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迴避武力（迴避軍事衝突）」戰略的演變，對其「烏克蘭」戰爭決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對「非軍事」和「間接軍事」手段的過度自信，以及對衝突性質的錯誤預判。這項戰略的演變可以追溯到蘇聯解體後，數十年來俄羅斯軍事思想的發展。
1. 「迴避武力」戰略的定義與演變階段
俄羅斯的「迴避武力」戰略旨在避免直接的武裝衝突，而是通過「非軍事」和「間接軍事」手段來達成政治目標。這種戰略的理論認為，武裝衝突的比重和流血程度可以顯著減少。這項戰略的演變可分為四個主要階段：
2004-2014年：避免國家間軍事衝突
俄羅斯主要透過「非軍事」壓力來實現其在烏克蘭的政治目標。
2014-2021年：全面「間接戰略」（「混合戰爭」階段）
「混合戰爭」被定義為在不發動傳統軍事行動的情況下，利用政治、外交、資訊、宣傳、金融、經濟和協調的軍事措施，來從他國領土上分離一部分。這包括部署特種作戰部隊、準軍事部隊、非正規武裝組織、戰略威懾以及隱蔽的直接軍事支援（如火砲、裝甲車）。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時期的「小綠人」
Bartoš上校指出，「混合戰爭」旨在耗盡受害國，涉及廣泛的秘密行動，透過製造「邊境衝突」、大規模演習、部署不穩定武器系統以及利用「第五縱隊」和特工網路，刻意對國家的軍事安全領域造成影響，迫使對方進行昂貴且耗盡資源的軍事開支。
在「頓巴斯」和「克里米亞」，這種間接戰略取得了實際成功。莫斯科部署了各種影響、施壓和行動工具，這些工具處於國家間武裝衝突的門檻之下，包括「情報、經濟、外交、政治、網路、文化或顛覆手段」，特種部隊和準軍事組織（包括私人軍事組織），非正規武裝部隊，戰略威懾，以及隱藏的軍事支援。
「明斯克」第二協議（2015年）被視為俄羅斯這一戰略的巔峰，因為它允許莫斯科控制烏克蘭未來的政治戰略走向。克里米亞「不流血」的特殊行動，讓俄羅斯軍事理論家感到鼓舞，他們認為這開啟了「確保國家安全的新時代」。
頓巴斯(Donbas)戰爭
然而，八年後，烏克蘭並未回到俄羅斯的懷抱，這表明全面間接戰略（「混合戰爭」）的失敗，促使莫斯科採取新的舉措。
2021年初-2022年2月24日：「威脅期」
此階段被解讀為主動「戰略威懾」。其目的有二：
1. 通過威脅取得「讓步」，避免與烏克蘭發生國家間武裝衝突。
2. 在戰爭的「初始階段」，欺騙、轉移注意力、破壞穩定、威懾西方使其不介入，並削弱烏克蘭的抵抗意志，使其迅速在武裝攻勢下屈服。
威脅與示威行動：
這段時期充滿了積極、威脅性和破壞性的言論和行動，例如普丁在2021年7月發表否認烏克蘭國家存在的文章，以及白俄羅斯在2021年10-11月策劃的移民危機。俄羅斯還在烏克蘭邊境和克里米亞進行了大規模軍事演習和兵力部署。
外交提議與「最後通牒」：
莫斯科提出外交建議，並向美國和北約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北約停止東擴並將部隊撤回1997年5月27日的位置，旨在引發西方內部分歧，並期望其對烏克蘭（遵守明斯克協議）和北約的要求得到滿足。
雙重意圖的戰略威懾：
這段時期可被視為戰爭的初始階段，旨在為突然、有限、短暫且決定性的軍事攻勢做準備，其目標是：1) 阻止西方國家積極干預；2) 說服俄羅斯和外國輿論，莫斯科必須對抗「納粹」烏克蘭；3) 削弱基輔的抵抗意志。
俄羅斯軍事思想家長期以來，一直將這種主動和進攻性的戰略「威懾」理論化，包括軍事演習、部隊展示、「戰爭威脅警告」和發出「最後通牒」，甚至暗示在必要時可動用武力（包括核武器）。
2022年2月24日：「特殊軍事行動」
這是「直接武裝」階段，但其最初的入侵計畫仍然過度依賴「迴避武力」理論的有效性。這項理論不僅指避免國家間武裝衝突，也包括在戰爭中大量使用「非軍事」和「間接軍事」手段，輔以簡短而決定性的戰鬥行動。
2. 對「烏克蘭」戰爭決策的影響
俄羅斯「迴避武力」戰略的演變，深刻影響了其對烏克蘭戰爭的決策，導致了以下結果：
對「迴避武力」手段的嚴重高估
莫斯科不僅高估了「非軍事」和「間接軍事」手段在實現決定性政治目標方面的能力，也高估了其有效運用這些手段的能力。
這種「迴避武力」的思維，植根於俄羅斯三十年來的軍事認識論反思、對西方學說和戰略的觀察，以及對世界和俄羅斯的獨特看法。
俄羅斯軍事理論認為，「非軍事」措施將變得普遍不對稱和顛覆性，能夠「不使用軍事力量解決局勢」。軍事力量僅在非軍事手段無法達到目標時，作為最後手段使用。
俄羅斯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Gerasimov）在2019年闡明，經濟、政治、外交、資訊壓力和軍事力量展示，被積極利用來增強「非軍事」措施的效力。只有當非軍事手段無法達成預期目標時，才會使用軍事力量。
Zarudnickij將軍在2021年提到「行為戰爭」、「代理人戰爭」、「非國家組織」、「灰色地帶」和「不確定性戰略」等新概念，並強調「資訊對抗」在現代戰爭中的核心地位，尤其是在其「心理顛覆性」破壞方面。他指出，未來的衝突中「非軍事」手段將普遍變得不對稱和顛覆性，並能夠「不使用軍事力量來解決問題」。
謝爾詹托夫（Seržantov）和斯莫洛維（Smolovyj）將軍在2021年構建了「八階段」戰爭模型，其中最初的階段（1-4）依賴於「非軍事」和顛覆性手段，只有當這些手段未能達成目標時，才會在後續階段（5-8）部署武裝衝突手段。這包括了準備有利條件、誤導與虛假資訊、恐嚇與腐蝕高官、社會不穩定與顛覆活動，隨後才是封鎖、精確打擊、全面入侵和建立新政府。
「特殊軍事行動」初期計畫的失敗
俄羅斯最初的「特殊軍事行動」計畫，嚴重依賴對烏克蘭內部政治和軍事精英的腐敗、勒索、欺騙和威脅，以期待從「內部」瓦解烏克蘭國家。然而，俄羅斯在烏克蘭龐大的「顛覆網絡」被證明是脆弱和失敗的。
俄羅斯也依賴其長期進行的心理資訊準備，和數月前準備好的網路行動，但烏克蘭民眾對俄軍的明顯抵制，和西方輿論的廣泛支持，暴露了這些準備的效力不足。
行動的主要目標是迅速包圍「基輔」，通過空降部隊佔領機場，然後迫使政府投降或瓦解。特種部隊甚至計畫捕獲並暗殺澤倫斯基及其家人，並扶植親俄傀儡政府。
然而，這些計畫均告失敗：空降部隊未能佔領機場，烏克蘭領導層沒有崩潰，刺殺澤倫斯基的行動也未能成功。
俄羅斯部署的軍事資源，包括有限的精確打擊、不足且混亂的「地面部隊」以及微薄的後勤支援，都反映了「特殊軍事行動」計畫的天真。
意想不到的「衝突升級」
由於「初期計畫」的迅速失敗，以及巨大的人員和物資損失，莫斯科被迫修訂其策略，加強常規軍事行動，增加部隊數量並進行更為大規模、系統且不加區分的轟炸。
「特殊軍事行動」迅速轉變為一場「高強度」戰爭，這與理論和學說所偏愛的、以及2008年軍事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馳。
這種「意想不到」的轉變，也暴露了「俄羅斯軍隊」的許多功能障礙，因為俄軍原本是為「短暫」而激烈的戰爭而優化，而非為了沒有動員的重大常規衝突做準備。
「決策層」的認知偏差
這次失敗的初始計畫是軍事政治領導層受「迴避武力」戰略影響的結果。克里姆林宮依賴有缺陷的「情報」，並在面對可靠情報時，仍然意識到偏愛其信念。
俄羅斯軍事政治精英有「誇大威脅」的歷史傾向，並傾向於製造挑戰和敵人。他們認為2021年對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安全來說都極為危險，西方在烏克蘭的軍事活動不斷加劇。
同時，他們也認為2021年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時機」，尤其是在美國總統拜登當選，和阿富汗撤軍之後，這被解讀為「單極」世界秩序即將崩潰的跡象。這種雙重信念——西方敵意增加與可利用的「時機」——解釋了莫斯科實施大規模戰略威懾的幅度。 這種「迴避武力」戰略的演變，最終導致了原先旨在避免大規模衝突的行動，卻演變成了一場代價高昂的高強度戰爭，這是「迴避武力」趨勢的異向發展。
結語
俄羅斯「迴避武力」戰略的演變，使其決策者過度依賴「非軍事」和「間接軍事」手段，並錯誤地判斷了烏克蘭和西方的抵抗意志。這種根深蒂固的戰略傾向，雖然在過去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在「烏克蘭」戰爭中卻導致了初始計畫的徹底失敗，並最終迫使俄羅斯捲入了一場，其未充分準備的高強度常規戰爭。這也反映了俄羅斯軍事政治精英，在對威脅的認知，和戰略時機判斷上的長期偏差。
參考書目： Minic, Dimitri. “Chapitre 7. Guerre en Ukraine l’obsession fatale du contournement de la lutte armée.” Pensée et culture stratégiques russes.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