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權力大師對美國世紀的最後一嘆(報社改標)
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全球國際關係學界應該沒有人比甫辭世的哈佛學者奈伊（Joseph Nye），更有資格談論「美國世紀」（Century of America）的命運了。如果是俄國、中國或者是西方左派學者談及「美國霸權終結」，一定被認為是「反西方」、「唱衰民主」、「認知作戰」。但奈伊對這個問題已不是第一次發言；他在過世前與老同事基歐漢（Robert Keohane）聯名，身後發表於《外交事務》的「漫長美國世紀的結束—川普與美國權力的根源」，總不該也被認為是自由派勾結中、俄，「懷疑」美國。這位大師的反覆警告，值得認真對待。多數人熟知奈伊，是因為他在90年代創造了「軟權力」（soft power）概念。他認為國家若善用以文化、制度吸引力為基礎的軟權力，將比只訴諸「實力說話」—軍事和經濟硬權力，更事半功倍。但軟權力之所以在全球化時代更能施展，關鍵在奈伊與基歐漢於冷戰結束前的80年代，就先看見這個世界「複雜相互依賴」的事實。由於國力與資源不均，全球化互賴從來就是不對稱、不平衡的。所以奈伊與基歐漢當時就舉石油危機為例，說明它雖即時衝擊美日市場，但長期而言，缺油的日本「易損性」（vulnerability）會更大。
當年美蘇冷戰，互賴度低，軟權力對彼此都是鞭長莫及。基歐漢還曾在80年代安撫讀者，說即便美國硬權力衰退，「後霸權時代」美式規則還會屹立不搖，因為熟悉規則已經降低各國「交易成本」，哪國不搭便車，只是損人害己。冷戰後美國獨霸，享有最優位的科技創新與國際規則話語權，全球互賴越高，美國軟權力空間與規則的效果就越大。如兩人此篇最後聯名證言，美國其實正是互賴體系與國際秩序最大的受益者。
從這個角度回溯可以瞭解，為什麼奈伊從川普1.0起就反覆叨念「美國霸權興衰」、「活在美國世紀」的問題，而且總是在悲觀與審慎樂觀之間猶豫不決。他早在歐巴馬總統末期就出版了《美國世紀結束了嗎？》10年前他樂觀認為「美國世紀」應該能繼續，但已經警告挑戰將來自國內問題。4年後川普單邊主義震驚盟友，他在威爾遜總統贏得一戰百年之際發表「美國霸權的興衰」，吹哨警告世人，華府正邁入「反威爾遜時刻」。拜登任期結束前，他在2024年出版了《活在美國世紀》的回憶錄。當時「換拜」與賀錦麗上場敗陣還沒發生，奈伊表示對美國世紀「審慎樂觀」。但一年後川普2.0一上台，他又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川普與美國軟權力的終結」，指出地產商出身的川總，老是抱怨他人「搭便車」、佔美國便宜，其實根本不懂「開車」決定方向，才是最大受益者。緊接著就是這篇與老友基歐漢最後一次同台、標題不帶問號的短文，似乎是以「定論」的口氣，對他的國家發出最後的呼籲。
如同早前，兩人都認同複雜互賴下，制訂規則並以信用執行它的霸權，可以創造和擴大「不對稱互賴」，同時增進規則的正當性，降低執行規則、獲取收益的成本。但現在川普主義者們無視美國「開車」收益最大、但國內分配不均的事實，簡化曲解外國貨貿順差就是剝削美國工人，看似正在用不對稱互賴當槓桿，藉由他國單向依賴美國的更高「敏感度」與「易損性」，以關稅逼迫各國就範，屢試不爽。
短期而言，一些國家在市場與安全方面依賴美國，可能只好「無條件投降」，整個「交易」的過程還可能讓川普自己的利益相關方撈上一筆。但長期而言，川普主義自己摧毀美國催生並駕駛的全球化，同時也正在降低他國對美國行為的敏感度、易損性甚至信賴感，更不用說他的濫權，也嚴重削弱美國作為自由主義燈塔的地位。兩位自由主義國關理論的老兵最後一嘆，川普主義恐怕不只是使美國地位下行，而是下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