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2014/6/18
收於張登及(2014)。「推薦序：理性的總和？恐懼的總和？」John J.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臺北：麥田出版，頁11-16。
美國人不喜歡權力政治，所以公開的場合總是用自由主義與道德談論外交政策。但一關上門，菁英們必然滿口權力語言。在國際體系中，美國按現實主義邏輯辦事。…許多人時常批評美國言行不一，例如卡爾（按：E. H. Carl，一般認為是國際政治學與現代現實主義學派的創始者之一）便認為英語民族都有這種偽善偏好。（this kind of hypocrisy is a special and characteristic peculiarity of the Anglo-Saxon mind.）（實際上，）現實主義政策有時的確與自由主義的要求一致。這時，現實主義政策自然可用道德規範裝飾。例如二戰反法西斯與冷戰反共，其實都是奉行現實主義，但又剛好與自由主義理念一致，所以可以把政策當作意識型態推銷給大眾。但權力與利益也可能與自由理念衝突，這時就需要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出來講個與理念相匹配的荒誕故事。…例如二戰時美國要與蘇聯抗德，史達林也可以被說成「約瑟夫大叔」（Uncle Joseph）。《大國政治的悲劇》英文版，第26-27頁。
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以下簡稱《悲劇》）無疑已是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學最重要的專著之一。無論該書各項預言是否應驗，它勢將影響深遠。
許多臺灣讀者直到今年（2014）米爾斯海默在著名的智庫網站「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發表了「向臺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全文中譯收於本書附錄）專文才注意到他。而後或出於安慰、或出於沉著、或者無奈，臺美許多學者與政策研究者紛紛說米氏不過又發「書生之見」。此文上網之時，筆者正在華府。至少有兩個智庫的學者在會議中主動問道「讀了『向臺灣說再見』麼？」或許是尊重客人，對方很快就異口同聲地說：「又是書生之見，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但筆者聞之，實在是揣揣不安。於是在後面的會議，主動把「向臺灣說哈囉」（Say Hello to Taiwan）塞入講稿。但這樣勉強的應付，對於一個曾仔細拜讀《悲劇》的學生來講，實在是於心有愧。
《悲劇》的英文版首刊於2001年，簡體中文版很快就在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作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理論的信徒，米氏其實早在冷戰剛結束（1990年）就為文斷言「我們很快會懷念冷戰！」（“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發表於《大西洋月刊》）。在當時與後來至少十年，自由主義學派或歷史終結論者多半認為，這不過就是現實主義者愧對蘇聯瓦解所做的狡辯。等到911事件後，《悲劇》和另一本「不祥之書」—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1996年發行）才一起受到重視。與杭廷頓從「理念」預言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不同，米氏堅守結構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即物質主義的結構論）立場，預言崛起的中國與現狀霸主美國勢必難以共處。他也因此屢屢為文反對美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認為這些行動與美國國家利益嚴重衝突，讓中國有可乘「機遇」。
筆者記得中國大陸學界幾乎是立刻注意到《悲劇》一書。出於宣導「和平崛起」，北京的公開言論不免駁斥一番。但「一關上門」，《悲劇》與其他幾本中譯的西方理論大作（例如美國學者溫特闡述建構主義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立刻成為大陸國關學界當紅的讀本，米氏也數次受邀到多個中國名校舉行講座。像是銅人陣，要提倡「和平崛起」與「和諧世界」，米氏重兵正把守著中國不可迴避的一關。相形之下，《悲劇》的正體中文版與臺灣讀者實在是相見恨晚。不過既然中譯本已久經考驗，米氏又增補了原文最後一章，特別是2014年臺北與北京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新叉口；激情之餘，重讀《悲劇》一書又正當其時。
簡明、坦率、理性；冷酷、矛盾、激情是《悲劇》這本重量級著作的六項特點。
在國際政治學中，「簡明」向來是許多理論家推崇的重要原則。《悲劇》的第一章就符合這項原則，把結構現實主義宗師華爾志（Kenneth N. Waltz）用一本書講的道理以更直白簡鍊的方式說出。 「理性」據說是所有現實主義理論家奉為圭臬的倫理原則，因為唯有如此，「國家」才能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追求「國家利益」。而且米氏「冷酷」地直指「恐懼」（fears）才是國家在無政府國際體系中唯一永久共享的情感。換句話說，有「恐懼」的情感才是「理性」的；擁抱「信任」（或者相互依存、信心建立、集體安全、國際法、國際組織與制度或者建構主義者的「康德式國際社會」）而忘了害怕，那才真是「非理性」得愚蠢。「非理性」的話語當然可用來呼弄公眾，如同前面說到的「政治化妝師」。「一關上門」進入研究室或戰情室，就應該「理性」地堅守「坦率」的美德。《悲劇》的讀者們正可以從米氏用結構現實主義重構現代外交史的許多細節中，學習「理性、簡明、坦率」三種美德。
坦率得近乎冷酷，使得《悲劇》具有歷史上一切「決定論」（determinism）的缺點：如果物質「結構」已經簡明而理性地把握了大國宿命的攻勢，理論家又何必勸說呢？《悲劇》奉行結構現實主義，並把「恐懼」邏輯推至極致以使理論更「簡明」，則不僅「小國」只能「彼此互道再見」，勢必追逐「區域霸權」的大國們也只有走上「悲劇」這條死路，這無疑是米氏論述矛盾與弔詭之處。
所幸《悲劇》引進了「地緣政治」補充古典意義下的體系「結構」（有時也稱為「權力分佈」，distribution of power），使得美國這個世界地緣大棋盤上唯一獨居兩洋之中的「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比只能相互殘殺的陸權大國們更加理性。這個主張看似冷酷，其實不啻是唯物主義版的美國例外論或「天賦使命論」（the manifest destiny）：（1）歐亞大陸必無休止地相互攻伐；（2）海權美國卸責德法、德俄、中俄、日中、中印、英歐、俄日在歐亞大陸及其邊緣相互制衡；（3）其他「小國」則視情況「請坐」或「再見」。讀了這種國際政治史，體察《悲劇》用「結構」而非什麼「民主和平論」之類的道德價值去證明美國必將保衛全球均勢，美國與一切大小國家的讀者能沒有一點激情？筆者認為，以「冷酷」的話語剋制理論必然蘊含的矛盾和歷史必然帶有的偶然，正是米氏論述精彩、激情之所在，也是本書展現「人性」之所在。
《悲劇》問世十餘年來，國際政治學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解構論、後實證論的批判、反思不計其數。正所謂譽之所至，謗亦隨之。筆者無意另行列舉對《悲劇》的批評，因為尋找理論的缺口應該是讀者自己去玩味的事。筆者自己的一點體會是，「理性的總和」與「恐懼的總和」是《悲劇》這個銅板的一體兩面。至於是不是「臺灣很快會懷念冷戰？」又可以是另一個故事。
張登及 甲午年於臺灣大學徐州路法學院院區
[1] 「向臺灣說再見」一文又極致簡明，想走「捷徑」練功的讀者可以先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