈打過的老樹。稀疏的頭髮緊貼著頭皮，背微微佝僂著，那件略顯寬大的、洗得發白的襯衫掛在他乾瘦的身上。他的臉，溝壑縱橫，每一道深刻的皺紋裡似乎都嵌滿了監獄高牆內不見天日的陰影和無聲的控訴。他的眼睛，渾濁，卻在走出大門、接觸到陽光的剎那，猛地瞇了起來，隨即又努力地、貪婪地睜大。那雙眼睛裡沒有狂喜，沒有淚水，只有一種近乎原始的、對光的渴望，和一種深不見底的、幾乎將他整個人吞噬的茫然。二十一年。七千多個日夜。自由對他而言，已是陌生得近乎恐懼的詞彙。他下意識地抬起一隻枯瘦的手，似乎想擋住那過於明亮的光線，又像是要確認這一切並非虛幻。他的喉結劇烈地上下滾動了一下，終究什麼聲音也沒能發出。

緊隨其後的林志輝則像一尊沉默的石像。他比陳正宏略高一些，身形同樣瘦削，臉頰深深凹陷。他低垂著頭，視線凝固在自己腳前那一小塊被踩得發亮的地面上，彷彿周遭沸騰的一切都與他無關。他的嘴唇緊閉成一條倔強的線，嘴角微微向下牽拉，透著一種頑石般的隱忍和無言的沉重。偶爾有刺眼的閃光燈掠過他的臉龐，他也只是睫毛顫動一下，連眼皮都不曾抬起。他的整個世界，似乎還凝固在那些狹小囚室裡的冰冷鐵欄之後，凝固在一次次希望升起又破滅的循環裡。巨大的沉默包裹著他，沉重得讓人窒息。

黃國偉是三人中情緒最為外露的。他比兩位同伴顯得稍微年輕些，也許是性格使然。當雙腳真正踏在法院外自由的、屬於公眾的地面上時，他的身體明顯地晃動了一下，像是被這突如其來的、毫無束縛的空間撞擊得失去了平衡。他猛地抬起頭，望向天空，那是一片被城市高樓切割得支離破碎的、帶著灰濛濛底色的藍。他的胸膛劇烈起伏著，像拉動著一個破舊的風箱。一聲壓抑的、帶著明顯哽咽的抽氣聲從他喉嚨深處擠了出來，緊接著，兩行滾燙的淚水毫無預兆地衝破了他發紅的眼眶，順著他同樣刻滿歲月痕跡的臉頰洶湧而下。淚水混雜著汗水，在他臉上肆意流淌。他沒有去擦，只是張大了嘴，無聲地哭泣著，肩膀劇烈地聳動。那哭聲是無聲的，卻比任何嚎啕都更能震動人心——那是二十一年冤屈、恐懼、絕望的總爆發，是靈魂在漫長窒息後終於吸進第一口空氣時的劇痛與狂喜交織。他伸出顫抖的手，似乎想抓住身邊的同伴尋求一點支撐，最終卻只是徒勞地在空氣中抓握了一下。

「無罪！判決無罪！」「司法公義促進會」的代表終於開口了，聲音透過麥克風，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卻異常清晰地穿透了人群的喧囂。這簡單的四個字，像一道閃電劈開了厚重的陰霾。

「轟——！」

人群徹底沸騰了！積蓄了二十一年的情緒洪流在這一刻決堤。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尖叫聲、掌聲如同海嘯般平地而起，衝擊著法院的牆壁，衝向台北悶熱的天空。無數雙手高高舉起，揮舞著標語牌，上面寫著「遲來的正義」、「還我清白」、「歷史的傷痕」。有人相擁而泣，淚水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有人激動地跳躍著，彷彿要將這沉甸甸的喜悅甩向天際；還有許多人，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任由淚水無聲滑落，雙手合十，閉上眼睛，彷彿在向冥冥中的力量致謝。空氣中瀰漫著狂喜的塵埃，幾乎令人暈眩。

洶湧的人潮將陳正宏、林志輝、黃國偉三人團團圍住。無數的麥克風、錄音筆伸到他們面前，無數的問題像密集的雨點砸落下來。閃光燈瘋狂地閃爍著，連成一片令人眼花繚亂的白光。

「陳先生！現在心情怎麼樣？」

「林先生！說句話吧！」

「黃先生！這一天等了二十一年啊！」

「對判決結果有什麼想說的嗎？」

聲音交織在一起，形成巨大的轟鳴。陳正宏依舊是那副近乎麻木的茫然，面對著幾乎要戳到他臉上的麥克風，他只是微微搖了搖頭，嘴唇蠕動了幾下，最終還是選擇了沉默，那雙渾濁的眼睛裡空茫茫一片。林志輝則將頭埋得更低了，幾乎要縮進肩膀裡，他用一種近乎本能的防禦姿態，抗拒著這洶湧而來的關注和聲浪，只有緊握的拳頭洩露著他內心的波濤洶湧。唯有黃國偉，在最初的失控痛哭後，面對著眼前這片由人聲和燈光組成的海洋，他似乎找回了一點力氣。他努力挺直了脊背，雖然淚痕未乾，聲音也因激動而嘶啞變調，但他還是對著離他最近的一個麥克風，用盡全身力氣喊了出來：

「我們……我們是清白的！我們沒有殺人！這一天……這一天……我們等太久了！太久了啊！」每一個字都像是從肺腑深處硬生生剜出來，帶著血淚的重量。喊完這句話，他彷彿被抽空了所有力氣，身體再次劇烈地顫抖起來。

記者們更加瘋狂地向前湧，試圖捕捉更多的聲音，更多的畫面。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們額頭冒汗，奮力地張開雙臂，用身體築起一道搖搖欲墜的人牆，將三位當事人護在中間，艱難地隔開過於激動的人群和媒體。

在這片混亂與狂喜的風暴中心，我卻感到一種奇異的抽離。口袋裡那個硬硬的、稜角分明的筆記本，此刻像一塊烙鐵，灼燙著我的掌心，也灼燙著我的靈魂。隔著薄薄的褲袋布料，父親張明哲那蒼勁有力的字跡「真相是光的種子」彷彿穿透了時光，帶著沉甸甸的溫度，撞擊著我的心臟。

我的目光越過眼前沸騰的人海，越過那三位被命運無情揉搓了二十一年的當事人，投向更遠的地方。思緒不受控制地飄回了二十年前，那個改變了我一生軌跡的夏天，那個父親的身影永遠凝固在辦公桌前的時刻……

1992年，夏天。空氣裡瀰漫著南方特有的濕熱粘膩，窗外榕樹上的知了叫得聲嘶力竭，彷彿預知了某種不祥。

那時我二十五歲，剛從新聞系畢業，帶著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莽撞和對「無冕之王」的浪漫憧憬，一頭扎進了父親張明哲工作了大半輩子的《新聲日報》。報社編輯部裡永遠是嘈雜的：打字機噼啪作響，老舊的吊扇在頭頂徒勞地攪動著悶熱的空氣，混雜著濃重的油墨味、劣質香菸味和汗味。電話鈴聲此起彼伏，記者的吼叫聲、編輯的催促聲交織成一片特有的背景噪音。

父親的辦公桌在靠窗的位置，一株綠蘿的藤蔓幾乎爬滿了半個桌面。他伏在桌前，眉頭緊鎖，手指間夾著的香菸積了長長一截煙灰，搖搖欲墜。檯燈昏黃的光線籠罩著他，在他花白的鬢角和深刻的額頭皺紋上投下濃重的陰影。桌上攤開著厚厚的卷宗影本、剪報、還有他寫滿密密麻麻批註的採訪筆記。最上面一份攤開的報紙，頭版大標題觸目驚心：「汐止雙屍血案！冷血劫殺！三嫌落網！」

照片上，是三個年輕到幾乎還是孩子模樣的臉龐：陳正宏、林志輝、黃國偉。他們的眼神空洞，臉上寫滿了驚恐和無措，與報紙上渲染的「兇殘」、「泯滅人性」的形容詞格格不入。

「爸，還不下班？」我端著兩杯剛泡好的、苦澀的即溶咖啡走過去，小心翼翼地放在他堆滿文件的桌角空處。

父親猛地抬起頭，像是從深海中被打撈上來。他眼中的血絲密佈，目光裡卻燃燒著一種我當時無法完全理解的火焰——那是一種混合著職業性的警覺、深切的憂慮和近乎固執的探究欲。

「介安，」他的聲音有些沙啞，帶著熬夜後的疲憊，卻異常凝重，「你看看這個案子。」他用手指重重敲了敲那份報紙，「直覺不對勁。很不對勁。」

我順著他的手指看去。「證據確鑿，三人俯首認罪」的副標題赫然在目。「不是都認罪了嗎？還有什麼不對？」我那時年輕氣盛，對世界的認知非黑即白。

父親深深吸了一口煙，煙霧繚繞中，他的神情愈發嚴峻。「認罪？」他從鼻腔裡哼出一聲，帶著濃重的質疑，「過程太快了。口供前後矛盾的地方太多。尤其是那個林志輝，聽說在裡頭……唉。」他搖搖頭，沒有說下去，但眼中的痛惜和不忍清晰可見。他翻開自己那個深棕色的舊筆記本，裡面貼滿了剪報，空白處寫滿了蠅頭小楷的疑問和分析，字跡和他的人一樣，稜角分明，力透紙背。

「你看這裡，」他用被煙熏得微黃的手指點著筆記本上的一行字，「所謂的兇器，那把開山刀，上頭的血跡反應和傷口形態對不上。還有現場鞋印，混亂不堪，卻只有他們三人的？那個據說被搶走的金項鍊，贓物呢？影子都沒見著！警方說他們是臨時起意劫財殺人，可動機牽強，過程更是漏洞百出，像一個……一個急著縫合的破口袋！」

他越說越激動，語速加快，額頭上的青筋微微凸起。那時的我，雖然能感受到父親的焦慮和投入，但對這份近乎偏執的「直覺」卻難以產生真正的共鳴。在我看來，這不過是無數轟動一時又終將沉寂的社會案件之一。我敷衍地點點頭，目光卻被隔壁組一個跑財經線的前輩正接聽的、關於某大企業即將上市的小道消息電話吸引過去。

「爸，我先去幫老周整理一下財經快訊，聽說有大動作。」我試圖結束這場在我看來有些「鑽牛角尖」的談話。

父親抬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複雜極了，有失望，有無奈，還有一種更深沉的、我當時無法解讀的東西。他沒說話，只是揮了揮夾著香菸的手，示意我離開。煙灰隨著他的動作簌簌落下，掉在攤開的卷宗上。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活著的父親伏案工作的樣子。

第二天清晨，報社的電話像喪鐘一樣在我租住的狹小公寓裡炸響。總編輯沉重而急促的聲音透過聽筒傳來：「介安……快來市立醫院！你爸……你爸他……心臟病！在辦公室……沒……沒搶救過來……」

世界在那一刻轟然坍塌。我跌跌撞撞衝到醫院，只看到父親躺在冰冷的推床上，身上蓋著刺眼的白布。編輯部的老前輩老周紅著眼眶，把一個用報紙仔細包裹的長方形物件塞進我手裡，聲音哽咽：「明哲哥昨晚……咳了一夜……天亮前還在看汐止案的卷宗……他說胸口悶……誰知道……誰知道就……」他抹了把臉，說不下去了。

我顫抖著手，剝開那層沾著油墨氣息的報紙。裡面露出的，正是那個深棕色的、邊角磨損得厲害的皮革筆記本。它靜靜地躺在我掌心，冰冷，沉重。我翻開封面，父親熟悉的字跡映入眼簾，就在扉頁的正中央，墨跡深濃，力透紙背：

「真相是光的種子。」

這七個字，像七根燒紅的鋼針，狠狠扎進我年輕而迷茫的心臟。巨大的悲痛和突如其來的、無法推卸的重量瞬間將我淹沒。我抱著那本筆記本，在醫院瀰漫著消毒水氣味的冰冷走廊裡，像個迷路的孩子一樣，失聲痛哭。

父親的葬禮簡單而肅穆。報社的同仁、他生前採訪過的一些受訪者都來了。靈堂的遺像上，父親的眼神依舊銳利，彷彿仍在追尋著什麼。葬禮結束後，我把自己關在父親生前的書房裡，空氣中彷彿還殘留著他身上淡淡的菸草味。我一遍遍地翻閱著那個筆記本。裡面不僅有他對汐止案（那時媒體已稱之為「吳宅血案」，被害人吳文雄夫婦）詳盡到近乎瑣碎的疑點記錄——現場勘察報告的矛盾點、口供中時間線的錯漏、刑求逼供的傳聞、關鍵物證的缺失……還有他對陳正宏、林志輝、黃國偉三人家境的調查筆記：破碎的家庭、貧困的童年、懵懂無知的少年時期……字裡行間，充滿了一個老記者對「真相」的執拗，和對這三個年輕生命可能被錯置的命運的深深憂慮。

在筆記本的最後幾頁，日期停滯在1992年7月21日，也就是他倒下的那個凌晨。最後一行字，寫得有些潦草，力氣明顯不足，墨跡拖得很長：

「……關鍵在於那把刀，和林志輝的傷……必須找到當晚的急救記錄……還有，那個消失的鄰居證人……光……」

「光」字後面，戛然而止。一個未完成的句子，一個永遠懸而未決的追問。

我撫摸著那未乾的墨跡，指尖冰涼。父親未竟的追尋，他筆下那三個年輕人絕望的眼神，還有那句沉甸甸的「真相是光的種子」，像一柄重錘，狠狠砸碎了我對記者職業那層浮光掠影的幻想外殼。一股前所未有的熱流和冰冷的責任感同時湧上心頭。我拿起父親常用的那支老式鋼筆，吸滿墨水，在父親那行未完成的「光」字下面，一筆一劃，用力地寫下：

「我來。」

從那天起，我的人生軌跡徹底改變。我不再滿足於跑那些風花雪月或財經快訊。我主動申請調到了社會組，一頭扎進了這個被媒體稱為「吳宅血案」的漩渦中心。我接過了父親的筆，也接過了他未完成的追尋。我知道，這條路，注定崎嶇漫長。

時間的指針在日復一日的調查、報導、失望與微弱的希望中艱澀地向前挪動。陳正宏、林志輝、黃國偉三人的名字，從最初的轟動一時，漸漸變成了司法卷宗裡冰冷的符號，沉澱在公眾記憶的邊緣。死刑判決、駁回、再審、再駁回……像一個無望的迴圈。司法機器運轉的齒輪冰冷而沉重，碾壓著當事人殘存的生命，也碾壓著所有試圖撬動這塊堅冰的人的神經。

轉機出現在2007年。距離父親離世，已過去十五年。我也從當年那個青澀的實習生，變成了《新聲日報》社會組的資深記者，眉宇間刻下了風霜的痕跡，眼神裡也沉澱了父親當年那種執拗的探究。

這一年，高等法院在「司法公義促進會」鍥而不捨的努力、以及包括我在內的一些記者持續挖掘出的新疑點壓力下，罕見地裁定全案「再審」。這個決定，像一塊投入死水潭的石頭，瞬間激起了巨大的漣漪。沉寂多年的案件，再次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我主動請纓，負責追蹤報導這次再審。這不僅是工作，更是延續了十五年的承諾。

再審的過程漫長而煎熬，充滿了控辯雙方的激烈交鋒。每一次開庭，我都早早坐在旁聽席的第一排，膝上放著那個已經磨損得更厲害的父親的舊筆記本。十五年過去，它的皮革散發著更深的歲月光澤。我習慣在聆聽枯燥冗長的法律辯論時，用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扉頁上那七個字，彷彿能從中汲取力量。

一次關鍵的庭審，辯方律師團提交了一份新的、具有顛覆性的證據——由「司法公義促進會」歷經艱辛尋獲的一份塵封多年的關鍵物證鑑定報告副本。這份報告來自案發後不久，卻在當年的審判中神秘「消失」了。

報告針對的是那把被認定為兇器的開山刀。報告清晰指出：刀上殘留的微量血跡，其血型與被害人吳文雄夫婦不符！更關鍵的是，刀身形成的創口特徵，與法醫在被害人屍體上記錄的致命傷口形態存在顯著差異！這份報告，像一把鋒利的匕首，直刺當年定罪的核心證據。

當辯方律師鏗鏘有力地宣讀這份報告的結論時，整個法庭陷入了一片死寂。空氣彷彿凝固了。我屏住呼吸，飛快地在本子上記錄著，心臟在胸腔裡狂跳，握筆的手指因為用力而指節發白。我下意識地翻開父親的舊筆記本，目光落在父親在1992年就寫下的那行字上：「關鍵在於那把刀……」。十五年了！父親當年的直覺和疑慮，此刻被這份塵封的報告以科學的方式殘酷地證實了！

我的目光急切地投向被告席。

陳正宏的身體猛地一顫，像是被無形的電流擊中。他那張早已被監獄生涯雕刻得如同枯木般的臉上，第一次出現了劇烈的波動。渾濁的雙眼難以置信地睜大，死死地盯著辯方律師手中的報告紙張，乾裂的嘴唇不受控制地哆嗦著，喉嚨裡發出「嗬嗬」的、意義不明的聲響。十五年來壓在頭頂的、那柄名為「鐵證」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第一次出現了裂痕。

林志輝的反應更為內斂，卻同樣震撼。一直以來，他像是將自己封閉在一個無形的、厚厚的繭裡，對外界的一切都保持著一種近乎麻木的沉默。但此刻，當那份報告的結論被清晰地宣讀出來，他那始終低垂著的、彷彿被千斤重擔壓著的頭顱，第一次，極其緩慢地、帶著一種近乎機械的僵硬，抬了起來。他沒有看律師，也沒有看法官，空洞的目光直直地投向法庭高高的、鑲嵌著磨砂玻璃的天花板，彷彿要穿透那層阻隔，望向某個虛無的所在。那雙眼睛裡，依舊沒有淚水，沒有狂喜，只有一片深不見底的、翻湧著驚濤駭浪的荒蕪海洋。他放在膝蓋上的手，那雙指節粗大、佈滿傷痕和老繭的手，正無法控制地、劇烈地顫抖著，指甲深深掐進了掌心。

黃國偉則在聽到報告內容的瞬間，就痛苦地閉上了眼睛。肩膀劇烈地聳動，牙關緊咬，下頜線條繃得像石頭一樣硬。他努力壓抑著，但一聲極其壓抑的、如同受傷野獸般的嗚咽還是從他緊閉的牙縫裡洩漏出來。淚水，洶湧的淚水，無聲地從他緊閉的眼瞼下奔湧而出，瞬間浸濕了他骯髒的囚服前襟。那不是喜悅的眼淚，那是長久的冤屈和痛苦被猝然撕裂時，靈魂深處無法抑制的劇痛和震顫。

那一刻，旁聽席上響起了壓抑的抽泣聲。坐在我旁邊的，是「司法公義促進會」的義務律師之一，一位頭髮花白、面容清癯的老先生。他緊緊抿著嘴唇，臉上的肌肉因為極力克制情緒而微微抽搐，但鏡片後的眼睛裡，同樣閃爍著晶瑩的水光。他放在膝蓋上的手，也在微微發抖。十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他們背負著質疑，頂著壓力，像愚公移山一樣，一點點撬動著這座名為「司法定讞」的大山。這份遲到了十五年的科學證據，不僅是對當事人的救贖，也是對他們所有堅持的、苦澀的回報。

我低下頭，在父親的筆記本空白處，在父親當年寫下的「關鍵在於那把刀」旁邊，用力地寫下：「2007年再審，關鍵血跡鑑定報告重現——刀上血型不符！傷口形態不符！鐵證崩塌！」筆尖劃過紙張，發出沙沙的聲響，帶著一種沉冤昭雪的預感和無法言喻的沉重。法庭的肅穆莊嚴與旁聽席上湧動的悲喜交加，形成一種奇異的張力。我知道，這份報告的出現，如同在密不透風的鐵幕上鑿開了一道裂縫，一道讓光得以照進來的裂縫。漫長的黑夜，似乎終於看到了盡頭的微光。但這光，來得太遲，付出的代價太過慘痛。

再審的齒輪一旦啟動，便帶著某種不可逆的慣性。儘管檢方依舊頑強地試圖修補漏洞，提出各種反駁，但那份關鍵的血跡和傷痕鑑定報告，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漣漪不斷擴散，動搖了當年看似堅不可摧的證據鏈條。辯方律師團乘勝追擊，他們在「司法公義促進會」龐大志工網絡的支持下，如同最細緻的考古學家，一點點拂去歲月的塵埃，挖掘出更多被遺忘或刻意忽略的碎片：

當年負責偵辦此案的一位已退休老刑警，在反覆的訪談和強大的心理壓力下，終於鬆口，含糊地承認當年偵辦過程中「確實存在一些……急躁的方法」。他避開了「刑求」這個詞，但那閃爍的眼神和含糊其辭的表述，已足以印證多年來關於屈打成招的傳聞並非空穴來風。

一位當年住在案發地附近、案發後不久就舉家搬遷、消失無蹤的老鄰居，被歷經艱辛尋獲。他提供了一個關鍵卻被當年警方忽視的線索：案發當晚深夜，他曾聽到吳家方向傳來激烈的爭吵聲和物品摔打聲，時間點遠早於警方推定的案發時間，也與陳正宏等三人最初被指控的作案時間不符。這份證詞，直接動搖了整個案件時間線的根基。

當年現場勘察報告中諸多含混不清、前後矛盾的細節也被一一擺上檯面：遺失的現場鞋印記錄、無法解釋的血跡噴濺方向、對所謂「自白」中作案過程描述與現場情況嚴重不符之處的刻意忽略……這些當年或許被視為無關緊要的「瑕疵」，在辯方律師抽絲剝繭的分析和串聯下，構成了一幅觸目驚心的圖景——一個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定罪城堡。

每一次新的證據提交，每一次對舊證據的重新質疑，都在法庭內外掀起新的波瀾。媒體的報導風向也悄然轉變，從最初一面倒的譴責兇殘，到後來開始出現「疑點重重」、「司法反思」的聲音。我作為追蹤此案最久的記者之一，筆下的報導也從最初的記錄，漸漸帶上了更多追問和思考的重量。我寫下《血跡之謎：消失十五年的鑑定報告》，詳細解析那份顛覆性報告的科學依據；寫下《被遺忘的證人：深夜的爭吵與錯位的時間線》，還原那位老鄰居塵封的記憶；寫下《自白的陰影：刑求疑雲與脆弱的證據鏈》，直指當年偵辦過程中的黑暗面。這些報導，連同「司法公義促進會」不懈的奔走呼籲，像涓涓細流，匯聚成一股推動再審前行的力量。

在這些奔波於法庭、檔案室和採訪對象之間的日子裡，我與「司法公義促進會」的成員們也建立了深厚的聯繫。他們之中，有滿懷理想的年輕律師，有退休後仍不願放下心中正義天平的老法官，有社會學教授，也有普通的上班族、家庭主婦。支撐他們的，並非名利，而是一種近乎信仰的堅持——對程序正義的堅守，對生命權利的敬畏。我記得一次深夜，在他們簡陋的辦公室裡，燈火通明，大家圍坐在一起整理第二天要提交法庭的新材料。空氣中瀰漫著濃咖啡的苦香和疲憊的氣息。負責聯絡志工網絡的蘇大姐，一位五十多歲、身形微胖卻精力充沛的女士，揉著發紅的眼睛，聲音沙啞卻異常堅定地對我說：「張記者，你知道嗎？有時候我們也會累，也會懷疑。但一想到他們三個在裡面，一年又一年，最好的年華在鐵窗後凋零……想到那些可能永遠被掩蓋的真相……我們就沒辦法停下來。」她的話，樸實無華，卻道盡了這份堅持背後沉重的人道力量。這份力量，也時常在我感到前路迷茫時，支撐著我繼續拿起筆。

再審的過程漫長得令人窒息。每一次開庭前的等待，每一次判決延期的通知，都像鈍刀子割肉，折磨著當事人、折磨著他們的家人、也折磨著所有關注此案的人。陳正宏的母親，那位早已哭乾了眼淚的老婦人，每次在法庭外見到我們，只是緊緊抓住我們的手，枯瘦的手冰涼而顫抖，渾濁的眼睛裡只剩下無聲的哀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林志輝唯一的妹妹，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年婦女，背著沉重的家庭負擔，每次來旁聽，都縮在角落，像一尊沒有生氣的雕塑，只有緊握的拳頭洩露著內心的煎熬。黃國偉年邁的父親，身體早已被多年的奔波和痛苦拖垮，只能委託親戚前來，每一次電話詢問結果，聲音都顫抖得不成樣子。他們的痛苦，是這樁世紀冤案最沉重、最無聲的註腳。我將這些身影，這些沉默的苦難，也一一寫進報導裡，提醒著世人，正義的遲到，代價是何等的慘痛。

終於，時間艱難地跋涉到了2012年。8月31日，這個在日曆上平凡無奇的日子，卻承載了太多人二十一年的血淚和期盼。宣判日。

高等法院外，人聲的浪潮洶湧澎湃，幾乎要將我淹沒。歡呼聲、哭泣聲、閃光燈的爆裂聲、記者們爭先恐後的提問聲……交織成一片巨大的、震耳欲聾的聲場。我的耳膜嗡嗡作響，心臟在胸腔裡劇烈地撞擊著。口袋裡父親的筆記本，那堅硬的稜角，此刻卻像一塊溫暖的烙鐵，緊緊地貼著我的大腿，源源不斷地傳來一種奇異的、沉靜的力量。

我用力地擠開身前攢動的人頭，將錄音筆盡可能地伸向前方，穿過一片揮舞的手臂和閃爍的鏡頭。我的目光穿過混亂，牢牢鎖定在黃國偉那張被淚水和汗水浸透的臉上。他的嘴唇劇烈地顫抖著，嘶啞的、帶著血淚的吶喊剛剛落下：「我們……我們是清白的！我們沒有殺人！這一天……這一天……我們等太久了！太久了啊！」每一個字都像重錘，敲打在在場每一個人的心上。

就在這時，一道清亮卻充滿力量的聲音穿透了喧囂，穩穩地接住了黃國偉的吶喊。是「司法公義促進會」的發言人，那位我熟悉的、總是沉穩內斂的義務律師代表。他站在臨時架起的簡易發言台後，雙手用力按在台面上，指節因用力而發白。他的臉上沒有狂喜，只有一種歷經劫波後的肅穆和沉重。他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清晰地傳遍全場：

「各位！今天，高等法院的無罪判決，終於為陳正宏、林志輝、黃國偉三位先生洗刷了長達二十一年的不白之冤！」他的話音頓了頓，目光緩緩掃過全場激動的人群，掃過那三位仍在情緒風暴中掙扎的當事人，掃過我們這些見證了漫長歲月的記者，最後投向那象徵著司法權威的法院大樓。

「這份遲來的正義，」他的聲音陡然拔高，帶著一種鏗鏘的金石之音，「是對他們個人苦難的終結！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面鏡子！一面映照出我們司法體系曾經的扭曲、疏忽與巨大傷痛的鏡子！它用二十一年無法挽回的光陰，用三個幾乎被碾碎的人生，向我們所有人發出最嚴厲的拷問：當程序正義被踐踏，當無罪推定的基石被動搖，當刑求的陰影籠罩偵查，我們所依賴的司法，如何能承載公平與正義的重量？！」

他的聲音如同洪鐘大呂，敲打在每一個人的心頭。剛才還喧囂沸騰的現場，瞬間安靜了許多。很多人臉上的笑容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沉的反思和凝重。狂喜的浪潮退去，露出了沙灘下那深埋的、苦澀的礁石。遲來的正義，終究是遲到了。逝去的青春，破碎的家庭，永遠無法彌合的傷痕，都是這份正義無法償還的沉重代價。

「這個判決，不是終點！」律師代表繼續說道，語氣更加堅定，「它是一個起點！一個我們必須以此為鑑，痛定思痛，深刻反省，推動司法改革，完善制度，確保悲劇永不重演的起點！唯有如此，陳正宏先生、林志輝先生、黃國偉先生，以及所有在這場漫長噩夢中承受苦難的人們，他們的犧牲和等待，才不會被白白辜負！真相之光，才能照亮未來！」

「對！推動改革！」

「司法必須反省！」

「悲劇不能重演！」

人群中爆發出新的、更加理性的呼聲。口號聲此起彼伏，不再是單純的慶祝，而是充滿了對未來的期許和鞭策。

我站在這股新湧起的聲浪中，指尖在口袋裡，隔著褲袋的布料，一遍又一遍，無比清晰地描摹著筆記本扉頁上那七個字的輪廓：真、相、是、光、的、種、子。每一個筆畫，都彷彿帶著父親的體溫和無聲的囑託。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再次投向陳正宏。他依舊茫然地站在那裡，似乎被這巨大的轉折和周圍洶湧的聲浪沖擊得失去了方向感。他那雙渾濁的眼睛，此刻卻不再僅僅是空茫，在陽光的直射下，瞳孔深處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艱難地凝聚、掙扎，像深埋地底的種子在感知到地表溫度變化時，那微不可察的悸動。那是一種對「生」的本能渴望，在漫長的冰封之後，開始了極其緩慢的甦醒。

林志輝也終於動了。他不再死死地盯著虛空。他的頭顱緩緩地、極其艱難地轉動著，彷彿頸椎生了鏽。他的目光，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怯生生的探索，小心翼翼地掠過周圍一張張陌生的、充滿關切和善意的臉龐。那目光裡，有恐懼，有困惑，有難以置信，但最深處，那層包裹了他二十一年、厚如磐石的麻木硬殼，似乎終於裂開了一道細微的縫隙。他試圖理解眼前的一切，理解「自由」這個對他而言早已陌生的概念。

黃國偉則在律師代表的發言聲中，哭得更加不能自已。他蹲了下去，蜷縮在法警和聲援者構成的保護圈裡，肩膀劇烈地聳動，像個受盡委屈終於找到依靠的孩子。那壓抑了二十一年的痛苦、恐懼、屈辱，在此刻毫無保留地宣洩出來。眼淚，是他此刻唯一的語言。

看著他們，我心中翻湧的，不僅僅是見證歷史的激動，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酸楚和釋然交織的複雜情緒。我下意識地摸出錄音筆，關掉了開關。這一刻，我忽然覺得，再精妙的言語，也無法承載眼前這三位當事人身上所承載的萬分之一重量。他們的表情，他們的眼淚，他們那劫後餘生、無所適從的姿態，本身就是最震撼、最無聲的報導。我舉起了相機，不是為了搶新聞，而是作為一個歷史的記錄者，一個承諾的踐行者，一個父親未竟事業的繼承人，將這洗刷冤屈、重獲新生的瞬間，連同它所承載的無盡悲歡和反思，鄭重地定格。

快門按下的瞬間，鎂光燈閃爍，一片白光覆蓋了視野。在那強烈的光芒中，我彷彿看到父親張明哲的臉龐在虛空中浮現。他站在編輯部那扇永遠蒙著灰塵的舊窗戶旁，窗外是1992年夏天蔥蘢的榕樹。他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我，嘴角似乎噙著一絲淡淡的、如釋重負的笑意。那眼神，不再是當年的憂慮和凝重，而是穿透了二十一年的時光塵埃，帶著洞悉一切的澄澈與平靜。

光暈消散，父親的影像也隨之淡去。法院外的陽光依舊熾烈，人聲依舊鼎沸。我深吸了一口氣，那空氣中混雜著汗味、淚水的鹹澀和夏日塵土的氣息。我輕輕拍了拍鼓鼓囊囊的採訪包，裡面裝著記錄了這漫長過程的筆記、錄音和相機。然後，我轉身，沒有跟隨大流去圍堵當事人或追訪律師，而是默默地擠出喧囂依舊的人群。

陽光毫無遮攔地傾瀉下來，將我的影子拉得很長。我沿著記憶中的路線，穿過幾條漸漸安靜下來的街道，走向城市邊緣那座依山而建的墓園。午後的墓園寧靜得只有風吹過松柏的沙沙聲和間或的幾聲鳥鳴。一排排整齊的墓碑在陽光下靜默，像無數沉默的傾聽者。

我熟門熟路地走到墓園深處的一個位置。這裡視野開闊，可以俯瞰城市的一角。一塊黑色的花崗岩墓碑靜靜佇立，上面鑲嵌著父親張明哲的黑白照片。照片裡的父親，目光依舊銳利，彷彿仍在審視著這個世界。碑文很簡單：「張明哲先生之墓 一個追尋真相的記者」。

我在墓碑前緩緩蹲下，將一直緊緊攥在手中的那份還帶著印刷廠油墨氣息的《新聲日報》特刊，輕輕地、端正地擺放在墓碑前。特刊的頭版，是我親筆撰寫的長篇報導標題：「二十一年沉冤昭雪！陳正宏、林志輝、黃國偉無罪定讞！」副標題是：「吳宅血案終落幕，司法傷痕猶待癒合」。標題下方，正是今天在法院外拍攝的那張照片：陳正宏茫然望天，林志輝僵硬抬頭，黃國偉蹲地痛哭，背景是洶湧的人潮和閃爍的燈光。整個版面，充滿了歷史的沉重感和新生的衝擊力。

「爸，」我的聲音有些沙啞，在寂靜的墓園裡顯得格外清晰，「您看到了嗎？您當年……放不下的那個案子……結了。」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我停頓了一下，深深吸了口氣，山間帶著草木清香的空氣湧入肺腑。

「他們……自由了。」這四個字說出來，帶著千斤的重量，也帶著一種塵埃落定的釋然。我抬起頭，凝視著墓碑上父親那雙彷彿能洞穿人心的眼睛。「您當年的疑問，那把刀的問題……還有林志輝的傷……都清楚了。是錯的，爸，從一開始，就錯了。」我的聲音不大，卻字字清晰，像是在向父親做著最後的匯報，也像是在告慰他那顆始終未曾安息的靈魂。

山風吹過，拂動我額前汗濕的頭髮，也吹動了擺放在墓碑前那份報紙的邊角。紙張發出輕微的嘩啦聲，像一聲悠長的嘆息。陽光透過松柏的枝葉，灑下斑駁的光點，在黑色的墓碑和白色的報紙上跳躍著。

我從貼身的口袋裡，再次取出那個陪伴了我二十年的深棕色皮革筆記本。它靜靜地躺在我的掌心，皮革的紋理在陽光下清晰可見，邊角的磨損訴說著歲月的故事。我鄭重地翻開它，指尖輕輕拂過扉頁上父親留下的墨寶：「真相是光的種子」。那墨跡，歷經二十年歲月，依舊深沉有力。

翻過扉頁，後面是密密麻麻的記錄：父親當年留下的疑點、我的調查筆記、關鍵人物的聯繫方式、法庭審理的摘要、還有……在筆記本中間的幾頁，貼著幾份泛黃的剪報。那是父親生前最後幾年，除了「吳宅血案」之外，還零星關注過的幾樁他認為存在疑點、卻因種種原因未能深入調查的舊案剪影。這些剪報，像沉睡的種子，靜靜地躺在紙頁間。

我的指尖在這些舊剪報上停留了片刻，感受著紙張粗糙的質感。然後，我緩緩地合上了筆記本。深棕色的封面在午後明亮的陽光下，反射出一種溫潤而堅韌的光澤。那七個字——「真相是光的種子」——在光線的勾勒下，彷彿擁有了生命，在古老的皮革上輕輕跳躍、閃爍。

風聲，樹葉的沙沙聲，遠處城市模糊的脈動聲……所有的聲音都在這一刻匯聚，又彷彿在這一刻歸於寂靜。我將筆記本緊緊貼在心口，感受著它的溫度和重量。山風依舊，吹向遠方。

後記：種子與光

當鍵盤敲下最後一個句點，螢幕上「無罪」二字在視網膜上留下灼熱的印記，我，張介安，彷彿又回到了2012年那個濕熱的八月午後。高等法院外鼎沸的人聲、刺眼的鎂光燈、陳正宏、林志輝、黃國偉三人臉上那混合著巨大茫然與微弱生機的表情，還有口袋裡父親那本舊筆記本稜角分明的觸感，瞬間穿越時空，重新將我包圍。

這部中篇小說《以筆為鐮：父親的真相種子》，是基於一樁發生在台灣、歷經漫長二十一年才終獲平反的真實司法案件所改寫。為了敘事流暢與聚焦主題，書中人物姓名、部分團體名稱皆已化名處理，事件細節亦在尊重核心事實的前提下，進行了必要的文學性梳理與濃縮。然而，故事中那份對真相的執著、司法體系的沉重反思、當事人與其家屬所承受的無盡苦痛，以及一群懷抱信念者永不放棄的奔走，皆是那段真實歷史中，最令人動容也最發人深省的靈魂。

小說主角張介安，這個四十五歲的資深記者，承載了我對記者這份職業的深切理解與敬意。他接過父親張明哲未竟的筆記本，以二十年光陰見證一場遲來的正義，這條敘事軸線，不僅是虛構人物的成長軌跡，更是對所有在晦暗時刻仍堅守崗位、試圖點亮真相微光的無名記錄者，致上最深的禮讚。他們未必總能力挽狂瀾，但每一次鍥而不捨的追問，都可能成為撼動巨石的那枚關鍵種子。

「真相是光的種子」——父親扉頁上這七個字，是小說的核心隱喻，也是貫穿我創作過程的信念。真相的追尋，從來不是一蹴可幾的坦途。它需要時間萌芽，需要無數人用汗水、淚水，甚至生命去澆灌，更需要一個願意承認錯誤、勇於修正的體制土壤。陳正宏、林志輝、黃國偉（化名）三人失去的二十一年青春，是司法史上無法磨滅的傷痕，時刻提醒著我們程序正義的不可或缺，以及「無罪推定」這塊法治基石一旦鬆動，將帶來何等毀滅性的後果。

書中「司法公義促進會」所代表的民間力量，是黑暗中的另一束光。他們沒有公權力，卻憑藉著對人權的信念、對正義的堅持，以螞蟻雄兵之姿，一點一滴地撬動著看似堅不可摧的司法高牆。他們的努力證明，公民社會的覺醒與參與，是推動進步不可或缺的齒輪。

寫作過程中，我反覆咀嚼著「遲來的正義」這五個字的重量。正義終究降臨，值得欣慰；但其「遲來」，卻充滿了難以彌補的遺憾與代價。張介安在父親墓前擺下刊載平反消息的報紙，那一幕，是對逝者的告慰，是對生者的交代，更是對整個社會的無聲叩問：我們要如何避免下一個「遲來」？如何讓司法的光，來得更及時、更純粹？

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過去的沉痛故事。它更是一面鏡子，映照著我們對司法制度、人權保障的永恆檢視。當我們為書中人物的最終平反鬆一口氣時，更應思考，如何讓這用巨大代價換來的教訓，真正轉化為制度改革的動力，讓「真相是光的種子」能更快地破土而出，照亮每一個角落，避免悲劇重演。

感謝所有在真實歷史中為此案付出心力的人們，你們的堅持，讓絕望中看見了希望。也感謝閱讀這部小說的您，願我們都能記住這段歷史的重量，並在各自的位置上，成為守護真相與正義的一分力量。

光，需要被點亮，更需要被傳遞。

張介安 謹誌

2023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