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傳說時期（奧里戈曆 1–2182）
第一節 傳說時期的無史之史
歷史學家總是把文明史想得很巨大，但是任何一個文明，在其起源處，至少有一件事和個人是一樣的。我們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知道他們的父母是誰，而我們的祖父母，對於前代的知識又會比我們回溯得更久遠——但是，沒有一個家庭能夠追溯到自己最早的開始。
也因此，關於「最初」的問題，從來不是用答案拆封的，而是用方法逼近的。傳說時期正處在這樣的灰帶：既不是神話的純光，也還未進入文字的銳利。當我們在奧里戈曆 1–2182 年這段長長的影帶中摸索，我們能依靠的不是碑銘和法典，而是三條並行的細線——一條是伊德拉斯的《時序之書》留下的敘事節拍；一條是伊魯・阿特里安的《風行集》所記錄的口傳故事與人間場景；另一條，則是女神時期中期考古層累裡那些耐心的物證。前者像心跳，告訴我們「世界如何呼吸」；中者像氣息，告訴我們「人如何生活」；後者像骨相，告訴我們「身體如何站立」。本章的任務，不是向讀者宣告某個完美的起點，而是把這三條線拴在一起，讓我們不致在黑暗中迷路。
傳說時期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不上書、但有秩序」的生活場景。沒有字，於是人們把訊息綁在身體和地景上：角與鼓的節拍、火與煙的節點、堆石的層數、會期的舞步——這些就是前文字的通訊協議。當《時序之書》說某一「循環」裡風與水立誓，我們在地面上對照到的，往往是可反覆實作的規則：渡口上游三塊預警石、山口與谷地對應的雙火信號、避難臺上預留的一口空鍋。它們不發光，卻一次次在危急時刻把人聚攏。伊魯・阿特里安在《風行集》中以故事的形式保留了這些細節：他筆下的〈伊姆拉的黑風〉、〈錯把會期當停戰〉與〈索倫的三塊石〉，讓我們得以窺見那些「在秩序形成之前，人已懂得合作」的時刻。
生計的面貌是混雜的。漁獵與採集尚未退場，早期栽培和引水開始露頭；季節像齒輪，推著人群在高地、谷地、水畔之間轉場。經濟不是市場擺出的價格，而是互信換出的路：乾魚遇上鹽，獸皮遇上穀粒，遠處來的羽飾和近處燒的陶在會期同層出土。初步冶煉出現但並不壟斷任何人——熔坑邊的坩堝渣多半與宴飲層、修壩層交疊，提醒我們：技術被吸納為公共勞動的一部分，而非權力的起點。
政治不以頭銜為核心，而以節律治理為核心。誰能在洪水季整合信號、調度道路、分配食與火，誰就在那個季節被聽見；到了豐收與會期，權威隨贈禮與競技轉手，衝突在固定節點被可見的規則化解。這種流動的權威，與其說是統治，不如說是維持節奏的技藝。考古學語言裡，我們在山口見到連續疊石堆與踏腳列，在河谷見到引水溝與小壩的維修疊層，在高地見到環形木柱洞與火塘重燒灰——它們拼接起來，就是一張低密度、多節點的治理網。
社會的黏著力也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寫在一起完成過的事上：共同作業的記憶取代了契約。一起修過壩、曬過魚、撤過難的人，下一次更快彼此信任。這樣的記憶是身體性的：工具的拋光痕、舞場的踩踏層、拖舟溝的重開痕，都像是刻在土地上的「簽名」。在沒有法條的地方，人們仍然知道「該怎麼辦」——因為身體記得，地景也記得。《風行集》記錄的那些口耳流傳的「人間段落」，正是這種記憶的文學形式：它們讓節奏變成故事，也讓故事成為一種教誨。
方法上，我們不要求《時序之書》替我們證明神學命題，也不將《風行集》視為浪漫化的小說。前者是節拍器，後者是回音筒：用伊德拉斯的十六循環去尋找可被挖到的行動骨架，再用阿特里安的故事觀察人群的倫理節奏，最後以器物群與地貌節律回頭校正兩者是否被文學化得太整齊。能對得上，就把它寫進本章的骨架；對不上，就保持沉默或並列多重假說。這是對傳說時期最基本的尊重：我們承認它不完整，於是用可重現的勞動與可追蹤的路徑，替它補上一點點輪廓。
讀到這裡，讀者應該能感覺到：傳說時期不是原始，而是另一種成熟——一種把秩序交給節奏、把記憶交給路的成熟。等我們轉入後面的四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你會看到更多具體的拼圖——會期的音律如何成為跨聚落的召集令；三塊預警石如何把撤離次序刻進河床；半地穴穀倉如何在旱季之前悄悄加高一層；以及為何在沒有任何字的時代，人們仍然不會迷路。這不是懷舊，而是研究：我們不尋找文明的第一句話，我們尋找文明最早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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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論傳說時代的社會特徵以前，我們要先了解一下主要的史料來源：《時序之書》、《風行集》以及後世的考古學。
伊德拉斯生活在阿瑪斯文明中期，一個知識階層正從祭儀走向理性辯論的時代。《時序之書》成於阿瑪斯曆四百二十九年，那時的伊德拉斯約四十歲。若往前推算，他出生在「阿瑪斯尚未自覺其為文明」的世代，年少時仍經歷過吟誦與口傳支配的世界；而他晚年離世時，阿瑪斯城已出現了學派的雛形、神學院的筆札，以及早期的祭詞記錄制度。這讓他成為兩個世界的過渡者——既記得聲音的節奏，也學會了文字的秩序。
他的寫作背景是多神信仰的爭論。當時的阿瑪斯諸城祭司與學士之間流行一種新思潮：「同源之辯」。他們嘗試以理性推論解釋三十六神的關係，認為諸神或許來自同一原靈，只因時與地的差異而各自分化。然而，辯論越久，分歧反而越多——哲學家以詞定義神，祭司以儀守護神，而學者們則陷於語言與象徵的迷宮之中。伊德拉斯對這種「從上而下」的抽象演繹保持距離，他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以「田野追索」代替「神學推理」。
他離開阿瑪斯的石階與殿堂，行遍周邊的城邦與部落，親眼觀察神的形象在人間的樣貌：
> 東至伊瓦之湖，觀魚簗與曬架；
> 南抵費里亞之平衍，聽春會之歌若鼓若角；
> 西入德拉之嶺，見地火之穴與鎔渣之黑；
> 北登薩塔爾之脊，望守夜之火相望如星。
這段旅程後來成為《時序之書》的骨幹。他以「十六循環」為結構，每一循環象徵世界的呼吸與變化：從卡斯托創世的衡律開始，到諸神立約、爭權、退隱，最後以「神不再行於地上」作結。雖然主旨是神祇間的系譜與親緣，但在行文間，他不斷記下人間的痕跡——村落的聚散、季節的節奏、通道的規範、冶金與祭歌的誕生。於是，《時序之書》在無意之間，成為我們今日理解傳說時期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第一手觀察記錄。
而伊魯・阿特里安與他的《風行集》則延續了這條觀察之路，卻將筆觸轉向了人。伊德拉斯觀測的是秩序的誕生，而阿特里安記錄的是秩序之中的人——那些守夜者、會期的樂師、立石的農夫、迷路又回家的孩子。《風行集》成於阿瑪斯曆五百五十三年，距《時序之書》問世已有一百餘年。那時三十六殿辯論已落幕，同源論正逐漸成為共識，社會在理性與懷舊之間尋求平衡。阿特里安以故事為語言，將口耳相傳的節奏化為可書寫的文句，使神與人共居的日常被記錄下來。後世文學史家稱這一時刻為「阿瑪斯語言的第二次誕生」。
伊德拉斯與阿特里安的作品，共同構成傳說時期的「人文層」：一者以理性追索神的秩序，一者以故事記錄人的節奏。與之並行的，則是女神時期中期的考古學，它在大地的層序裡復原這兩者的共振。這三種史料的交會，使我們得以看見傳說時期的立體輪廓——既有神話的時間，也有人的聲音，還有土地的證言。
伊德拉斯與《時序之書》的重要性，還延伸到更遙遠的未來。女神時期的史家們在聖恩曆一百八十四年出土〈八百年古卷〉後，便以《時序之書》為節拍，將伊德拉斯的循環與古卷中的紀年對照，推算出「創世之始」，並據此訂定奧里戈曆元年。換言之，我們今日所使用的紀年體系，正是從伊德拉斯那條時間的呼吸線條上誕生的。
然而，我們也必須謹記，女神時期的學者們或許把伊德拉斯的「百年一循環」理解得太過字面化。那可能是一種文學的節奏，而非精確的曆法。即便如此，當我們比對《時序之書》對社會形貌的描寫與考古出土的實物證據，二者仍以令人驚訝的一致性對話。這提醒我們，雖然無法確知文明發展的紀年，但至少能描繪出傳說時期的社會結構與發展進程——那是一個沒有文字，卻開始記錄；沒有國家，卻已知秩序的時代。
與《時序之書》及《風行集》並列為傳說時期研究支柱的，是女神時期中期的考古學。這門學問最初並非為了追溯上古，而是教會實務的延伸。自女神中期起，聖恩文庫在帝國各地建立檔案分室，用以蒐集聖像、舊祀具與廢寺遺構，以確立女神信仰在地方的正統系譜。起初這只是神學上的工作，但隨著地方主祭與學院書記開始對出土器物的來源與層序產生興趣，「遺跡研究」逐漸脫離純粹的教會史，成為一種新的實證學。
到了女神中期，奧里克城與費洛高地的兩個學派正式提出「層序可讀」的概念——認為地層的重疊關係可反映時間的先後，器物的共現組合則可顯示社會活動的性質。這一理論的確立，使考古工作從祕蹟蒐集轉向系統記錄。最初的調查以「會期場」「通道節點」「避難臺」三類遺址為主，這些地點因使用頻率高、沉積重複、器物多樣，成為研究傳說時期最重要的窗口。
考古學者通常將出土資料分為三種層級：
第一類是**地貌層與建構痕跡**——堆石、火塘、引水溝、梯田牆、曬魚架、拖舟溝等，顯示了人群如何改造環境。
第二類是**器物層**——磨盤、甕、角號、鐮刀、坩堝、冶渣、石模與樂器等，這些物件的製作與使用痕可對應《時序之書》所述的生計與儀式活動。
第三類是**微痕層與殘留物**——灰燼、脂質、草木灰、植物矽體、貝粉與金屬微渣，用以復原火候、飲食、燃料與早期冶煉技術。
方法上，女神中期考古學不使用現代測年技術，而以「型式學」與「沉積節律」作為時間判定的主要手段。學者會根據洪氾與旱季循環的交替層，重建遺址使用的節奏；再以器物樣式與共現頻率建立相對年代。這種方法論既延續了阿瑪斯的實證精神，又避免過度依賴難以驗證的數據模型，符合當時「理性可自證」的學術原則。
隨著調查的深入，人們發現《時序之書》中所描繪的許多行動骨架——避災路徑、會期集會、修壩、熔坑、祭歌場——都能在地層與器物分布中找到對應的痕跡。由此，傳說時期不再只是文學中的「前文明」，而是一個可以透過遺跡追索的歷史階段。奧里克史學院的學者形容這場發現為「大地回聲」：大地以沉默的層序，回覆了伊德拉斯筆下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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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時期的研究建立在三組交錯的史料之上：其一，是古代時期伊德拉斯所編纂的《時序之書》，它以神話的形式保留了最早的人類行動記憶；其二，是女神初期史官與曆官依據《時序之書》與〈八百年古卷〉推算創世之年、制定奧里戈曆的紀錄，使傳說的節奏被轉化為時間的制度；其三，是女神時期中期的考古學，在地層、器物與微痕之中重建了那個「尚無文字卻已懂秩序」的世界。這三條脈絡，一條是傳說的語言，一條是理性的計數，一條是土地的記憶，共同織成了我們理解傳說時期的知識網。
然而，歷史的弔詭也潛伏其中。女神時期的考古學原本是為了回溯信仰的根源，證明文明的連續；但當他們在最深的層位中發現嗎哪語符文，並以語言學的訓詁方式加以解讀時，他們並不知道，這一行為將開啟新的紀元。那是理性第一次觸及了創造的力量——以為在說明神，卻在重新製造神跡。於是，考古學完成了它自身的悖論：在追溯起源的那一刻，創造了未來；在尋找最初文明的同時，也終結了自己所屬的時代。
或許正因如此，傳說時期的研究始終帶著一種詩意的警醒。每一次我們將鋤鏟插入土地，以為在還原歷史，其實都在重新書寫文明。歷史不僅是回望的鏡，也是前行的火——我們從廢墟中挖出的，不只是過去的聲音，更是下一次呼吸的方向。
