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格斯朱薩克 偷書賊
📖 This article is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on Medium:
👉 [The Book Thief | Book Review | When Death Is the Narrator, Words Become the Last Refuge]
《偷書賊》是澳洲作家馬格斯·朱薩克的代表作。小說背景設於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由「死神」作為敘事者，以冷靜卻充滿人性化的語氣，見證一名小女孩莉賽爾在戰火中的成長與掙扎。 莉賽爾的身世十分坎坷：父母因為共產主義身份而遭到迫害，她與弟弟被迫送往慕尼黑近郊的寄養家庭。途中弟弟死在火車上，只剩下莉賽爾孤單抵達墨沁（Molching）。在天堂街上的新家中，她遇見養父母：刀子嘴豆腐心的羅莎，以及溫柔、善良的漢斯·修柏曼。 漢斯成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他不僅給予她家庭的溫暖，更用文字為她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莉賽爾第一次偷書，正是她與文字結下不解之緣的起點。隨著閱讀，她逐漸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與力量，也因此被稱為「偷書賊」。 故事的另一條線，是修柏曼一家冒著生命危險收留了一名猶太人——麥克斯·凡登堡。小小的地下室成了麥克斯與莉賽爾的庇護所，他們在黑暗中分享夢境、文字與希望。這份秘密，不僅是抵抗納粹的勇氣，也是莉賽爾心靈成長的催化劑。 在小說的尾聲，墨沁慘遭轟炸，整條天堂街化為廢墟。莉賽爾因為在地下室寫作而僥倖倖存——她用文字記錄自己的生命，也因文字獲得了生命。死亡在最後收起冷眼旁觀，留下對這個小女孩深刻的尊敬。☠二戰的人性與反人性
《偷書賊》是一部深刻的反戰小說，但朱薩克並沒有簡化歷史，不是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去描繪「正義」與「邪惡」。相反，他筆下的角色充滿複雜性與矛盾。 小說中的納粹軍官，並非一味扁平的惡棍。他們一方面能在街頭與居民談笑，顯得與常人無異；另一方面，卻能在面對猶太人時瞬間化身為冷酷的執行者，將殘忍合理化。這樣的「人性—反人性」反差，不僅揭露了體制如何腐蝕良知，也讓讀者不得不正視歷史的殘酷真相：邪惡往往不是來自怪物，而是普通人在特定時代下的選擇。在大時代的推波助瀾下，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惡的幫兇。
當納粹黨員看到莉賽爾受傷時，對她表示關心。
羅莎還在門口詢問來訪之目的，這名好心的黨員已經注意到莉賽爾。
「抓狂的足球員！」他哈哈大笑，「妳的膝蓋好點沒？」一般人想像不到納粹黨員開朗聒噪的模樣，但這個傢伙就是這副德性。他走進屋子，準備彎腰查看莉賽爾的傷口。
但是當漢斯遞給猶太老先生一片麵包時，納粹黨員就是完全不同的態度。
一名士兵馬上衝進人群，進入犯罪的現場。他仔細打量跪倒的老先生與爸爸，然後看看群眾。想了幾秒鐘之後，他自腰際取下鞭子，動手揮打。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莉賽爾與魯迪的單純。他們偷麵包分給行軍中的猶太人，冒險守護馬克斯的秘密。對孩子而言，政治立場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的人是否需要幫助。這份純真反而顯得最為珍貴。朱薩克透過孩子的善意，強調人性之光並不會完全被體制抹滅，並且這份人性的惡，是後天的環境造成的。
✧天堂街與地獄
莉賽爾的生活場景，是名為「天堂街」（Himmel Street）的一條小巷。白天，這裡是她和魯迪踢足球、偷東西、惡作劇的地方，是孩童日常的樂園；夜晚，空襲警報響起，所有人擠在地下避難所裡顫抖，天堂街就此化為煉獄。 這樣的空間設計，本身就是一種寓言：人類最自豪的「文明」隨時可能崩塌成「荒謬」。天堂與地獄並非兩個遙遠的境地，而是同一條街道在不同光影下的轉換。 而這種轉變並非一夕之間，而是緩慢滲透的過程。居民的孩子陸續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年輕人被徵召到史達林格勒前線；街頭逐漸出現更多穿著制服的德軍。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日常積累，正是戰爭最可怕的部分。天堂街不再只是天堂，它逐步顯露出戰爭的陰影，直到最終被徹底摧毀。
對於有錢的富家子弟，天堂街仍是個可以肆意玩樂的天堂，但是對於躲在地下室的麥克思而言，天堂街是個黯淡無光的地獄。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元首
「希特勒萬歲」是小說裡最常出現的口號之一。這不僅是政治正確的標誌，更滲透到居民的日常互動裡。孩子們、鄰居們，用這句話當作招呼語，就像是一種被強加的語言習慣。 然而，這句口號的頻繁出現，正好凸顯了「元首的無所不在」。對莉賽爾與魯迪來說，希特勒是遙不可及的存在，他們或許並不真正理解口號的含義，卻被迫在生活裡一次又一次複誦。這種「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矛盾，揭示了極權如何滲透到日常：它既是一個抽象的象徵，又是每個人無法逃避的現實。 而小說最後給出了一個更深的暗示：希特勒之所以能掌握德國，不只是因為軍隊與制度，而是因為「語言」。他用文字與演說操縱群眾，製造仇恨與恐懼；莉賽爾則用偷來的書與寫下的文字，默默建構另一種抵抗。這正是小說的核心主題：語言既可以是毀滅的工具，也可以是救贖的庇護。
✎語言與權力的悖論
在《偷書賊》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橋段：麥克斯在逃亡途中，靠著一本《我的奮鬥》藏身，書頁中夾著逃生的鑰匙。這裡的諷刺意味極其強烈——希特勒的文字，是導致麥克斯流亡的根源；然而正是這本書，在危險時刻掩護了他，成為他得以生存的工具。
這一幕揭示了語言與權力的雙重性。文字本身並不帶有善惡，它是中性的。但當文字被政治操弄時，它能煽動群眾、製造仇恨，甚至決定無數人的生死。希特勒的演說與著作，正是透過文字構築了一個毀滅性的世界觀。而朱薩克讓麥克斯「藏身於《我的奮鬥》裡」，無疑是最強烈的反諷：壓迫的符號，竟同時成為庇護的偽裝。
從文學角度看，這一情節也深化了小說的主題——「文字既可以是毀滅的武器，也可以是拯救的避難所。」馬克斯後來與莉賽爾在地下室的互動，正是這種力量的延伸：兩人以文字彼此守護，在戰爭的黑暗中築起一片心靈的安全地帶。
✤文字：柔軟而堅韌的反抗
《偷書賊》是一部關於二戰的小說，也是一首關於文字、記憶與人性的史詩。它提醒我們，歷史不是抽象的數據，而是具體的個體：在天堂街上踢球的孩子、在地下室寫故事的小女孩、在行軍途中偷得片刻呼吸的猶太人。 朱薩克沒有用血腥與暴力來放大戰爭的恐怖，而是透過文字的力量去描繪人性在極權下的掙扎。他筆下的死亡敘事者，不是冷酷的審判者，而是無奈卻富有同情的旁觀者，讓讀者更能從距離中感受悲劇。 最終，莉賽爾靠著文字倖存，她所偷來、所寫下的書，成為她與死亡抗衡的盾牌。這種隱喻，也呼應了閱讀本身的意義：書籍不能阻止戰爭，但能讓人在毀滅中找到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偷書賊》因此不只是一部戰爭小說，更是一封寫給讀者的信：在世界再度陷入黑暗的時刻，請不要忘記文字的力量。
與偷書賊莉賽爾一起發現文字的力量：點此購買《偷書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