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川普二度上台，自詡將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總統。但一夕數變的關稅戰與難以擺平的俄烏戰爭，使外界認為他恐怕只是虛張聲勢。雖然實施了精準打擊伊朗核設施與日本、歐盟讓步後締結了看似有利的關稅，但還是陸續傳出伊朗核設施並未完全清除，以及日、歐談判結果仍餘留諸如無拘束力的投資承諾與鋼鋁關稅的爭議。結果反而是使得談判展現強勢的石破內閣，獲取日本部分業界及公眾民意的肯定，暫時避免自民黨少數政權在敗選後掉入垃圾時間。歐洲的類似情況，則是經歷副總統萬斯（D.J. Vance）對布魯塞爾的斥責與關稅的威脅後，民調對美國的友好降至新低。這些「我川威武」的事蹟，恐進一步削弱華府在盟國的信用，使美國變成「魯莽而難以愛戴、無關而不足畏懼」（too brutal to love but too irrelevant to fear）的國家。支持川普路線的戰略強硬派見解認為，問題是對手崛起下美國需要「聚焦」（prioritization），盟友應能體諒。川普路線的另一主流—再偉大派（Maga）則認為盟友長年享受美國秩序與霸權，不僅搭便車是不可持久，也是不能容忍之事，且形成勾結民主黨進步派一起淘空美國資產、腐蝕美國價值的毒瘤。戰略派與偉大派在白宮並非水乳交融，但經過川普的整合，卻變成對手有所準備、盟友卻難以預期的、既非孤立主義卻反全球化的壞的超強（rogue superpower）。近期親共和黨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學者、前小布希政府國安官員沙克（Kori Schake）與澳洲前總理騰貝爾（Malcolm Turnbull）在美國《外交事務》發表的觀點，都對川普政策未來的問題，表達了類似的擔憂。
沙克題為「後美國世界的美國—無足輕重的國家」（Dispensable Nation: America in a Post-American World）試想川普主義者們相信，美國雖然差勁但盟友更恨中俄。又或者美國雖然自私，但盟國勢弱無法脫鉤美國保護；總之就是盟友沒有選擇。最壞的情況是盟友竟疏遠華府，只要美國「開源節流」，大不了獨善其身，仍是偉大。沙克認為這種想法過於天真，因為舉凡制衡中俄，或打擊伊斯蘭恐怖組織，盟友的支持都不可或缺，而支持的基礎不僅是共同利益的體認，還有雙方公眾的相互認同與信賴。
川普主義簡單粗暴地假設各國仰仗美國更多，所以可以恣意開帳單要求付費，將使各國對與美國的安全、貿易、貨幣、金融甚至科技的交往更加戒慎恐懼。美國對自身創建的諸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甚至北約等的疏遠，也正造成這些機構的領導層與其他西方參與者主動疏遠美國，嚴重削弱美國議程設定能力。
騰貝爾在「美國的盟友必須自救：如何收拾川普打壞的秩序」（America’s Allies Must Save Themselves: How to Pick Up the Pieces of the World Order Trump Is Breaking）一文中說得更為露骨，儘管並不比沙克悲觀。騰貝爾大約還是相信，後川普時期復興自由國際秩序還有希望，但現在已不能指望川普政權。他提出對川普主義憤怒、討伐、沮喪都無濟於事；現在「民主9國」（G-9）聯盟應該擔起川普丟棄的責任，英、法、德、意、澳、日、韓與歐盟可以團結起來。如能整軍經武，G-9在經貿與安全上有能力實現自主，並重振秩序的道德旗幟，或能逼迫美國重新省思自身的定位與價值。
誠如沙克所說，美國「自疑」與政策失誤造成實力與信譽衰退，川普時代並非首次。包括越戰、中東戰爭、次貸風暴，以往也有多次「霸權衰退」的危機。但過去的霸權危機是因決策錯誤，而非決策者自己有意為之、親手拆台。美國過去在手創的秩序享有特權並受到支持，成本不高而能與盟友共同獲益，原因也在於克制自我中心與自私自利，所以政策危機能在開放的體制加上軍事與金融霸權的優勢之上展現韌性，獲得克服。
就像孔子關於「足食、足兵、民信」古老的教訓，經濟與軍事失誤可以糾正，可預測的信譽一旦崩壞，則不易挽回。川普主義的冒險，或許是歷史上美國對自身制度與價值韌性的最嚴峻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